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的商城。攝影/苑剛）
今天是2020年4月11號，也是我出現新冠病毒症狀的第二十天。
20天前的早上，吃完早飯後我突然感到乏力和虛脫。剛開始我以為只是普通的流感，因為在此前的一週裡，我10歲的小女兒和5歲的小兒子一直有發燒和咳嗽的症狀，現在我認為是流感病毒纏上了我。
第二天，當我開始出現低燒和持續的乾咳，並且沒有鼻塞流鼻涕時，我意識到我可能中招了——在武漢宣佈封城的兩個月後，新冠病毒穿越了歐亞大陸，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找到了我。
症狀出現的三天後，我的燒基本退了，不過劇烈的乾咳一直在持續。我不由地擔心，如果肺部出現嚴重的感染和呼吸困難，我該如何行動？
在瑞典，如果你想要前往醫院得到治療的話，需要先撥打“1177”——全國統一的社區醫療中心電話。然後會有專業人員接聽，在詳細詢問現在的症狀後，他們會做出判斷。
如果認為我現階段的症狀符合急需救治的標準，我才可以前往醫院接受進一步的治療。否則，我只有待在家裡，等待我的免疫系統能夠成功抑制住病毒的攻擊，或是進一步在惡化，惡化到符合醫院的收治標準。
所以，瑞典官方每天公佈的確診人數，可以理解為出現了自主呼吸困難等較嚴重症狀的人數。截至4月12日，瑞典全國的感染人數是10,483，死亡人數是899，進行過重症監護的人數是839。
是的，每次看到感染數據，我都會默默地加上“1”，因為我至今沒有告訴官方機構我感染了新冠病毒，當然，現在還只是疑似。這幾天我也會再加上“2”，因為我得知我的一位瑞典朋友和他的妻子也感染了，不過也只是疑似。
是的，這裡的統計數據裡沒有“疑似病例”的人數。因為早在3月12日，瑞典官方就已經決定不再進行大規模檢測，而只檢測已收治入院的患者或屬於危險群體的患者。理由很簡單，檢測試劑的數量不足以支撐大規模的檢測。
瑞典不再進行大規模檢測新冠病毒，已經不算是什麼大新聞了。因為放眼全球，瑞典的整體防疫政策都算得上是個貨真價實的“異類”。
不封鎖，不隔離
3月9日，瑞典出現首例本土確診病例。3月16日開始，鄰國丹麥、挪威和芬蘭均關閉邊境、學校、餐館等。但瑞典卻沒有實行更為嚴格的強制社會隔離令，雖然關閉了高中和大學，但保持邊界開放；幼兒園、初中小學、酒吧、餐館、公園和商店仍保持開放。
這樣的做法，目的是更多地採取嚴格精準的預防措施，僅隔離最危險的人群，而不是施加全面封鎖。當然這樣的做法在批判者看來，有“草菅人命”之嫌。
很多瑞典的華人早就知道國內疫情的慘烈狀況，不少人通過網絡簽名的方式，要求瑞典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社會隔離措施。但很顯然，這沒什麼效果，現實情況是，多數瑞典人的生活基本上侄兒子打燈籠——照舊（舅）。
4月9日（我出現症狀後的第18天），妻子打算去採購些家居和建材用品。我們借了輛車，去了城市另一頭的宜家。妻子去購物，我則出於公共衛生的考慮，待在車裡等她，雖然我估計自己已經身上的病毒已經沒有傳染性了。
半小時後妻子打電話告訴我，說她的銀行卡忘帶了，需要我去付賬。我匆匆跑到付款處，發現除了焦急等待刷卡的妻子外，十多個開放著的付款臺都排著長隊，人流和平時的宜家好像沒啥區別。之後路過其他幾個大型購物中心，停車場的數量和平時也大致相同。
最讓一些華人煩心的，還是中小學不停課。有些華人家庭早在2月中旬就讓孩子呆在家裡，不去學校上課，預防被感染。可是等來等去卻始終不見停課的通知，有的家庭反倒等來了兒童福利機構的電話，被質詢孩子不去上課的理由，並被告知這違反了瑞典的義務教育法，屬於剝奪孩子受教育權利的行為。
受教育權和被感染的風險，孰輕孰重？
瑞典的衛生部門顯然選擇了前者。在評估了健康兒童傳播該病毒的幾率後，衛生部門認為機率“非常小”。再者，停課會造成醫務人員和其他一些必要工作崗位人員在家照顧孩子，造成工作人員缺失的情況，得不償失。所以，瑞典是歐洲唯一一個初中小學和幼兒園沒有關閉的國家。
