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宋朝都創下了繁榮的新高度，當時的全國總GDP更是佔據世界的五分之一之多，而且宋朝的百姓的富裕程度與社會經濟的繁榮程度都遠遠超過唐朝。隨便一個佳績都能寫好幾本史書的宋朝，卻為何總是擺脫不掉“積貧積弱”的標籤呢？
公元960年，當時身為後周節度使的趙匡胤在將領們的簇擁下，發動陳橋驛兵變，此後黃袍加身，以宋州為大本營，建立宋朝。
從建國到滅亡，宋朝一共存在三百多年，其中有兩次差點被滅，但這兩次也都是因為外患，這個唯一不是因為內亂而亡的國家，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卻最後也沒躲過因腐敗而讓國讓千瘡百孔的局面。
一、宋初的政策
宋太祖在建國之初，面對突如其來的江山，是夢也不是夢，但是為了防止自己身上再發生唐末藩鎮割據和後周短命王朝的局面，必須實施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改革措施，所謂“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唐末的藩鎮大多都很囂張，不大喜歡搭理中央，一個原因是因為自己管轄的地方離中央很遠，兵權、財權都握在自己手裡，地方上的款目以各種各樣的手法開銷完，這樣上繳給國家的就只剩一小部分了，所裡唐末時期，國庫空虛是常態；另一方面，有些藩鎮乾脆連小錢也不交了，自己有了錢，招兵買馬，直接與中央對立起來。
趙匡胤是經歷過五代的人，自然要除掉這些弊端，於是便有了“杯酒釋兵權”，之後大將石守信、王彥超等人就聽從宋太祖的建議，回家養老了。
兵權收歸中央，之前的將領們又都解甲歸田，之後有空缺節度使就都用文官來代替，而仍然任職的節度使所管轄的地區也都直屬京都，並且在各州設立通判，通判具有直接向皇帝彙報的權力，兩相，王曾與呂夷簡都曾做過通判。
對於經濟的把控，各州除了本地的開銷之外都要上繳國家，在軍隊的革新方面，各州的精兵都要送往京都，名之為禁軍，本地只能留下一些戰鬥力很弱的部隊，名之為湘軍，所謂湘軍，其實都是一些無法興風作浪的年邁老兵罷了。
推行完這一系列的措施，瓦解了地方的軍權、財權，宋太祖算是為大宋安了一顆定心丸，唐末時期的弊端基本都已經除去了，中央集權也逐漸穩固起來。
可歷史有條鐵定律：廉潔興邦,腐敗亡國，宋朝最初安下的這顆定心丸，隨著歷史的推進，這顆定心丸逐步變更了它原有的軌道，這時宋朝，便日漸腐敗起來。
二、政治上的朋黨之爭
《宋史》：真宗因“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朋黨之爭，是宋代難以解決的一個難題。
宋朝初，為了防止權臣亂政的現象，宋太祖將京都大臣與地方官的權力一併削弱，這種“矯枉過正”，雖然削弱的大臣與地方官的權力都，可宋朝仍然沿用著唐代許多的官職。其中最核心的中書、樞密、三司，都一一沿用了下來。
中書管民、樞密管兵、三司管財，理論上來說是很好的，可是宋朝行政不統一的毛病太大，以至於後來百姓沒錢還是被壓榨，財庫空虛仍然在招兵。面對這些問題，朝廷之中的臺諫出來一一指責，宋朝雖然執行力不強，但臺諫的氣焰還是非常高的。
大宋以文人集團為主，所以進諫者多為文人，而文人則重氣節，務求明高，喜歡身上被別人貼滿清廉高尚的標籤，所以就喜歡談論，還不僅僅喜歡一個人談論，更是喜歡一群人談論，這樣子一來二去，文人當中就免不了會有爭執，競爭與報復。
但是歷代掌權者都是禁止朝中出現朋黨現象的，因為大臣們拉幫結派，權力聚集，由此引發的黨爭很容易導致政治上的動盪，從而影響王朝的安危。所宋朝雖然各派結黨，卻不會公然爭權奪利，而是以迎合皇帝專制統治的形式，以指責、揭露的方式去攻擊他人，所以後人看宋朝的歷史，則總會有君子多，小人也多的感覺。
