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思想大爆發的黃金時期，這一階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個流派的思想紛至沓來，如道家、儒家、法家等。它們在各自諸侯國內創立並實踐，最終自成派別地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哲學體系和治國方略。不過，隨著中華大地最終走向大一統，治國思想也必將趨於一致。
雖然法家思想在幫助秦國快速崛起及統一中華大地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卻“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秦國在後續治國中堅持法家的嚴刑峻法招致二世而亡，使得法家思想成為了眾矢之的而備受詬病。因此漢朝時期，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終獲認可後，拉開了思想界統一於儒家的序幕，隨後歷代王朝統治階層便將儒學經典奉為“聖言”，創始人孔子遂成為了聖人而備受推崇，其提倡的“德政”便也成為了歷代統治者追求的至高行動指南。
孔子“德政”體系存在理論與實際之衝突
孔子曾系統化提出了“德政”體系，他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這裡提到了兩種治國思想，第一種為：採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罰來規範秩序，老百姓便會因害怕刑罰而免於犯罪，但卻變得沒有羞恥心；第二種是：用道德來感化老百姓，用禮制來教化他們，老百姓便會有羞恥心且不會做出出格的事情。
顯然，提倡“仁政”、“忠恕之道”的孔子對前一種治國思想很是詬病，認為其會使人沒有羞恥心失了人性，而後一種則是最好的治理國家的辦法，因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也即君王擁有良好的德行，便能得到天下人的擁護，百姓便更能為其感化，從而崇德尚禮，嚴於律己、行為規範。
孟子進一步深入分析了孔子提到的兩種治國思想，認為前一種治國思想是“以力”治國，是“霸道”的體現，而後一種則是“以德”治國，是“王道”的體現。孟子同時指出，“王道”和“霸道”之分，是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根本分野。很顯然站在道德制高點的孔子很是反對法家思想的“簡單粗暴”，雖然達到效果，卻也泯滅人性。
雖然孔子提倡的“德政”人性意味濃厚，但也並不是毫無毛病、無懈可擊。倘若站在不同角度對孔子的“德政”做一番細究，便也能發現其中固有的矛盾衝突。
若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來看“以德”、“以力”孰是孰非，自然是“以德”更好，君王提倡仁政，對百姓更多的是勸說教化，而不動用刑罰、濫用民力，百姓便能安居樂業、休養生息，天下也將迎來太平盛世。而且君王德行方面以身作則、樹立榜樣，當然是百姓之幸、天下之福，百姓自然也會擁護這樣的人主。
倘若站在君王的角度，一味的“順意民意”，遇事只會感化教育，則很可能令施展政令舉步維艱。原因很簡單，可簡述如下：
1，感化教育的效果受限於自己德行的高低，這顯然對君王個人的德行修養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倘若君王沒能達到或者哪怕白璧微瑕，被勸說者必然會嗤之以鼻、不予採納，這顯然不利於君王頒佈政令。
2，感化教育需要一定的時間和耐力，畢竟“龍生九子，各不相同”，不同個體對同一事物的看法並不能馬上引起被勸者的思想共鳴，要成功對其“洗腦”，時間和耐心必不可少，如遇突發緊急情況，如此費時耗腦去感化必然壞事。
3，這個世界本就生來不平等，貧苦百姓家出生的人自幼做苦力，為生活奔波，而王侯將相家出生的人卻可以養尊處優，衣食無憂。作為金字塔頂端的帝王家出生的人，則生來不是成為君主，坐擁四海，就是成為王爺，食千戶乃至萬戶。如此不平等之待遇，又如何能感化貧苦百姓，讓其安心賣苦力？因此，陳勝、吳廣起義打出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口號，可謂是對這種生來就不公平的待遇發出的憤懣吶喊。
