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的彈性

財政的彈性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杜濤 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兩月全國稅收收入31175億元,同比下降11.2%,疫情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在2月份明顯顯現,當月全國財政收入同比下降21.4%。分行業看,住宿餐飲、居民服務、交通運輸等行業受疫情影響較大,稅收收入分別下降55.1%、41.6%、37.3%,房地產業、建築業、批發零售業、製造業等行業稅收收入同樣降幅明顯。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越來越重,其影響在財政數據有著更直接的體現。為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壓力,國家採取多種方式促進經濟恢復,特別是在宏觀政策方面,貨幣和財政政策協同發力。

積極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4月1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在減稅降費方面,採取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免增值稅、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延長交通運輸和餐飲住宿等企業虧損結轉年限、階段性減免企業社保費、緩繳住房公積金、免收收費公路通行費、降低企業用電用氣價格等措施,加上去年減稅降費政策翹尾,這些可為企業減負1.6萬億元。下一步,要在擴大實施前期有效政策基礎上,多措並舉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並抓緊按程序再提前下達一定規模的地方政府專項債。

積極財政,即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減稅與發債兩方面。從2020年的表現可以看出,擴大赤字、擴大專項債,發行特別國債,短期內有針對性的減稅政策也在加強。

但最重要的一環,則是財政的壓力承受能力。

除去部分發達地區,地方財政的彈性空間並不是很大,這裡的地方主要是指縣區。

地方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有本級稅收、非稅收入、土地出讓收入、轉移支付、融資平臺借款。

一般情況下,上級的專項轉移支付和均衡性轉移支付與本級的稅收的比例會在1:1以上,即轉移支付佔比可能會更多,這也意味著地方政府的本級收入能力有限。

地方財政在事權與支出責任的問題猶存。以公檢法為例,以前由縣裡保障,後來變成省裡管轄,在事權轉走的背後是財力一起被上級划走,表面上事權少了,但是財力也沒了,對於縣區這一級政府來說,很難說減輕了負擔。其次,雖然現在一些地級市不再“雁過拔毛”,但是依然會通過其他方式來獲得財力,比如讓縣裡上繳財力。

縣區財力緊張的問題已經有所表現,比如最近幾年某些縣區已經開始在上級財政掛賬。

此外,此前幾年地方政府融了不少非標產品,利息高,時間短,這些產品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是很大的負擔,最近這幾年從上到下,都在盡力化解這部分的債務。但由於非標資金沒有指定用途,沒有監管,對地方政府的使用有著極大的便利,若是經濟復甦變慢,財政收支壓力持續加大,非標極有可能會再次興起。

地方財力如此緊張的情況下,能夠謀劃的只能是賣地收入和發債,但是對於縣區這一級來說,一般債和專項債都是總額控制,就算是2020年比較多的專項債 ,到了縣區,也是相對有限。

向上級要錢也是一條通道,但是除非是大的項目通過補助類的轉移支付外,到縣裡規模能夠過億的資金很少。

土地收入方面,財政部的數據顯示,1-2月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6725億元,同比下降16.4%,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相關支出8052億元,同比下降40.5%。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另一個收入是稅務追繳,越是經濟下行,財政壓力加大的時候,越有可能發生。但是追繳行為有利有弊。利是,暫時緩解收入困境,弊是,營商環境、政府信用會受影響。

這些都是地方政府自有財力在發生變化的信號。若是財政收支壓力持續加大,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會顯現出來:之前依託地方財力操作的很多經濟行為或許都會被影響。這種現象有可能會從縣級城市開始,逐漸反饋出來,比如當初操作PPP,EPC,只要是有涉及政府補貼或者可行性缺口的支出的項目,都有可能出現問題。

地方財政的財力比較緊張的時候,中央政府的空間也在變小。2019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38874億元,同比增長8.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35115億元,同比增長6%;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03759億元,同比增長8.5%。

3.5萬億的中央支出中,某些特定支出就要一萬多億,這些也就是中央要負擔的事權與支出責任,還有其他較大的支出項目比如科教、債務付息等等。

據筆者瞭解,中央財政現在對於一般性支出一直在壓縮。不過,中央財政的收入來源,相比地方更多,除了傳統四本賬外,還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菸草、匯金等等。

從2月的收入來看,中央財政的收入也不是很樂觀,近期從一些地方公佈的3月收入數據來看, 3月的收入可能也不是很樂觀,因為很多稅收收入都是共享稅。

除去稅收,中央財政還有從中國菸草和匯金收繳的一次性收入,這也是中央財政彈性的一部分空間。另外,還有一筆資金,就是存量資金,這是財政部門能夠比較快投入使用的資金。

最後一個比較大的空間,就是發債,無論是一般債、特別國債或專項債。從赤字來看,維持在3%還是比較合適的,既表達了積極財政的意願,又在一個安全穩定界限之內。

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是專項債,2019年專項債額度為2.15萬億,2020年的增幅應該要比2019年的增幅絕對額度要大,所以,我們可以預估的是2020年的專項債可能會有非常大的增幅,也許4萬億隻是一個預計的起點。

但是,專項債的效果如何?對於政府投資的拉動效果影響幾何?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一系列的問題尚待釐清,比如專項債的項目能否真的自負盈虧?其次,專項債是地方政府的資金還是中央政府的資金?再次,專項債一刀切的投入那些指定行業和領域,地方政府是否真的需要?

對於特別國債,市場間的討論很多,許多專家都建議將其用作刺激消費的手段,一些專家和媒體將兩次特別國債之外的長期建設國債視為特別國債,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這也是一個信號,特別國債有可能會是基建的國債?

此時,中央和地方財政壓力都比較大,三公支出在這些年的壓縮下,已經沒有太大的壓縮空間,應該壓縮的是項目資金。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保證“三保”,穩定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上級部門在政策上的放鬆。特別是當其需要債務資金來穩定支出的時候,其經濟建設職能,就需要對PPP之類的模式放鬆。

現階段重要的任務是找到一個既可以減少地方財政支出,又可以推動投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方式,這種方式可以是PPP、特許經營或者其他類別,無論方式如何,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在宏觀上,如何能夠穩預期,政策導向將是一個最明顯的信號。相比繼續擴大債務資金投入,不如吸引社會資本進入,降低財政壓力,此時監管部門應該做的是事中和事後的監管,而非前門的開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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