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中”与晚清之“国”：“中国”观念变化中的两个片段

——“中国”与“世界”

“中国哪里来”“中国是什么”“我们的国家为何叫中国”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对“中国”概念的探究，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思考：一是正面归纳中国文明的特质，二是从“边缘”入手，寻找族群认同的要素，三是从外部环境的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中外联系和对比。

本文将尝试选取春秋战国和晚清两个片段，从外部入手，探究“国际”政治对“中国”观念形成和演变的影响。这是一个过于宏大和复杂的话题，对于一个历史初学者而言，数千字内绝无可能精准详尽地分析，但是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的确加深了自己对“中国”与世界的了解和理解。

一、春秋战国与“中国”之“中”

严格地说，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世界”历史都很短暂。但是，以联系、对比来研究外部环境对文明的影响的方法，却是可以迁移的，所以本段将“国际”的概念移植到春秋战国的“天下”体系中，分析“中国”之“中”的形成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西周的封建制度，构建了一个以周王室为共主，等级分明，列国有序的体系，此时的“中国”指的是周王室所在：

宅兹中国，何尊铭文，中国指伊洛河流域。 《诗经大雅民劳》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毛传》

在周的血缘宗法和礼乐制度调节下，各诸侯国国内外的等级秩序，都得到相对有效的维护，面对非华夏部族也有相对优势的整体实力。而随着镐京城破，平王东迁，失去了超越于各国之上的权威，各国间原有的等级体系逐渐松散。与华夏诸国文化制度不同的夷狄部族，也在此时不断活跃。华夷杂处，内外交侵，丧失领导中心的诸夏各国充满危机感：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公羊传 僖公四年》

回溯原文，此处的中国，指的是齐桓公领导伐楚的诸夏同盟。可见所谓霸业，类似于在各国间再造了一个临时的“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诸夏团结起来抵抗进攻，保卫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在原有的血缘谱系之外，又多了一层“患难与共”的关系，认同感得到强化：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

对诸夏的认同，与对夷狄的“异质文化”的认识分不开。据许倬云先生的字形分析，“夷”是带弓之人组成的武装部落，“

狄”是驯养猎狗、构火而居的游牧群体，“周”则是田野的象形，指农耕族群。华与夷，建立在不同的经济之上，习俗观念、社会结构，都会有差异。在春秋时代的冲突互动中，这种异质性被更明显的展示和对比，引发了对外族的偏见和贬低化认识，如：

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 《左传·襄公四年》

这种偏见和贬低内在地含有一种排斥态度：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诗经 鲁颂 閟宫》

（毛诗序认为鲁颂歌颂鲁僖公，应为春秋时代）

这种认同与排斥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国的外交决策，推动着诸夏的团结：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左传 成公四年》

在晋国等霸主的强大实力和地缘优势基础上，各国逐渐形成一种中原同质文化的共同体的雏形。

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推动各国对资源的需求，刺激着各国地理扩张。

楚在春秋时期共灭四十余国，齐灭三十余国，晋灭二十余国，秦灭十余国，均成为大国。原在各国间杂处的戎狄，自然也会被逐步排挤和同化。由于以文化划分“华夷”，二者的界限是弹性的：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原道》

这种弹性意味着，夷狄与华夏的制度文化交流能推动同化的进程，比如春秋后期吴、越会盟逐渐被中原接纳，战国时赵武灵王推动的的胡服骑射改革。“国际”竞争的现实压力加速了这种华夷的交流，华夷之防渐渐让位于实用的富强之术：

（赵王）曰:"……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 《史记 赵世家》

此时的“中国”概念，渐渐扩大，涵盖了更大的地理范围（骑射的山谷之便显然超越了过去的农耕范畴），包容了更多文化元素（同礼而教离）。

这种同化的背后，又有在互动中形成的对华夷作为“人”的共通性的认识：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对比“戎狄豺狼”的说法，春秋战国的观念转变已经很明显了。

此外，从“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看：重血缘的宗法继位受到贵族内部的才能竞争的冲击，西周的世官制受到新兴士阶层的冲击，分权的贵族执政受到君主集权的冲击。因为才干优长的领导者和辅政者集中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模式，更能提升“

综合国力”，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更符合各国富国强兵的自身利益和华夏各国的整体利益。

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国内政治的活力得到激发：“任贤”、“上首功”等主张得到践行，国家政治不再只是几个血缘贵族的垄断事务，各国的中心王权对不同阶层文武精英形成一种向心的吸引力，助推了中央集权的进程。

由列国纷争到“定于一”，“中国”之“中”，作为一种文明特质逐步强化，传承至今。

所谓“中国”之“中”，在地理层面，大体指以第二、三级阶梯的季风农业区为核心的，一个中央政权直接管理的区域，范围在后世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王朝盛衰的节律而有变化，其边缘常常不是明确的，而是逐渐淡化的。这个区域大致是在春秋战国各国争霸扩张的版图遗产基础上形成的。