另外，倘若不顧實際，盲目施行“德政”，尤其是戰爭年代，則很可能導致無法想象的嚴重後果，典型案例便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宋襄公德行很高，其父親宋桓公病重，按嫡長子繼承製本應太子玆甫繼位，但他考慮到庶兄目夷年齡和忠義均高過自己，於是主動讓賢於目夷。目夷未能接受最終讓位失敗，玆甫按原計劃繼位，是為宋襄公。
宋襄公也因此次讓國之美而聲名鵲起，受到了國內臣民的一致擁護。不過毫無保留推行德政的他卻迎來了災難性後果。為了爭霸他很快與楚國槓上了，結果因為雙方均不讓步只好通過戰爭一決高下，於是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爆發了泓水之戰。
原本宋軍可趁楚軍渡河或者未列好陣之機發動進攻，但宋襄公老是標榜自己是仁義之師，絕不採用如此沒有道德的做法。結果整編列陣完成的楚軍潮水般湧了過來，弱小的宋軍毫無懸念吃了敗仗。宋襄公也被射傷了大腿，奄奄一息。
即便此時他還在堅持他的仁義之師看法，氣得屬下子魚說道：“打仗是以勝利為目的，還說什麼君子之道！真的按襄公你說的做，就去當奴隸服侍算了，何必還打仗呢？”自此，仁義標兵宋襄公不僅爭霸未成，反倒命喪黃泉，給後世留下了愚不可及的可笑印象。
由此可見，站在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可能完全相反，而這卻是為人君者治理國家過程中不可迴避的重大問題。“德政”雖好，但也不可避免存在著施行過程中理論與實際相沖突的客觀實際，那作為創始人孔子，又是如何解決此衝突之難題呢？
孔子提出“德政”衝突之解決辦法：“偷生”與“講義”分割又統一
孔子雖然系統性提出了“德政”體系，但面臨“德政”具體實施過程中存在的理論與實際相沖突的問題，解決辦法卻引人深思，有一案例可以證明。孔子周遊列國期間，飢餓難耐，於是子路偷了些飯食回來，孔子不問飯食從何而來張口就吃，子路又偷了酒回來，孔子不問酒從何處來端起來就喝。此時的孔子可謂將禮義廉恥全都拋至腦後。
後來有一國君請孔子過去講學，孔子便擺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肉割得不方正不吃，席子擺得不正不坐。後來子路問起緣由，孔子意味深長地說道：“以前我是‘偷生’，現在是在‘講義’。”
倘若較真必會譴責孔子的言而無信、說一套做一套。實際這正能說明孔子遇事不拘泥於理論、懂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實際變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同理，任何理論也只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中成立，環境條件一變，則需要適時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變化。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論即是環境變化之後，身份角色也要適時調整的絕佳例證。當自己身份是臣子時，則應表現得像個臣子，而當自己身份是君王時，則應表現得像個君王，為父為子也是如此。
因此當孔子食不果腹、飢餓難耐時，則應像螻蟻一樣學會“偷生”，當自己被人請去授課，則應像個為人師表的君子，教授他人如何崇德尚禮。也正因為孔子懂得理論聯繫實際，將看似不相干的“偷生”與“講義”統一於自身個體，使得其面臨不同實際情況能夠自如切換身份，如此縱然數次被驅逐、流落街頭，但始終保持著螻蟻之軀堅強地活在世上，不遺餘力地推廣其儒家學說，終使得儒家學說得以萬古流傳開來。如此則有理由相信，在面對“德政”實施過程中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孔子給出的解決辦法必然也是“偷生”和“講義”適時分割和統一。
縱觀中國古代有作為的帝王，在治理國家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將“偷生”和“講義”適時區分和統一，因此即便是德行滿滿的帝王，也會留下“道德”汙點，如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任上輕徭薄賦、仁義治天下，並且從諫如流、寬厚開明，開啟了大唐盛世之開端的“貞觀之治”。同時因為卓越的文治武功和良好的德行教化，被西北少數民族尊稱為“天可汗”。