異黨相攪的現象並不是黨派中存有血海深仇，而是形成的一種風氣與從眾心理，但也因此導致政局紊亂，皇帝信任的掌權者做事都無法放手去做，神宗時期的王安石，本是一位歷史少有的改革家，但也因為朋黨的緣故，導致其無法放手去做，一旦放手去做，就總會有人出來牽制，才導致最後的變法失敗。而且這樣做，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人民都存在著很大的危害。
三、軍事上的虛外守內
宋朝立國之後，為防止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局面重演，樹立“重文抑武”的國策，軍事上實行“更戌法”與“將從中御等制度”等制度，中央將全國精兵收攏後，各處如果要兵防守，再從中央出去，一年一換，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出現將領專權的現象。這種防內不防外的制度，一度使得軍隊戰鬥力降低。
中央將精兵收至京都，之後卻沒有加以過多的整治與整頓，導致禁軍內部慢慢開始腐敗，而從中央被派出去的軍隊又不熟悉當地的環境，如果有外族入侵，遇到戰事，則常常兵敗如山倒下，西夏造反後，即便陝西駐兵十萬餘，卻仍然要招募民兵來緩解前線的緊急戰況。之後政府幹脆直接採用這種臨時的“募兵制”，而將士每更換一次，朝廷就要負擔民兵的衣物與糧食費用，也是一個收私錢的好方法。等到天災人禍，人們又把招兵看成救命稻草，於是太宗手下軍隊的三十七萬人，到仁宗的時候已經到了一百二十七萬人。
而且在重文抑武的環境下，武人的地位日益降低，將士們內心保家衛國的壯志難以被激發，禁軍沒有有效的訓練，使用的武器質量低劣，導致宋朝軍隊戰鬥力低下，而後對於遼金的入侵，統治者也只是一味的將議和苟安作為醫治邊患的良藥，可這良藥卻並沒有起到該有的效果。
四、經濟上的杯水車薪
宋初時期，財政上採用以三司為首的理財體制。
宋朝以前的藩鎮們多采用武將為地方官，又為了充實軍費而創造各種苛稅，而這些苛稅大抵上還是在壓榨底層老百姓的生命，當地但凡有點權勢的都與官方有所勾結，而那些窮人們呢，就只好依附於土豪劣紳，所以窮人越來越窮，有土地的也變成了無產者，這樣之後，土地與財富都流入豪紳手中，底層百姓開始流亡以求生路。
到了宋朝，宋太祖率兵平定了吳、屬、南漢等國，從各國掠奪的金銀珠寶使得國庫頗為充實，而且每破一國，就免除它所有的稅收，亦或是遇到天災人禍，也免除百姓的稅收，所以宋朝對百姓的稅收是很寬鬆的。
然後這些措施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民的問題，土豪劣紳的問題仍然存在，所有的一些列優惠政策只不過是讓豪強們對窮人的壓迫更深。如民間借米的利息，春天借一石，到了秋天就需要還兩石，（宋朝的一石相當於現在的兩百斤，而北宋人均一年也只需要六百多斤糧食）。更重要的是無論晉朝、隋朝、唐朝，在建國之初都會採用一種普查人口的方法，像晉朝的“戶調製”，唐朝“租庸調製”，但是宋朝卻沒有采取任何方法，所以導致的是許多豪強並沒有登記戶籍，偷稅漏歲的現象自然就多了。
所以宋朝雖然本著優待百姓的初心，但卻並沒有減輕人民的負擔，反而是各種稅目與徵收的方法欠佳，使得本來不堪的社會經濟狀況更加嚴峻。
五、總結
雖然宋朝總是遭受外族的入侵，但是統治者懂得退讓與苟安，所以對於宋朝並有什麼大動盪，加之朝廷也沒有行什麼加害百姓的事，所以大體上宋朝是一番欣欣向榮的景色。
可財政的竭力，軍隊戰鬥力的低下，政治的黨派之爭，已經使得這個國家憔悴不堪，一切的弊端早已堆積如山，要想拯救這個國家，其實已經無從下手。其實更主要的是在於統治者懂得改變事物的源頭和在情況變壞後的止損行為，但可惜的是，宋朝統治者似乎不太懂得這樣去做。
好在宋朝有一個神宗與王安石，以絕對的勇氣與堅決的態度來拯救這個破裂的國家，但那都是後話了。
END.
參考文獻《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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