什麼造就瞭如此的“異類”
到目前為止，主流的評估都認為，疫苗的開發最快也需要12到18個月。最新的消息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團隊表示疫苗有望在今年9月推出。
當然，疫苗開發完成後，都會優先用於本國的高危人群。所以，最樂觀地估計，也許6到7個月後，瑞典的國民會開始接種疫苗。也就是說，還有至少6個月的時間，瑞典民眾需要正面對抗新冠病毒。
基於要打持久戰的判斷，瑞典衛生部門的基本對應思路是：儘可能地拖延時間，壓低重症患者的增長曲線，降低醫療系統崩潰的風險，進而達到更多人可以得到救治的目的。
用瑞典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的話說，就是旨在確保“傳染緩慢蔓延，並且衛生服務機構的工作量合理”“重要的是要感染多少人口” “它將決定秋天會發生什麼。”而冠狀病毒會通過“群體免疫，或免疫和疫苗結合”來停止。
所以，像我這樣的輕症患者，無需到醫院確診，在家自行康復，屬於降低公共醫療負擔，你好我好的雙贏選擇。
（在家遠程辦公的瑞典人。攝影/王瑞珺）
但這裡有個問題，我在家自行隔離，既沒人過來調查登記，也沒人在我家門口監督，防止我外出，這隔離的效果如何得以保障呢？這裡既沒有社區工作人員，也沒有小區保安來協助政府工作。
直白地說，就是瑞典政府認為，官方機構給出了相應的建議後，相信民眾們會自願地遵守公共部門的建議。比如我這樣的外國公民，在有疑似症狀後，也會自覺地在家隔離，並在隔離期間遵守相關的規定。
用瑞典作家弗雷德裡克·舍貝里的話說，就是“瑞典在自由選擇和政府管制兩者中，選擇了前者”。“說到底，瑞典的模式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總體而言，瑞典人和人之間彼此信任，瑞典人也信任公共機構。……只要這種互信還在，禁令就沒有必要。這種互信意味著一種巨大的資本，就好比政府的財政能力。”
“當然，我們也可以將整個斯德哥爾摩隔離，並派軍隊守衛出口路線，或者像德國人一樣禁止兩個人以上的聚會。但在我們這裡，保留自由選擇的做法效果更好。例如，幼兒是否要接種疫苗，一直是自願的。然而，瑞典的幼兒疫苗接種率是位居榜首的：不是因為我們必須這樣做，而是因為我們想要這樣做。”
的確，英國和德國選擇的是禁止兩人以上的直接接觸，鄰國挪威和丹麥則是禁止超過10人以上的集會。而瑞典，僅僅是禁止“超過50人的集會活動”。而且，這還是進一步調整的結果，最初禁止的是“超過500人的集會活動”。
記得政府宣佈禁止超過500人以上的集會活動時，很多瑞典人都很感慨，包括我的妻子。她聽到這則新聞後的第一句話是：“你知道嗎，這可是瑞典兩百年來國家第一次干預社會的集會活動”。
“兩百年來第一次”，“國家干預社會”，沒錯，包括我妻子在內的不少瑞典人關注的，不是政府要實行怎樣的隔離措施，而是政府（國家）與民眾（社會）之間的關係。
這裡面也包含著很多質疑的答案，比如：為什麼瑞典政府不像其他國家政府那般以強力措施抗疫？為什麼瑞典沒有實行封鎖和管制？
雙向的信任關係
在丹麥和挪威，儘管衛生部門的專家也向政府建議過不要關閉學校，但兩國政府並沒聽從專家的建議，還是決定關閉所有學校。丹麥衛生部長解釋道：“我們沒有證據表明我們在做的一切是否正確。但是我們寧願今天走得遠些，也不願在三週後才發現我們做的事情太少了。”
與此相比，瑞典的內閣政府選擇了聽從衛生部門的專家建議，沒有關閉初中小學和幼兒園。簡而言之，在防疫政策的制定上，瑞典衛生部門的專家們一直是領頭羊，而首相和內閣大臣們的作用是協助和執行，貨真價實的“專家治國”。
烏普薩拉大學政治學部的李・本尼希・比約克曼（Li Bennich-Björkman）教授這樣解釋：“瑞典在責任劃分方面有一條非常嚴格的界線，在疫情危機下，這條界線是顯而易見的。內閣會擔負全部的領導職責，但在任何情況下也必須尊重專家和機構的獨立性。
