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4日，我国的行星探测任务正式被命名为“天问系列”；自“天问一号”开始，日后还将有无数“天问系列”探测器深入太空、为二千多年前屈原向宇宙发出过的问号探寻答案。
在比屈原稍早的时期，庄子(约生于前369年)就有过“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庄子·在宥》)的描述，从此，古人心目中就产生了“鸿蒙不可问”的概念、觉得那遥远的一切实在不是大地众生所能触及的。
然而数十年后的屈原(约生于前340年)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的《天问》中，屈原问遍万古兴衰及宇宙神话，对时人混沌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
屈原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庄子所述的“鸿蒙”就是宇宙初成时的那股元气，人们无法理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于是产生了“盘古开天”之类远古神话。可开天辟地之后，大地为何向东南而倾、九天为何如此之高等等，唯有屈原发出了“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这样的疑问。
然而在屈原所处的楚怀王及秦惠文王时期，我国历史正好启动了自割据迈向一统的进程；在这之后的二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一直围绕着儒道思想向前推进，朝廷中虽设有”天官“这样的官职，但最终都沦为了统治者蛊惑人心的工具。
屈原都如此问了：“日月星辰是怎样连接着呢？它们在天上都是怎样分布呢？”，对于这些答案的真正探寻，我国确实比西方晚了许多年；直到二千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嫦娥、天宫、天问“等空间探测计划的诞生，我国才开始真正放眼无垠太空！
天宫空间站答：我来帮你看看！
那么，古时候的”天官“到底是因何沦为统治工具了呢？难道几千年来的古代中国在天文宇宙上就真的无所发现？
古代天官的设立初衷
在古人看来，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对应着大地上每一个人；人有尊卑贵贱，故而星座也会尊卑分列。《史记·索隐》对星象如此解释：“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所以每颗星星在世间就对应着万物、在朝中就对应着各官阶、在人间就对应着各事件，所谓“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
为应对吉凶，古代朝廷在天文上设有五官，即“岁、月、日、星辰、历数”，司马迁称之为“五家”。司马迁说：“自天下有百姓以来、世上君主哪有不重日月星辰的？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这当中的“三代”即“夏商周”三朝。
历代都根据天地阴阳来制定自己的统治法则，负责这一工作的“五官”开始时尚有“岁官、月官、星官”等细分，后来就统称为“天官”。
仰头观天就是星官们的日常工作
天上星辰虽运行有序，不过也不是一成不变。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就解释为“天运”：“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这些变数就对应着朝廷中的吉凶，所以必须靠天官来进行化解；即便化解不了，也得给皇帝一个昭示万民的说法，总之就不能归咎于皇帝的“失德”。
由于古时天文知识的匮乏，《史记·天官书》里基本上通篇都是各种日月星辰对应人间吉凶的描述，许多历史大事都被附加上了所谓的“天运”。
比如，秦始皇十五年时“彗星四见”，之后就“兵灭六王，并中国”，彗星的出现成了灾祸；项羽巨鹿之战时“枉矢西流”(即流星)，之后就有大量秦人被坑屠，同样是一种不祥。汉兴之后也有“五星聚于东井”，故而出现了“平城之围、诸吕作乱、七国叛逆、北击匈奴、南击诸越“等兵戈之事。这一切都是天官所给出的解释，不明就里的司马迁也只能如实记录了！
陨石流星等现象，古今人们都不认为是好事
“荧惑守心”与古人对火星的认知
“天问一号”的初始任务就是探测火星，而对于火星这天体，我国古人其实早就有所了解，只不过解释上也因“吉凶之需”早被天官们说歪！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秦始皇“死而地分”的传闻就以这流星为载体、以“荧惑守心”为大背景。我国古人称火星为“荧惑”，火星每百年左右与地球无限接近，就称“荧惑守心”。
按理说，火星无限靠近地球，对当代人来说正是发射探测器的好时机；无奈古时候祸事连连、天官总要给这些祸事一个说法呀！恰逢你火星跑了过来、就只好逮上它来说事了。
秦始皇时期的荧惑守心
