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關於“鮑毓明性侵養女“的特稿在昨天引發了激烈的討論 ，雖然這篇文章在前天（4月12日）15點左右發出來之後不久就已經因為巨大的爭議而被撤下來了，不過關於這件事情的爭議似乎還在持續。
這幾天除了疫情，國內輿論最關注的就是有關於上市公司高管鮑毓明疑似性侵”養女“的新聞了，而隨著各家媒體報道的深入，這件事情愈發引起全國的關注。
筆者最先關注到這件事情還是看到網絡上到處流傳著澎湃新聞刊發的關於南京和煙臺警方之間的對話，之後才循著這個對話看到了澎湃對受害者的一段視頻採訪，以及《南風窗》關於此事的詳細報道。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我關注《南風窗》這份雜誌這麼久以來，該媒體首次在全國範圍內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上一次好像是俠客島轉發《南風窗》一篇關於地方基層治理困境的文章。
面對一位手中握有巨大權力的上市公司高管和法律界精英，一位十幾歲的小姑娘的遭遇必然會受到廣大的網友的同情。在媒體報道中有寫到，一位幫助小姑娘的姐姐告訴受害者，“姐姐們不需要你回報什麼，這是姐姐們欠你的，因為我們不夠勇敢。”而這個細節成了週末網上的運動，先後發起了”姐姐來了“和”哥哥也在“的話題討論，甚至是得到很多國內明星的積極響應。民眾對於受害者的同情已經達到了最高的臨界水平，對於鮑毓明則是已經打上了惡棍的標籤。
關於這件事情的調查還在繼續，各家媒體也在不斷的跟進報道，不過我在看了各家媒體的報道之後，發現這件事情變得愈加的複雜，
不完美的受害人以及嫌疑人與受害人之間的複雜關係使得整件事情變得愈發複雜。而甚至已經開始有人在鼓吹等待翻轉了。受害者律師在接受紅星新聞採訪的時候也承認這個案件很複雜，可能涉及到人性、倫理、道德、法治等各個方面。尤其是受害者母親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頗受關注，甚至可能涉嫌違法犯罪，這都為該事件增添了複雜性。這件事情還在進行當中，有待相關部門調查具體的情況。假如結果是因滿了14歲而發生性關係，而到嫌疑人無法受到法律的制裁，那麼可能就要修改法律文本了。但是昨天在網絡上看到，利用優勢地位去發生關係的領域，我國在這方面是由法律條文去懲罰的。舉個簡單例子，假如一位老師利用自身的權力（老師與學生之間存在明顯的權力不對等）去要求女學生，即使存在女學生沒有明確的說不，但是這位老師都應該要受到處罰。
不過值得注意的該案件的報道媒體之一財新當天刊發出來的報道，雖然該報道已經被撤下來了，但是有關於這件事情的話題還是非常值得討論。
財新在國內有特殊的地位，自建立二十年來因為其所刊發的新聞質量而受到眾多人的尊敬。 而國外媒體在引用財新的報道是也會常常加上一個形容詞——備受尊敬的，這就是足以可見該媒體在國內、乃至國際有很大的影響力和地位。今年疫情期間，財新的表現更是讓人讚歎，甚至出現了其紙刊被加價好幾倍在網絡上售賣。因此財新也因為這次疫情的出色報道而出圈，走出原本的財經圈子而走向一般大眾，看到不少網友為了支持而選擇在此期間購買了他們的付費閱讀。
不過在疫情緩和之後他們的首份重要特稿報道就受到如此大的爭議，甚至被迫撤稿，或許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在筆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財新發出公告，就這篇特稿調查進行道歉。
在鮑毓明的相關新聞發出來之後，筆者內心一直在等待財新能夠有這件事情的深度調查報道，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早先報道鮑毓明的很多媒體其實都沒有涉及的比較深入，甚至很多的報道的信源都是非常單一的，很少有立場中立、平衡的報道。不過等來的是財新這樣的一篇特高，卻是讓人有些失望。
在報道類似題材新聞的時候，國內幾乎大大小小的媒體都遭遇了翻車 ，從澎湃、新京報再到今天財新，似乎所有的媒體都陷入性侵話題的巨大困境，不曉得該如何去報道這類比較特殊的新聞。這個問題不僅僅存在於一些網絡自媒體、甚至在我看來一些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的媒體在這個問題上都出現了失誤，我想這是我國媒體人都需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究竟該如何去報道類似的話題，即將新聞原本的面貌呈現在大家的面前，同時又保護受害者權益。
當一件性侵事件發生的時候，公眾自然會非常同情受害者，對於加害者表示譴責、希望有法律可以公正的審判。社會也需要對於這類事情給予極大的幫助，包括健康、心理、隱私等等方面給予幫助。但是這類事情最終可以被決定的是法院、而不是網絡大V、明星，也不是社會輿論。不過我們需要理解的是，並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法律可以完全解決的，甚至全國絕大多數的民眾認為這件事情問題，但也有可能會出現法律結果與民眾期待有落差。
在鮑毓明的事情當中，南風窗等多數媒體從受害者的角度去深入報道這次的案件，從感性的角度出發，同情受害者，甚至站到受害者這邊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從新聞方面來講，我們不可能僅僅依靠單一方面的說法，最好是做到雙方、甚至是各方觀點的交叉印證，在進行不斷的求證當中，公眾會發現究竟誰在撒謊。
財新的文章則是從採訪鮑毓明這一方去入手，當然去採訪鮑毓明的媒體也並非只有財新一家，比如鮑毓明在接受有的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從來沒有將這位女孩視為養女。而財新的問題出現在立場和採訪手法上，雖然存在事件的一方拒絕的了採訪，不過還是可以從周邊去補充報道的， 也不至於完全依賴鮑毓明的說辭了。至於手法上的問題則更不應該將其事無鉅細的情節的刊發出來，畢竟當事一方在事件發生的時候還是個未成年人，有必要從弱者的角度考慮，以免自己的手中的媒體權力損害當事人的權益。
在原本新聞業凋零的當下，真正在做新聞的機構並不多，甚至是屈指可數，但是在這類話題的報道時，又是最容易引發工作巨大爭議的，而常常撰寫此類引發巨大爭議的報道有時還是女性記者。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一些掌握公共話語的所謂精英人士，已經跟不上國內民眾的觀念了，尤其是在米兔背景下顯得更加措手不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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