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的影印可破除不少神話，讓我們領略龐大的學術工程是如何累積建築的。第一冊“飽蠹樓讀書記”扉頁日期署1936年2月4日，第二冊作1936年3月30日：相距不到兩個月，便有滿滿兩百頁的抄書內容，可見其勤勉。
錢鍾書外文手稿筆記
前些年，有位師長說曾與錢鍾書昔年清華外文系同窗某先生晤談，提到錢的外語能力，那位老先生搖頭說：他沒有學過意大利語，他哪裡會意大利語呢。我當時聽聞後即感奇怪，難道後來去學就不算了嗎？最近，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的第一輯三冊，影印了錢鍾書留學時代共十本讀外文書的筆記。我匆匆翻覽一過，覺得內容雖然也極為豐富，但還是顯露出一些青澀的痕跡，與《中文筆記》所存最早部分也看起來頗為內行的狀態完全不同。比如法、意、拉丁語言的有些引文旁寫出了英語譯文，比如抄讀“來屋拜地（Leopardi）”的《思想集》（Pensieri，1837）筆記（抄原文附以英譯）之末，有意大利語讀音規則的簡單記錄。這些倒是更覺真切可信，假如開始讀薄伽丘《十日談》沒用英譯本，或是讀但丁《神曲》的筆記之末尾有現代意大利語讀音的學習筆記，那才真讓人覺得奇怪了呢。我們還看到，他這時讀Robert Burton《解愁論》拿的是節選本，接觸薩福和卡圖盧斯的抒情詩集用的也是比較通俗的英譯本。
讀書筆記的影印可破除不少神話，讓我們領略龐大的學術工程是如何累積建築的。第一冊“飽蠹樓讀書記”扉頁日期署1936年2月4日，第二冊作1936年3月30日：相距不到兩個月，便有滿滿兩百頁的抄書內容，可見其勤勉。不過看篇目，我也有些疑惑不解。《聽楊絳談往事》中說飽蠹樓的經典以十八世紀為限，十九、二十世紀的書要從牛津市圖書館去借。可是，“飽蠹樓讀書記”這兩冊號稱“提要鉤玄”，讀的大多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人，甚至說都是當時人的書。第一冊最晚至少有Victor Basch那部《哲學與文學的審美論集》，刊於1934年，第二冊裡的美國作家Burton Rascoe《文林巨擘》，問世於1932年，Oliver de Selincourt的《藝術與道德》是1935年在倫敦出版的。兩冊筆記中早於十九世紀問世的書，只有柯勒律治的《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和那套約翰生博士主持的《漫遊者》（The Rambler）雜誌。我不清楚飽蠹樓的藏書歷史，不敢說楊絳記錯了。這頭兩冊讀書記所顯露出的錢鍾書，似乎對十八世紀以前的書並不再著急搜讀，沒準兒他初到海外，渴求一讀的就是那些新近的書，除了補充（更可能是重溫）聖茨伯裡和白璧德著作中關於晚近文學與文學批評的介紹，剩下來就是廣泛瀏覽摘錄文藝與哲學的新書了。這個興趣可以說一直貫穿在留學時代的這十本筆記之中，他關注的大量學者作家，不僅是與之同時代，甚至不過早生十來年的光景，屬於剛剛起步的人物。揚之水發表的日記裡曾記趙蘿蕤晚年批評錢鍾書精力浪費在十八世紀英國作家身上，她老人家真該看看這些筆記。
另外，楊絳說她幾乎讀過《潘彼得》作者巴里的全部小說和劇作，錢鍾書只從一部My Lady Nicotine（第二卷，427頁）摘了幾句話在筆記中；楊絳又說“文學史上小家的書往往甚可讀”，提到過John Masefield有“《沙德·哈克》《奧德塔》兩部小說，寫得特好，至今難忘其中氣氛”，Sard Harker見於筆記之中（第三卷，362頁），也是草草抄了兩句話而已。這一對“海天鶼鰈”（第一本筆記扉頁鈐印）讀書趣味的異同，說來倒也有意思。
錢鍾書寫英語論文《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裡的中國》，用的好多資料都不見於這十本筆記中。論文說自己受Pierre Martino的書《十七、十八世紀法國文學裡的東方》（1906）之啟發，筆記中只有此人一部論當代文學的《高蹈派與象徵主義》（1925）；又說追隨的先驅還有Brunetière，可我們也找不到他論文提到的那部八卷本《法國文學史批評》（簡稱tudes critiques），只有另外一部四卷本的《法國古典文學史》（第二卷，594-595頁，前面抄錄了意大利文學史家對文藝復興時期不同階段的劃分等意見，後文贊同作者對伊拉斯謨的評價，並關注了老Scaliger的《詩學》一書）。關注錢鍾書的人應該都注意到他在牛津的師承關係，他學術上的導師是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1884-1951）。1930年代後，一些文人學士在牛津組成規模不小的一個團體，名曰“洞穴（Cave）”，典出《聖經·撒母耳上》的“亞杜蘭洞”（the Cave of Adullam）故事。