史载中，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38次“荧惑守心”记录，而当中的23次都被用于掩饰当时的“大凶”事件，所以“荧惑守心”在我国古代一直就是不祥之意、没哪位皇帝愿意看到它的出现。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丞相何武得罪了小人，这小人就借天官之口禀告说：“天象告变，国运有厄，如果不移祸大臣，恐怕国家将陷于危难”。汉成帝期望借“荧惑守心”将自己的统治过错“移祸”给何武、他自己就能太平无事，不想他自己也在同一年里暴毙了。君臣皆遭厄运、自此，人们对“荧惑守心”就更讳莫如深。
幸而在科学昌明的当代，人们终于明白“荧惑守心”实乃幸事。预计在2020年夏天，新一次的“荧惑守心”又将来临，借助相对近的两地距离、“天问一号”约需七八个月就能抵达火星。
每两年会有一次发射窗口，但每百年才有一次“荧惑守心”
从历书到疆域地理：中国古代天文宇宙知识的探索
唐高宗时的天官李淳风说是精通天文术数，术数方面他也许确实厉害、但天文方面就值得商榷。唐开元九年时(721年)，唐玄宗觉得李淳风的《麟德历》在预测日食时总是不够准确，于是召见当时的天官张遂查问究竟。
张遂即一行和尚(唐初郯国公张公瑾之后)，他在青年时期就以博学著称、而且在天文数理上尤为精通。对于唐玄宗的问题，一行和尚其实早有注意了，因为三百年前(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就已证实传统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来自《周髀算经》)为一谬误，而《麟德历》依据的正是该理论。《麟德历》又基于隋朝的《皇极历》而来，《皇极历》的编者刘焯其实同样认可何承天的说法，不过当他向隋文帝提出“全国范围测量日影”则遭到了否决。
唐玄宗不比隋文帝，他听一行和尚说了这么大堆理论后，尽管心里还不是很懂，但还是决定提供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持、让一行和尚开展一次全国范围的日影测量。
这次测量范围南至北纬18度处的林邑(今日越南)、北至51度处的铁勒(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最终测出了“1度为132.03公里”这数据，仅与当代数据相差20多公里——20公里在地图上只是豆丁大的尺寸，在一千多年前已很了不起了！
古时候还没有“地球”这概念、尚不知地球是圆的。但一行和尚的那次测量实际上已获得了较为精确的子午线数据，对西方后来的天文地理科技发展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参考。
江门茶庵寺：一行和尚昔日的观星测绘点
一行和尚在广东的测量地位于今日的广东新会(五马归槽山、圭峰山一带)，当地与北回归线之间正好相差一度(132公里)；之所以选择这地方，说明一行和尚早已计算出了这数据、差的只是持续三年的观星验证而已。
很可惜，由于古代天官的任务并非探索宇宙天文，一行和尚的那次伟大的测量最终也只服务于唐代的《大衍历》、证实了唐玄宗时期的实际疆域数据。
唐代的子午线测量轨迹
此“天问”非彼《天问》
就今人看来，屈原的《天问》所涉及范围启自鸿蒙、内容涵盖天地万象之理，而这一切，在遥远的古代自然都没有答案。即便秦始皇之后设立了“天官”，天官们对屈原所问及的日月星辰知识给出的也基本都是“歪理”——或许非因他们不明其理，而是只能如此向皇帝交代。
严格来说，屈原《天问》所涉话题在后世两千年间其实都有着对应的各时期答案，不过这所有解答都只服务于集权统治、跟真正的自然科技关系不是很大；在这一点上，单从“荧惑守心”就已可见一斑。
在屈原的影响下，后世也出现了不少《天问》主题的文学作品，其给出的都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答案或个人诠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认为……”。宇宙科技知识岂能光凭个人认为？再口若悬河、宇宙也不会是“你说怎样就怎样”、得靠真正的科学探测来验证！
如果《天问》承载有太多谜题、那么今日的“天问”探测计划就能针对包括鸿蒙初开、“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等众多问题来一个“上帝视角”式的探测。到那时候，“天问”探测计划向人类发出的“我认为……”才会真正打开了被隔阻千年的宇宙求知之路。
据“天问”探测计划说明，由于从前的Mars One(火星1号)组织已告破产，目前世界上真正启动火星探测的就只有美国NASA及我国了。
对浩瀚的宇宙探测来说，两千年的等待或许仅是弹指一瞬间，期待今日的“天问”计划有朝一日能全面替代屈原的《天问》，通过它带来的不再是无数个问号、而是人类渴求了千年的天地万象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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