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蘭雲天10
鋪墊
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學說的勝利，斷絕了儒學躋身政治舞臺的道路，焚書坑儒的劫難，更使儒學遭受了致命性的打擊。但秦朝的迅速崩潰，使儒學的東山再起出現了生機。
漢初雖然由於統治需要而採用黃老思想，但儒學也在積蓄力量，不斷髮展，逐漸復興起來，成為漢初顯學。
西漢開國之初，滿目瘡痍，城鄉破碎，土地荒蕪，民生凋敝，餓殍載道，整個民族在死亡線上掙扎。廣大人民群眾亟望安定，休養生息。要想鞏固統治，建立正常社會秩序，必須安定民心，休養民力。
秦因橫徵暴斂、嚴刑峻法導致滅亡的歷史也給新的統治者以深刻教育，促使他們尋求穩妥的統治方略。嚴酷事實的本身就要求最高決策者儘快制定包括經濟在內的較為寬鬆的政策，偃武修文，實施正常的統治秩序，迅速修復與改善破敗紛亂的局面，否則就會使人心不安，社會不穩，剛剛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就無法維持。
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正能滿足漢初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所以黃老之學很快流行起來。
黃老之學是兼收儒法、匯合陰陽之說的產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漢初崇黃老，並未實行一種思想的專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活躍在思想和政治舞臺上，並對社會施加著影響。
儒家在漢初黃老盛行的情況下，能夠復興，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漢初黃老思想統治下的寬鬆學術環境為儒學的復興創造了客觀條件。
漢初崇尚黃老之學，黃老之學反對人為的干涉和糾正，當然不注重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學派發展，所以漢初在思想領域又出現諸子並存的局面，在政治上各自發揮影響。
漢初當政者雖然尚黃老之學，但儒學在漢初仍處於“顯學”地位。特別是公元前191年，漢惠帝正式廢除秦代制定的“挾書律”，開放民間學術文化活動之後，儒家經籍的研究和傳授也開展起來，出現了一批經學大師。
漢初儒家經學雖然和其他學派一樣處於民間傳授的地位，但其學術活動的規模、傳授教學的重要內容，都是其他學派無法比擬的。漢初儒學教育的興盛為儒家復興並登上獨尊地位奠定了社會政治基礎。
第二，劉邦對儒學態度的轉變為儒學的復興提供了方便。
漢高祖劉邦出身布衣，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文化素質較低，是一個“不修文學”、近乎文盲的鄉間無賴。
他對於一些思想學說並不感興趣。他對黃老和儒學同樣是一竅不通，這使他對各種思想學說沒有任何偏愛，對一切思想學說皆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儒家學者極力向劉邦介紹儒學對鞏固封建統治所起的積極作用，使劉邦對儒家學說有了一定的認識。
西漢王朝建立以後，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孫通定朝儀，充分顯示出封建帝王之尊嚴。嚐到儒家禮儀之甜頭後，他開始對儒家另眼看待，對儒學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轉變，從“不好儒”到“好儒”。
劉邦之後的漢統治者的崇儒術，重儒生，實際上是劉邦崇儒、重儒思想的發展。統治者對儒學態度的轉變使儒學得到轉機，儒家學者抓住機會，使儒家學說靈活變通，在漢初站穩腳根，逐漸復興起來。
第三，黃老思想統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給儒學的復興，進而走上政治舞臺創造了機會。
任何正確的施政都應該張弛適度，寬猛相濟。
黃老主張順應自然，清靜無為，特別適應社會休養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點，就是缺乏進取精神，缺乏將全社會調動起來、全面建功立業的恢宏氣勢。
在社會的上層，諸侯王勢力膨脹，產生離心傾向，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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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層，豪強兼併，造成對民眾的危害，形成對社會正常秩序的干擾。
對少數民族的侵擾，缺乏有力的對抗措施。用黃老學說統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說明它不利於中央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穩定。
事實證明儒學確實“可與守成”，這給它走上政治舞臺創造了機會。