成員除了Brett-Smith之外，還有劉易斯（C. S. Lewis）、托爾金，以及Neville Coghill、Hugo Dyson及Leonard Rice-Oxley幾位學者，或又添上Coghill的學生Cleanth Brooks、R. B. McKerrow與F. P. Wilson。其中錢鍾書的導師和McKerrow都以文本校理而見長，多有校勘整理英文經典著作的成就。Brooks曾雲此圈中學人的治學經驗有兩點，一是關注what the text says而非what the text means，一是好從傳記家、文學史家和辭書編纂者的成果中尋求解詩之密鑰。前者可理解為對校勘學或修辭學的重視，後者則是功夫在詩外的意思，即從掌故、淵源和語義及語境的變化中研究文學。這些似乎與錢鍾書的讀書論學方式多少有些關係。對於後來才以《納尼亞傳奇》出名的劉易斯，錢鍾書對他的隨筆集和學術著作讀得比較多，《管錐編》中數引其書；《指環王》作者托爾金也是中古文學的學者，我在翻看《容安館札記》時偶見錢鍾書論及童話故事的Happy Ending，曾引述這位埃克塞特校友發明的Eucatastrophe（謂故事主人公在逆境中突然得以善終收場）概念。至於那位Rice-Oxley教授，據說他正是1937年6月錢鍾書送交論文後的考官之一。另外，這個團體名字既典出“亞杜蘭洞”，意指大衛之庇護所，舊約中大衛要密謀反對掃羅，據他人考證，掃羅是影射當時英國文學研究界的一個大人物，牛津墨頓學院（楊憲益在此讀書）的教授David Nichol Smith（1875-1962），錢鍾書讀此人一部《莎士比亞在十八世紀》，有筆記留存（第三卷，680-683頁）。
我們從筆記中注意到，錢鍾書留學期間還讀了很多心理學的書，尤其是一些新出版的心理分析學派的著作。這些研究往往與文學所體察的問題相關，故後來談詩論藝時他對此能大加闡發，使用過諸如“反轉”、“測驗法”、“投射”、“同時反襯現象”、“疲乏律”、“補償反應”、“通感”、“願望滿足”、“白晝遺留之心印”與“睡眠時之五官刺激”、“比鄰聯想”、“意識流”或“思波”、“失口”、“反作用形成”、“抑遏”、“防禦”、“佔守”等術語。我們由其早期所讀的相關書籍來看，他使用這些術語是有一個長時期、廣範圍之準備的。
正經論著裡的出處往往在此還尋見不得，寫遊戲文章的材料倒是一查就得了一個。在第八本筆記中，他讀J. Barbey D'Aurevilly的Les Diaboliques六篇，我們想起《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中引過一句“火燒不暖的屁股”，這見於第五篇，果然在此抄著法語原文，可譯作：
“儘管地獄暖烘烘，鬼臀依舊冷冰冰”，——據那些在黑彌撒中與之交合的女巫們說。
錢鍾書一定對自己讀過此書而得意不已，文章中的“錢鍾書先生”就這樣恭維“魔鬼”：“你剛才提起《魔女記》已使我驚佩了。”他抄書貪多求快，遇見有趣的掌故來不及詳記原文，就乾脆以漢語文言概述。比如《魔女記》第六篇記La Duchesse D'Arcos de Sierra-Leone：
《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一輯）錢鍾書著，商務印書館
西班牙最貴婦，platonically愛一人，其夫知之，當面命黑奴殺此人，剜心擲二狗食之，必辱之也。女求食心不許，與狗爭。憤出亡法國為妓，亦以辱其夫也，求生梅毒，果然。
不知是牛津教授圈子的學風使然，還是錢鍾書自己也酷愛掌故軼聞呢，筆記中出現了好多傳記、回憶錄和掌故雜俎的書。比如王爾德同性情人Alfred Douglas曝露隱私的自敘、斯威夫特身後被公開的秘密情書、愛麗絲·梅內爾（Alice Meynell）之女為她寫的傳記等。他還注意大作家身邊之小作家的表現，比如雪萊之密友、伍爾芙之父、馬修·阿諾德之侄女婿、葉芝之心腹這類人物的書或傳記，他也有興趣一觀。至於像當時正活躍的布盧姆茨伯裡派諸多成員，我們都可以在讀書筆記中找到他們的蹤影。交遊極為廣泛的弗蘭克·赫里斯（Frank Harris）那捲帙龐大的名人交遊叢錄《當代群像》（Contemporary Portraits，有五編），錢鍾書在此兩度抄讀。其中說老相識蕭伯納“面孔瘦削多骨，緣於凡事愛追根究底”（a long bony face corresponding to a tendency to get to bedrock everywhere）；又如記達爾文走紅之時，身邊為一眾聒噪女士所包圍，好似蜜蜂湊在一碟子糖塊上，問他如何避免再從人退化成猴子；還說卡萊爾“無色慾，故不知美感。其妻以此鬱郁而死”（錢氏以中文簡述）。赫里斯那著名的禁書，充滿了露骨描述的自傳，還被稱作“西洋《金瓶梅》”的，不知道錢鍾書讀過沒有。
