一位十年强硬改革，为大明继续续命的铁腕政治家，也是万历的首辅，张居正是个拉仇恨的人。但他的风采，哪怕是恨他入骨的政敌都要竖大拇指。这位面如冠玉的大明首辅，平时一直是华衣示人，举止投足更是风采士族。简单几句话就能说出问题的关键。但就是这样一位优雅男神，一生干净利落，却也有不顾神采撂狠话的时候。
虽说是狠话说的话糙理不糙，字字戳中重点，说出国家命运。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假如万历皇帝能好好品味张居正这番话，最后大明朝至于最后落个上吊亡国的下场。
张居正常年沉浮在宦海中。说起人生哪段日子是最难忘的，恐怕就是初入仕途的时候，平淡如一的嘉靖年。尽管他后来位居首辅之位，声势浩荡的实行改革大业之时，仍对平平淡淡十年前嘉靖年的国事历历在目。在自己给福建巡抚私人书信中，写过自己的回忆：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有命，此时景象，有异于汉唐末世乎。大概意思是说，当年在嘉靖治理下的明朝，差点就与唐朝一般亡国呀。最触目惊心的就是这十六个字：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有命。这十六字可谓是描述了嘉靖年间的景象，商品经济的告诉法阵，资本萌芽的兴起催生朝廷的腐败。奸臣严嵩当道，连选官都变成了买卖交易，官位明码实价的当生意做。由此贫富差距更大，导致物价上涨，百姓更是举步艰难。而这样的嘉靖朝竟然还能艰难维系下来，只能感叹幸运。
也是这段刻肌刻骨的记忆，让张居正坚持下来长年累月的坚持改革，尤其是廉政方面。就连当时世袭爵位的沐氏都被他抓到京城法办，十年反贪从未放松。依照朝鲜使者的记录，万历三年，基本上每一期的明朝邸报上都会公布大批贪腐案情。几个月间，被张居正惩治的贪官污吏就有近百人。这使万历中兴时期有着大批高效廉洁的政风。
在张居正撒手离世后，将张居正清算了的万历皇帝很快也做了甩手掌柜。曾经“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的局势很快卷土重来。万历后期，明王朝的腐败更加严重了，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李自成打进北京后，从大小官员家搜出的银两就七千万两。
嘉靖驾崩后，伤时感事的张居正在隆庆年间成功入阁。却发现一个比之前贪腐更悲催的事实，就是“懒”。张居正初入内阁时，对这种懒癌的描述是这样，哪怕是多关系的国家大事，上到十万火急的军事，下到国计民生的琐事，内阁成公文发下来后，六部依旧是踢皮球。可怜张居正在内阁劳形苦心，整日收复公文。一些陈年公务甚至拖了十几年，即使在皇上下诏催问下，也都被稀里糊涂的混了过去。满腔愤恨的张居正在自己的《陈情疏》中发出了咆哮：“繁称文辞，天下不治，口蔽耳聋，不见成功”。可怕的是大清朝的懒癌已经深入骨髓了，满朝文武近两万五千人，都是这样磨洋工，大明朝怎能得了。满腔愤情的张居正在大权在握后立即将“考成法”呼啸出手，制定了严格的考勤，政务必须完成，不然就降职，直到没有官让你做就辞退。满朝官场顿时光单冗官就淘汰了四成左右。京城无用的官职更是削掉了一百多。层层严格的“考成法”，真叫全国官员打哆嗦，只能撸起袖子老老实实的办事。曾经低效的明朝突然焕然一新。
然而张居正这一番苦心显然年少的万历皇帝不懂。在张居正骨肉未寒的情况下，万历皇帝就着手增添岗位，官员更是扩编，京城职位一下增加了139个。打着宽厚的旗号连“考成法”夜一并废除。从万历皇帝23岁甩手不上朝后，明朝的懒癌更是懒入骨髓。十七世纪萨尔浒战前，明军已多年未向军队供应过弹药火器。昔日强悍的明朝军队，早已歇菜许久，再也不是那个金戈铁马的帝国了。崇祯年间，明朝的懒癌更是习以为常的无下限，以至于崇祯上吊前还在哀叹“诸臣误我”。如果早一点明白张居正的话和举动，明朝或许最后结局不至于如此。
张居正的人生中也是很少有说话刺人的时刻，那什么人在张居正眼里能到畜生都不如的地步。那就是明朝上号称正义的言官。
明朝隆庆年间，终于在张居正主持的军务下取得了国防的成绩。常年滋扰明朝边境的东部蒙古可汗阿勒坦，在明朝多年打击下终于向明朝臣服。如此利国利民的大事，传到朝中简直是轩然大波。那些言官愤愤不平，大骂张居正误国治理，并扬言要将东蒙古碎尸万段。各种豪情壮志的演讲，差点将这桩国防大事搅黄。
好不容易在张居正和大臣高拱的调解下，这场“隆庆和议”圆满告一段落，为大明西北的国防换来了难得的六十多年的和平。可此时朝中言官们的恶劣风气更是原形毕露。这些把持朝中舆论并又监督大权的人对国防简直是一窍不通，甚至连去边疆的胆子都没有。可一遇到大事时，一个个比将领们还积极，真是“妙语连珠”，之位彰显自己的存在感。这种“滔滔不绝”的后果就是国家大事被白白耽搁。这种嘴脸，让张居正不禁发出感慨：“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
所以，张居正十年改革中对这些“犬马不如”的言官们，一直是着重整顿。更是制定以“省议论”为原则彻底扼杀言官们误国的歪风，不惜因此背上骂名。张居正去世后，果然被一群言官编排。而清算张居正的万历帝更是为了个人颜面，再次废掉了张居正昔日制定的钳制言官的手铐，让他们敞开了骂。
而张居正身后的明王朝也终于尝到了言官误国的苦头。如果说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言官们对国家还多少有责任心的话，那么晚明的言官就是纯属为了私欲。
崇祯时代的言官已经可以号称是“受贿之魁”了，达到了给钱就能编排人的程度。内忧外患的国家局面下，前线将领虽在背水一战，后方言官却在背后捣乱的场景。就在明朝的一瞬间，曾经那些义正言词的言官又去纷纷投敌。
这些丑态，张居正的说话刺人确实没毛病。舆论风气败坏，外加监督体制败坏，这就是明朝最根本的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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