第四，漢初儒家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學在漢初復興的內因。
漢初儒學能夠復興，主要靠幾個人物，其一是叔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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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邦即位伊始，叔孫通就主動勸說劉邦徵用儒生，起草朝儀，並且根據漢初統治集團多小吏出身和武將少習文化的特點，既部分襲用秦朝舊儀，使蕭何等秦時故吏能順利接受；
又遵循簡易可行的原則，使粗魯無文的武將們容易做到，更充分考慮到當時“死者未葬，傷者未起”的社會現實，使朝儀在整體框架上既能為文武群臣所認可，又能為國家經濟實力所允許。
然而叔孫通畢竟只是一位通曉儒家禮儀的博士，他只能通過一些具體的實踐行為來為儒生在新政權裡爭得一席之地。
同樣，他也只能藉助諸如制訂朝儀及宗廟儀法等具體事務來證明儒學並非像法家說的那樣毫無用處。
儒學要復興，上升為新政權的指導思想，必須從思想上轉變最高統治者對儒學的偏見，從理論上證明以儒學治國安民的必要性，並以自身思想體系的完善和實用，讓統治者相信只有儒學才會使長治久安的理想變成現實。
陸賈
這一任務自然不是隻熟悉禮儀的叔孫通所能完成的，歷史的重任落到了漢初另一位儒學中興人物陸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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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賈利用和劉邦貼身的機會，“時時前說稱《詩》《書》”，以期對劉邦潛移默化，轉變他對儒學的態度。
- 雖然這位自恃居馬上而得天下的漢家天子常以大罵作為回答，但陸賈在比較前朝興亡原因的基礎上，指出“逆取”和“順守”的不同，使劉邦心服口服，讓陸賈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
- 陸賈作為新時期力倡以儒學治國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適用的主張，不僅擴大了儒學的影響，而且促進了儒學與現實政治，特別是與官方權力的結合。
- 陸賈的努力雖未能使儒學全面振興，但終究為日後儒學的大行於世創造了條件。五經相繼被立為博士，部分儒生先後走進漢初的朝廷，使儒學在黃老學說走紅之時也佔有一席之地。
賈誼
經過漢初三十餘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但政治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社會風氣也每況愈下。
這時，儒家學者賈誼在堅持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提出某些切實致用的政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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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實行禮治作為當務之急，同時不忽視仁義，把仁與禮結合起來。賈誼對政治的實質和仁義作用的理解較之他的前輩要現實的多。
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學是最適宜治國安邦的。賈誼加速了儒學的政治化進程。在這些儒家學者的努力下，儒學在漢初雖未能成為統治思想，卻也復興起來成為顯學，使統治者對其不能等閒視之。
直到漢武帝時，一代鴻儒董仲舒在綜合前人思想的基礎上，根據現實政治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儒學思想，得到漢武帝的認可，最終使儒家登上了“獨尊”的地位，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總結
回顧漢初儒學的發展歷史，從叔孫通到董仲舒，既堅持了一以貫之的傳統，又注意面對現實，不斷修正自己的學說。
特別是善於把握時代的脈搏，融進具有強烈時代氣息的新觀念，還勇於吸收他家之長，棄己之短，以保持儒家學說具有必要的張力和活力，這是儒學在漢初黃老思想盛行下得以復興，並實現由在野到在官的歷史性轉變的根本原因。
讀一世界
漢朝初崇尚黃老之學，後來獨尊儒家，得從漢武帝說起。
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十七日，剛滿十六歲的劉徹經歷了人生當中的大悲大喜。這一天，四十七歲的漢景帝病故，這一天，年僅十六歲的太子劉徹即位。
劉徹登基後，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雄心勃勃的他很快搞起了思想革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朝自開國以來，吸取了暴秦滅亡的教訓，沿用了戰國以來流行的“黃老”的治國方針，以“無為而治”為治國的核心精髓。七十多年來，一直一脈相傳。
