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入了從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詩歌。“賦”、“比”“興”是《詩經》中的三種基本表現方法。“賦”有鋪陳之意，是把所欲敘寫的事物加以直接敘述的一種表達方法；“比”有擬喻之意，是把所敘寫之事物借比為另一事物來加以敘述的一種表達方法；“興”有感發興起之意，是因某一事物之觸發而引出所欲敘寫之事物的一種表達方法。
那麼我們把這三種表達方法總結一下就會發現，它們實際上都表明了詩歌中情意與形象之間互相引發、互相結合的幾種最基本的關係和作用。所以，“賦”、“比”“興”事實上乃是中國最古老的詩論，是古人對詩歌中的感發作用及其性質的一種最早的認識。這種詩論與西方分類細密的詩論功夫不同，然而卻各有千秋。現在，我們就來結合《詩經》中的幾首詩，對這三種古典詩歌中最基本的表達方法分別做一探討。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是一種蔓生植物，又叫“凌霄”，開紫紅色的花朵，到秋天花將落的時候就完全變成了黃色。而“芸”正是黃色的樣子。凌霄花的這種憔悴黯淡的樣子，實在比狂風吹落滿地殘紅更加令人看了難受。因為古人有詩說：“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花也是一樣，被狂風吹落，只會令人產生對一個美好生命突然夭折的惋惜之情；而枯萎在枝頭，則使人清清楚楚地意識到所有的生命都要由盛而衰、由衰而滅的這個殘酷的事實。所以，看到變黃了的苕花，早已深感人生悲苦無常的詩人，就不覺發出了“心之憂矣，維其傷矣”的沉重嘆息。這就叫作“見物起興”，屬於“興”的表現方法。從形象和情意的關係上來看，“興”是詩人先看到外物，由此引發心中的情意。它的感發層次是由“物”及“心”的。
詩人由苕花的憔悴而起興，引發出對人生悲傷的感慨，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因果關係並不難理解。然而在“興”的作品中，“心”與“物”之間形成聯繫的因果關係並不都那麼簡單，有時候是很難用道理解釋清楚的。這首詩的第二章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苕之華，其葉青青”，是說苕的葉子長得十分茂盛。但面對這茂盛的綠葉，詩人何以會發出“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哀嘆？這確實有些費解。於是《毛傳》就推想：那是因為花落了，只剩下青青的葉子，所以引起了詩人為花的消失而悲傷；而朱熹的《詩集傳》則推想：那是因為葉子眼前雖然茂盛，但不久就凋零，所以引起了詩人為綠葉不能長青而悲傷。
但是，“心”與“物”之間的感應本是極微妙朦朧的，雖然這種作用 之中必然有某種感性的關聯，但並非每一種感性的關聯都可以做理性的解說。它們之間有的是情意的相通，有的是聲音的相應，有的是反面的相襯，有的恐怕連作者自己都未必能說出個所以然。就以這種因綠色多產生的悲哀而言，我們還可以舉出李商隱《禪》詩的“一樹碧無情”，韋莊《謁金門》詞的“斷腸芳草碧”等不少例子。那些觸發完全屬於一種無意中的感情的直覺，絲毫沒有理性的思索比較存於其間。因此，對於這種種關聯我們能夠從感性上有所體會也就夠了，並不一定非得給它們找出一個理性的說明來。這就是“興”的表現方法在感發性質上的特點：它全憑直覺的觸引，不一定有理性的思索安排。
這首詩的第三章是詩人對憂苦生活比較具體的敘寫。“牂羊”是母羊，“墳”是大的意思，羊很瘦所以就顯得腦袋很大。“罶”是捕魚的用具，罶中的水平靜得能照清天上的星星，說明裡面並沒有魚。在這種饑荒的歲月裡，人只能夠勉強活著，很少有吃飽肚子的時候。這一章完全是直接敘述，屬於我們下面將要講到的“賦”的表現書法。但結合詩人在第一章由苕花憔悴而引起的生之憂傷和第二章由苕葉茂盛而引起的死之嚮往來看，這一章也不一定非得落實到物質的饑饉。因為人為萬物之靈，除了吃飽肚子之外還會有很多其他的慾望，這些慾望得不到滿足都會帶來痛苦，而人的一生就註定了要生活在這種永遠不會得到滿足的痛苦之中。“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這兩句，可以說是寫盡了人生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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