但就是這麼一位施行“德政”的典範帝王，也留下了玄武門“弒兄殺侄”的汙點。這其實也是“偷生”和“講義”分割與統一的良好典範。因為倘若不發動玄武門之變，他何來的執政資格？更無需談施行“德政”的機會？而且，他本人業績斐然、功高震主，縱然他不先下手為強，也難保兄長登基稱帝后會放過他。故而站在他當時的角度，行此“汙點”之舉也是螻蟻不得不做的“偷生”辦法。
劉邦斬殺恩人丁公，朱元璋禁止前朝官員慶賀，背後是何用意？
“聖人”尚且如此，後世步入歷史前臺的政治家們自然也是心領神會、甘之如飴。在“偷生”和“講義”之間靈活切換身份角色，從而建成了較秦國更為長久的王朝，典型的如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
漢高祖劉邦雖然建立了強大的漢王朝，但建立過程也頗為坎坷，楚漢之爭時險些命喪黃泉。他和項羽爭鬥早期，趁項羽北方作戰之時，採納張良計謀突襲項羽大本營彭城。項羽聽聞立馬率三萬騎兵回救，雖然千里行軍、旅途勞頓，但硬是憑著強大的戰鬥力將劉邦打得大敗。
劉邦逃跑途中，被項羽大將丁公追上。眼看就要被丁公擒獲，脖子上的腦袋將要搬家，劉邦趕緊跳下馬，向著丁公求情道：“我們都是一代賢才，為何不能相容？”丁公頭腦簡單，覺得劉邦說得有理便將其放了。後來劉邦擊敗項羽做了漢高祖，丁公想起這位一代賢才，覺得自己有恩於他，定然能施加封賞。誰知一見面劉邦便將其五花大綁，當著全體將士的面說：“丁公這畜牲，身為項羽部下卻不忠於他，私自放了我，害得項羽失了天下。”說完未等丁公反應過來，一刀砍了他的腦袋。
劉邦當初之所以跳下馬，不顧君子風範，厚著臉皮向丁公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也是站在保命這個現實角度做出的“偷生”之舉；等到天下一統，四海歸一之時，如何有效地施行統治便成了擺在眼前的問題。因此不顧恩情、恩將仇報，當眾斬殺恩人丁公，也並非其喪心病狂，其背後用意是為了樹立“禮制”標杆，標榜自己“崇德重義”之用，也即為“講義”，從而為“德政”的實施提供基礎。司馬光也曾評述此事，指出“劉邦自起兵之後，網絡天下豪傑，招降納叛，數不勝數。等做了皇帝，唯有丁公一人受罰。原因為何？前為進取，今為守成，形勢不同罷了。”
另一很會在“偷生”和“講義”之間切換身份角色的便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起事之時，甚是愛才，不論哪個陣營，只要有才，均不惜一切代價據為己有。因此，在面對敵人陣營派遣而來的才子張昶，縱使張昶“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心裡一直裝著元王朝，但朱元璋一直強行將其扣留在身邊為自己效力，直至張昶的一封“通元”書信被發現才將其斬首。
等到1370年農曆四月，逃亡應昌的元順帝病逝。明軍一鼓作氣將元軍擊潰，使得他們短時間不能興風作浪。消息傳到南京城後，群臣歡呼。朱元璋卻示意群臣停止歡呼，並面孔冰冷地對前來拍馬屁的劉炳說道：“你是前朝官員，就不要祝賀了吧。”隨後鄭重宣佈道：“凡是在元朝工作過的官員，一律不許慶賀，這是命令。”
朱元璋與劉邦的做法可謂如出一轍：其創業時之所以百般招納前朝官員，也是站在為其政權“偷生”的角度，後來之所以不讓前朝官員慶祝勝利，也便是今非昔比，形勢不同罷了。背後用意也是為了樹立禮義廉恥之規範，從而為“德政”治理下的明帝國萬世傳承打下基礎。
結語
綜上分析可知，孔子提出的“德政”雖好，但由於具體情況的差異、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也不能盲目遵從。“德政”是為人君者治國的終極目標，但在其成為人君之前、面臨國難之際，也要適時摒棄“德政”所言的那一套“仁義”理念，為“偷生”做好準備。等到天下大定、四海歸一，身份則應切換至“講義”層面，為“德政”的全面實施奠定基礎。這實際即為“德政”實施過程中的理論與實際問題，解決得好，可如唐太宗李世民一樣開啟盛世、萬古留名，解決不好，則很有可能重蹈宋襄公的覆轍，不僅慘敗身死，還將落下笑柄，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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