如果劉徹也在這一條道上走到黑，那劉徹就不是漢武帝了。他決定進行一場思想革命，推翻黃老，獨尊儒術。
要革命，首先就得有人才。如何才能讓天下人才為己所用呢？劉徹馬上下了一道聖旨，公開招聘“公務員”。
漢武帝不拘一格選人才的方式，正是給了大家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機會，能在全國產生轟動效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面對眾學者儒生的到來，漢武帝很是高興。這次公開招考也很成功，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漢武帝招攬了大量有用之才，其中董仲舒最為閃亮。
董仲舒是這次考試的狀元。他是廣川（今河北省棗強縣）人，少年聞名，從小就研讀《春秋》，並以弱冠之年獨創了流傳千古的成語“目不窺園”而聞名天下。傳說他專研學術到了痴迷的地步，整天守在書房裡朗誦詩經，專研儒學，成了不折不扣的“宅男”。他自己家中有一個風景優美的後花園，但他連續三年都沒有踏進過，所以“三年不窺園”成了當時儒者的精神追求。
博覽群書的董仲舒在而立之年徹底摘掉了“宅男”的帽子，開始四處遊學。別的大師講課要按天、按時收費，他不但不收取任何費用，而且還要倒貼——貼時間和車旅費等，但他卻樂此不疲。
付出就有回報，他的無私奉獻收到了良好成效，他送出去的是知識，留下的是董氏這塊金字招牌。他的聲名到了極盛的地步，那些“國家級”的教授在他面前也自嘆不如。漢武帝馬上下令召見了董仲舒。
“朕有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煩請先生解惑。”漢武帝對董仲舒恭敬有加，態度誠懇至極，沒有半點考官的架子，反倒像一個誤入歧途的人等待高人指點一樣。
“三皇五帝從興起到衰弱，這是不是天命呢？夏、商、週三代受天命而興起，它們的祥兆是什麼？災異變化又是什麼？是天命還是道義？朕希望社會能流行淳樸的風氣，朕希望四海昇平，百姓能安居樂業，朕也希望法律能堅決地實行下去，所有人都有安全的保障，朕希望能享受上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陰騭……卻不知該如何修治整飭，達到心中宏願，故請先生賜教。”漢武帝大有把埋藏在心底十六年來的“十萬個為什麼”都問出之意。
面對漢武帝撒豆子般的提問，董仲舒不急不躁，從容淡定，娓娓而談，一一作答。他的話高屋建瓴，條分縷析，成了流傳後世的經典，史稱“天人三策”。其中核心便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說，天下民眾，只要學習《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和《論語》就可以了，凡是不在此範圍之內的其他各家學派的學說，應該禁止傳播，堅決杜絕這些學說與儒家學說同存共議。這樣一來，可以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思想統一了，法紀制度才能統一；只有法紀制度統一了，民心才能統一；只有民心統一了，國家才能治理好。
當然，這個統一是要講究方法的，秦始皇也是為了統一天下民眾的思想，但採取的方法卻不妥，是血淋淋的焚書坑儒。而董仲舒提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溫柔戰術，不殺你也不坑你，只要你一心一意讀儒學就行了。
劉徹不是一個想躺在先皇功績簿上過日子的皇帝，他想有所為。聽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後，他感嘆道：“妙，實在是妙！妙不可言，妙語連珠啊！”
漢武帝是個明君，董仲舒的建議他都悉數採納。後來他的武力革命雖然因為竇太后的干擾而受限，但當竇太后去世後，漢武帝便完全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政策，從此儒學成了國學，一直流傳下去。
飄雪樓主的歷史課
從文化延續來說，儒家在戰國時期並不是一個太強勢的學派，黃老之學是道家文化，也是楚國的政治文化。劉邦是楚人，於是在他建立的漢朝中引入黃老之術也並不奇怪了。
具體到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國從春秋後期到楚漢戰爭，幾百年沒有消停，民不聊生。這時候老百姓真心需要休息了。對漢朝政府而言，境內已經四海一統，北邊的匈奴暫時打不過，用和親賄賂的方式維繫著，而且老百姓對秦朝暴政非常反感，這時候，用黃老之術，無為而治，讓百姓休養生息就是理所當然了。
然而黃老之術的最大問題是民眾舒服了，國家效率低。楚國當初那麼大面積，那麼多人口，卻被秦國欺負得那麼窩囊就是例證。現在漢朝比楚國還要大，若也一直用黃老之術，那麼必然造成個大號楚國，繼續被匈奴什麼的欺負。因此經過文景之治，國力積攢到一定程度後，漢武帝就要建立更加高效的政治模式來統治這個大帝國。如果一味用法家的嚴刑峻法，又怕遭到秦國的覆轍。這時候，經過董仲舒改良的儒家，強調各安其位，君臣之義，就非常符合朝廷國家的利益了。於是從漢武帝那會兒開始，中國的理想政治模式都是所謂內儒外法，黃老偶爾作為調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