Richard Le Gallienne的《浪漫的九十年代》這部回憶錄也是充滿了八卦，錢鍾書忍不住拿中文記錄的，比如說“Spencer與人辯不合必至氣厥，ear-clip無用，與人語而喜亦然。命老婦彈琴以解之”，看到就令人忍俊不禁。Arthur St. John Adcock的《今日格拉布街之諸神》（Gods of Modern Grub Street，1923），是名記者寫的當代文壇掌故書，其中錢鍾書摘錄了對約翰·布肯（John Buchan）的一段描述，說“此一平庸之蘇格蘭人，偏偏懷有不可救藥的感傷之心”云云，錢鍾書那時真愛翻讀布肯的小說，目錄中頻頻出現，然而一般不過只是摘錄一兩句有趣的描述或對白而已。其中Greenmantle（1916）那本小說就是《三十九級臺階》的續篇，筆記下面畫的兩張人面草圖，應該是錢鍾書在揣想小說家所謂“slept like logs”的樣子。
錢鍾書到了英國，對英語作家善諷刺、詼諧之人物多有留意。他讀了幽默小說家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編選的《一個世紀的幽默》，似乎有些不滿，以英語評論，大意謂此集等於是把好作家的壞故事集在一起了。他以打字機完成的筆記，有一則讀Punch雜誌的幽默作家Thomas Hood自選集（第二卷，214頁），其中論再婚，謂此遭遇鮮有境況改觀者，好比獨裁政府二次鼎革，第一次還是白銀，再度就成了黃銅了。他更喜歡的一位Punch作家是Frank Anstey，筆記中五六次出現此人的作品，但大多隻有摘錄零星幾句話。有一處（第三卷，269頁）說：一位詩人是個強壯的運動員青年，雖則他留著長髮——要麼那頭長髮倒是個意外事件，好像力士參孫的情況那樣。
錢鍾書要是沒讀到赫里斯《吾生吾愛》，心裡一定覺得癢癢的。他能順手給吳組緗開黃書單子，這時自然也想必樂於在單子上再添幾筆。他讀到龐德翻譯的Remy de Gourmont《愛之博物學》（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Love），記下兩個術語，一是“Zoerotism”並附中譯文“人獸交”，一是“Scatophilia”（嗜糞癖），又記“spider雌交尾未完食雄”。我們從筆記中知道他至少讀過兩部Victor Marguerite的法文小說，其中一部就是使作者丟了榮譽勳章的驚世駭俗之作，《單身女孩兒》（La Garkgonne，1936）。錢鍾書在筆記中羅列其“immoral descriptions”，其中有“男人在戲院中手淫女人”、“雜交野合”以及“玻璃房子（Chambre de glaces），女子狎妓同性交”等“罪名”。
第一輯簡介中關於第二本筆記的拉丁語格言，“nulla dies sine linea, qui scribit bis legit（沒有一天不寫一行，誰寫，誰看兩遍）”，那本來是兩句話，不該放在一起的。前句出自老普利尼所引畫師Apelles之遺言，謂無日不動筆也，原是畫筆，這裡可引申為抄書之筆；後句則是中古拉丁俗諺，可譯作“動筆勝似兩回讀”。前言說錢鍾書後來的筆記有題作“Noctes Atticae or Notes in an Attic”者，中文版少一“or”字，若譯作“亭子間讀書筆記”，只是後面部分，前面是“阿提卡之夜”，即錢鍾書喜愛的拉丁學者Aulus Gellius的學問筆札之書題。目錄中也有些問題：第一卷，John Hay Beith的筆名是Ian Hay，不是Jan Hay；第二卷中把Richard Whiteing拼成了Richard Whitening，法文小說《群山之王》（Le roi des montagnes，1856）的標題Montagnes誤排作羅密歐的族名Montagues，目錄和頁眉標題在450頁至468頁之間漏掉了Marvin Lowenthal編譯的《蒙田自敘》（The Autobiography of Michel de Montaigne）一書和數頁英語警句選抄，全當成Logan Pearsall Smith的那本《再細讀與反思》（書名Reperusals被拼成Reperisals了）的內容。第三卷，Louis Petit de Julleville的名字掉了一個“de”，W. Pert Ridge本該是William Pett Ridge。今天讀者都知道格羅史密思兄弟寫的《小人物日記》十分有趣。《容安館札記》第一九二則，錢鍾書回憶昔年在巴黎舊書肆發現這本書的過程，也為人所熟知。錢鍾書說，“憶在Hugh Kingsmill, Frank Harris中睹其名”，因此見到就買下來。我們在《外文筆記》第三卷目錄中看到這個題目，好奇他為何篋中有書還要抄錄。翻看才知，起始頁頁眉上的“George & Weedon Grossmith:‘The Diary of a Nobody’”並不是筆記的標題，而正是從Hugh Kingsmill為他老東家赫里斯寫的那部傳記中偶然記下的一個書名，如此就和《札記》所說的吻合了，這冊根本沒有《小人物日記》的讀書筆記。
閱讀更多 思想與社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