在政治层面，则是分久必合的大一统格局和中央集权帝国的传统。大一统意味着风俗各异的远近区域都围绕中心区域，隶属于同一版图，这个观点显然得到后世史实的反复证明。

而中央集权的传统也成为另一大政治特色，这样的理想在法家描绘的蓝图中早有论述：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子 扬权》

汉代对朝鲜、匈奴、西南夷和羌人的文明程度的不同评价，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将中央集权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准，而这样的标准或许来源于对自身中央集权制度的一种认知和肯定。

在文化层面，作为春秋“国际”体系中的华夷意识的遗产，认为自己是礼仪之邦、文化中心，以文化界定“中国”的观念也十分强烈，文化中心常与政治中心相联系：

（庆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洛阳伽蓝记》卷二

此时的“衣冠”“礼仪”“人物”的所在，就是四海归心的“中国”所在，也是后来政治、文化复归一统的中心所在。这种对文化的肯定，甚至也可以漂移到对其他文明的观察和理解中：

凡沙河已西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 法显《佛国记》

不论气候、风俗如何迥异，有文化处，似乎都可以是“中”国，尽管这种对域外文明的观察和理解行为从未成为主流，但也折射出一种“中”的观念。

统而言之，春秋战国的“国际体系”，以列国征战开始，却以地理、政治、文化三重结构的“中”国逐渐形成结束。

二、晚清与“中国”之“国”

人类学对“种族”（race）、“族群”（ethnic group）和“民族”（nation）三个概念做了区别，其中“民族”是一个近代产物，通常要求一个国家具有单一民族、明确的主权和边界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认同。当代中国之“国”的概念的形成，与晚清的历史密切相关。明清时代，“

中国”的概念，是指朝贡体系下的中央王国，与汉民族的文化相连：

（太祖）赐爪哇国王玺书曰：“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

赐日本国王玺书曰：“……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羶中土，华风不竞……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

“海内”强调地理上“四海之中”的大陆中国。“华风”指的是汉民族的纲常风俗。“中原”可能是元末战乱时各派势力争夺的中原，也就是对中国形成政治掌控的中央区域。

此时的“中国”概念，并不仅仅是指政权，而更像是一个“舞台

”：王朝兴替，“赵宋”和“胡元”次第登场，但背后的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结构并没有大变，对于这样的结构，尊重者则为华，不尊重者则为夷。周边的羁縻地和藩属国，也可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渐慕华风，甚至种族有明显差异的“西洋”人，也可以成为“华”而得到接纳：

……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

叶向高《诗赠西国诸子》

作为华夏精英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被利玛窦的儒学修养折服，背后又透出一种以“吾儒理”为“万方同轨”的中心意识。

这样的观念，与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迎头相撞，在碰撞与交融中，形成了近代中国之“国”。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我们不妨尝试从“中国”国名的由来进行探讨。正式国名使用，应当有相关的法理依据，我们应该关注相关的文书证据。

在晚清前期的对外条约中，“中国”“中华”“大清国”往往混用：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永存和平，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ARTICLE I. There shall henceforward be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who 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 within the Dominions of the other.

八、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ARTICLE VIII.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release unconditionally all Subjects of leer Britannic Majesty (whether Natives of Europe or India) who may be in confinement at this moment, in any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源《南京（江宁）条约》

可见，英方表述中一律使用的China和Chinese，体现了对待民族国家外交的惯性思维。中方文本中“大清大皇帝”“华人”和“中国”的使用则更加模糊，大体上说，“清”与政权、首脑的联系可能更密切，“中国”则可能更多是就管辖范围而论，“华”则更多有文化风俗的意味在其中。

二十年过去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北狩”的表述，似乎还停留在中原逐鹿的思维，将这种入侵看作是不变结构之上的改朝换代。“国”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外部冲击刺激产生的国家凝聚力，中外互动中产生的对“中国人

”自我的认识和认同，以及强国之路上学习的西方民族主义，都是“国”的观念的重要来源。

外部冲击刺激产生了凝聚力，一种表现即是地方乡绅领导下的排异行为：

现在全粤乡民数千百万之多，大村富厚者，接济小村兵粮饷草，亦有义士将资备器械，有熟悉水势陆路者，各有百万之众。志切同仇，恨声载道……我们义士受天朝二百余年豢养之恩，今日若不诛尽英夷，便非人类。 （三元里）《申谕英夷告示》

“志切同仇”的凝聚方式，依然是传统的乡村组织，保卫的旗帜，依然是“二百年天朝”，但这毕竟是一种自发的团结行为，成为集体凝聚力的一种思想基础。后来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有相通之处。

在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的过程不断深化时，“华夷之辨”与“中西之争

”不断促使着一种思考：什么是“我者”？学习西洋是为了自强自保，那么要保护的“自我”是什么？

前文所述的三重结构中，地理的中国在不断被蚕食，朝贡体系的藩属国接连丧失，太平天国乱后的中央集权逐渐削弱，总理衙门等洋务新政侵入原有的政治体制，最终使得中国的礼教也摇摇欲坠。这刺激着对“体”与“用”的思考：