這種分界可以追溯到17世紀。在瑞典有一種強有力的理念，就是公務員應該被保護不會受到來自政治家的壓力，這個理念一直延續至今。”
（瑞典西海岸小鎮Ängelholm。攝影/王衛衛）
換句話說，最終實施的防疫政策上的差距，主要取決於內閣政府的干預度。瑞典內閣政府是完全遵從了專家的意見，而丹麥和挪威的內閣政治家們，則有著更大的權力。
歸根到底，這些措施的成功與否，不僅取決於政策的制定者，還取決於普通民眾。瑞典的大多數措施都是來自衛生局的“建議”，這包括有：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避免不必要的家庭旅行，避免與70歲以上的人群不必要的接觸，儘可能在家工作等等。
比約克曼教授認為：“瑞典民眾對行政機構和內閣有著高度的信任，而且民眾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也清晰地表明瞭這一點，即便沒有法律性的強制執行，大家也會聽從公共衛生部門的建議。”
“值得強調的是政府和行政機構對於民眾的信賴。這種信任是雙向的，因為如果行政機構用嚴厲的手段強迫民眾做什麼的話，公民將會降低他們對於政府機構的信任。所以，這不僅涉及到行政部門與內閣之間的關係，還關乎維護個人與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
事實上，瑞典政府嚴格執行衛生部門專家建議的行為，也得到了民眾的廣泛認可和支持。疫情爆發前支持率已經跌到歷史低點的執政黨社會民主黨在近一個月內支持率增加了5.3%，達到27.9%，重新回到了第一大黨的位置。
讓時間來檢驗
但無論如何，宜家裡排隊付款的人群和購物中心停車場裡的密密麻麻的車輛，依然在困擾著我——幾乎沒有進行強制性社會隔離，疫情是否會暴發式的發展？
瑞典國內同樣有著很多來自專家的批評。于默奧大學病毒學教授弗雷德裡克·埃爾格（Fredrik Elgh）對瑞典國家電視臺說，“我寧願斯德哥爾摩被隔離。我們幾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盡一切努力遏制感染的國家。這真是嚴重。”而隆德大學的數學家馬庫斯·卡爾森（MarcusCarlsson）在YouTube上將政府的做法描述為“對1000萬人進行瘋狂的實驗”。
（ 空曠的斯德哥爾摩街頭。攝影/劉健平）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些國家加入了瑞典的行列。奧地利和丹麥政府在4月6日相繼宣佈，在復活節後將逐步解除封鎖措施。這也是歐洲首批嘗試解禁的國家。
丹麥的幼兒園和小學將從4月15日開放，初中和高中是5月10日。與此同時，酒吧、餐館、美髮和美容院、購物中心和迪斯科舞廳將仍然保持關閉，並禁止10人以上的聚會。
之前提到的瑞典衛生局的專家特格內爾的判斷也許是準確的，“完全的封鎖會使整個系統疲憊不堪”，“無法連續數月進行完全的封鎖-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終止整個服務業，失業者會對公共衛生構成巨大威脅，這也是決策者需要考慮的一個因素”。
截止4月12日，瑞典的由新冠病毒造成的百萬人口死亡率是87.9人，高於北歐鄰國丹麥、挪威和芬蘭，但低於英國、荷蘭，以及南歐的部分國家。
如果把這次與新冠病毒的疫情看作一場90分鐘的足球比賽的話，也許我們才剛剛踢完上半場的前二十分鐘。瑞典這樣的寬鬆式防疫的效果如何，只有交給時間來檢驗。
疫情終將會過去，而穩定的關係，政治家和技術官僚間，以及國家和民眾間的互信關係，是一個需要著眼於長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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