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之纲,荡然尽矣。

曾廉 《上杜先生书》

人们思考“中国”是什么，我们学习西方的程度应该到哪里？“中国”不再“中”，那么“中国”的内核是什么？还是原有的“君臣父子之纲

”吗？亦或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民族主义？所谓的“保国保种保教”，保卫的到底为何物？

既然旧有的国家建构已经在浩荡海风面前摇摇欲坠，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就成为了寻找新认同的途径。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通常强调民族自决、世俗社会和明确主权等原则。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民族意识与个人的自由权利相结合。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加剧，再加上生物进化论、体质人类学等思想的影响，“民族主义”逐渐被赋予了国际的“弱肉强食”的含义。国家需要以强烈的认同、高效的组织，迅速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对于清末的中国，强邻环伺，时不我待，国家本位的“救亡”压倒了个人本位的“启蒙”。所以接受后一种含义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本国需要，都似乎是顺理成章。

“中国式民族主义语境下的中国身份认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国如何转化为政治性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

有人从内外分际，保卫主权、利权的角度谈“中国”：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３期，１９０３

有人从历史的角度反思和批判，试图厘清“国家”与“朝廷”的主权归属：

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岂不大可骇而大可悲耶!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 1900

从实际政策上，对国际外交的态度也展现出近代意义上的“国”逐渐压倒了朝贡体系的“中

”。中国对待欧美列强的态度有明显转变，即使仅从国名翻译的角度看也是如此：

闽浙总督郭世隆疏奏:“红毛国英圭黎被风飘至夹板船一只。”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九年十月

欧洲远海英圭黎, 罗刹国与佛狼西。

洪弃生《圆明园失宝叹》

显然夹杂着轻蔑与愤懑，并非近代的平等外交意识。

而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比利时”等翻译，则都用褒义词，体现对欧洲文明褒扬羡慕的同时，也反映出对近代国家的国体的尊重。这种对外的态度与自我认知是密切联系的。

直到最后的辛亥革命，“中国”的国名正式得到了确立。革命党人于1911 年11 月11 日晚决定:

“称中国为中华民国” 。这说明“中国”是民族国家，逻辑上先有“中国”这个国家，再有“中华民国”这个政权。

“大清国”是对清王朝的指代，“中国”却不仅仅是对“中华民国”的简称。南京临时政府的国歌歌词有一句：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既然是揖美追欧，就说明革命党人对新生共和国的期许中，包含建立欧美式的民族国家的意愿，既然要旧邦新造，就暗含着“中华开发早”的文化中国如何转化为政治性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这是巨大的转变，今日中国之“国”，逐步形成。

今天，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现象也与这种民族国家相关，比如新闻时评对中国人海外旅游不文明现象的批驳，多从“国家形象”角度立论，国旗法、国歌法的颁行和完善引发的热议，乃至于微信网文里的那句“不转不是中国人”背后的国家认同。

这种民族国家当然也不会完全等同于欧美式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明显区别于单一民族的模式。外部则存在多层次的模糊边界，比如大陆、港澳和台湾之间的认同问题，比如新加坡式的华人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式的华人社会，甚至是日韩等受儒家文明影响，在文化根源上曾经与“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东亚国家。

中国的“中”与“国”概念的形成，都和内外互动相关，离开了“国际”，就无从认识“

中国”。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很强烈的“自我中心”的色彩。

类似地，美国也有“自我中心”的观念，以及伴随着国际地位提升而产生的从例外向普遍转化的过程。例如美国总统演讲和教科书中对“山巅之城”的叙述。

可见，“中心”并非中国的独创，它常常是一种文化的构建而未必完整反映历史真实，我们首先应该跳出“中心”的观念，以文化多样性的眼光看待中国文明。

此外，不同时空语境下，同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和强调重点可能都有不同。我们在使用和解读“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概念时，应当谨慎地考察历史语境。比如，对话过程中，黄兴涛教授认为中国的“文明之邦”既是古老概念也是现代概念，中国古代的“

文明”，与现代人所讲的文明概念的确不同。

中国古代认为最文明的时期是三代，而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最好的文明是在未来。所以文明之邦到底是古代的含义“文野之辩”，还是现代文明国家呢？

前者是自古就有，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认知；而中国被西方化的过程中既保留了传统的认知，同时吸收了了西方的概念。那么“中国”也是类似的概念。

从青铜时代在何尊上铭刻下“宅兹中国”时的朦胧方位感，到春秋乱世“尊王攘夷”旗帜下对内外分际的互动认知，到大一统格局与朝贡体系中的天朝自许，到炮舰与进化论的裹挟下对“国将不国”的彷徨，甚至是改革开放后对大河文明何处去的讨论。我们在不同时空下使用“中国”这个概念，层累芜杂，“中

”与“国”的含义，还需要更细致的辨析。

参考文献资料：

[1] 许倬云《说中国》

[2] 顾德融、朱顺龙 《春秋史》

[3] 王明珂 《华夏边缘》

[4]《未完成的国家:“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5 期 李扬帆

[5]张难先: 《湖北革命知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