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室
在宋朝時期，經筵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與完善，並為皇室所嚴格遵守。宋朝皇室子弟從小就接受講讀官的教育，在成為太子後，會有專門設立的東宮繼續進行教導，直至成為皇帝之後，又有經筵官以提高其國家治理能力和個人素質。
可以說，教育幾乎貫穿了宋朝皇帝的一生，尤其是經筵官，更是對其在國家治理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伴隨這一制度的越發完善，朝廷中開始出現專門的官職，其發揮的作用自然也越來越大。
經筵制度在各朝各代的發展
早在漢唐之時，經筵便已經有了基本的雛形，即由皇帝參與、以傳授知識為主要目的的教學活動。如漢明帝就曾親自到太學講學，“上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捂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與儒生就儒家經典進行討論，大力推動了當時東漢時期儒學復興的進程。但這時的經筵，無論是從原因還是規模上來講都稍顯稚嫩， 並且在舉辦也基本是由皇帝的心意而定，沒有定數。
到了宋朝之時，經筵才真正制度化。不僅設有專門的官職——經筵官，在經筵的內容上也有了明確的規定。宋朝時期正是儒學復興的時期，經筵講解的內容自然也以《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為主。另外，正如李世民所說：以史為鑑， 可以知興替，像《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記載前朝事情的書也被皇帝所青睞，時常作為講解對象。
深夜學習的仁宗
到了明清時期，經筵制度卻並未隨宋朝的滅亡而消失。明英宗時期，經筵被載入正式的禮儀規定，“二二十二日講讀，寒署暫停。 萬曆二年定春講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講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題請。”清朝更是基本沿襲明朝的制度，但在具體的執行上，還是有著些許差異，比如皇帝成了經筵探討上的主導者，稍微發表點言論便引得其他大臣奉為經典，有時也可以不用親自出席經筵。總的來說，經筵在明清時期已然成了一種形式化的制度，實際作用大大降低。
宋朝經筵制度的設立包含多方面的因素
1、“重文輕武”的治國政策推動了皇室對文化學習的重視
由於趙匡胤本人在後周身居要職，並且在軍隊中擁有極高的威望與地位，這才使其能夠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地造反成功。但正是因為這段經歷，導致他深刻明白軍隊對國家朝政的影響是如何重要
，對武將的防範心理也就此形成。“杯酒釋兵權”後，為了牢牢打壓武將，文人的政治地位被刻意拔高，在朝政中發揮著更為明顯的作用，“重文輕武”的雛形也開始產生。而趙光義繼位後，由於兩次攻遼的失敗，這不僅使其本人不再對軍事上懷有信心，也使宋朝在對外戰略上轉變為防守姿態。此外，趙光義本人在文學上頗有造詣，喜好吟詩作賦，當時的政府也十分重視文化事業的發展。因此，無論是從客觀還是主觀上來講，宋朝“重文輕武”之風的形成，都是一個必然的事情。
身處這樣的境地，宋朝皇室便十分注重本身的文化素質培養。“太宗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惠顧問闕人”，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最初宋太宗設立經筵，並非是為了政治上的考量，而是想要使自己能夠在聽政之餘學習更多知識以充實自己。但隨著皇帝文化素質的提高，其視野與目光跟著變得愈發開闊長遠，為政能力自然也大幅度提高。
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宋朝皇帝明白了經筵的巨大作用，使他們開始著手將其制度化，併成為皇室傳統。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都對先祖的政策和意見有著相比於其他朝代更加濃重的膜拜，既不願推翻，也不敢改變。在這樣的情況下，經筵便貫穿了宋朝存在的始終，並一直髮揮著作用。
2、宋仁宗的獨特經歷使其一手推動了經筵的制度化
宋初三朝，是宋朝尚學求知之風建立的重要時期 ，“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以威，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特別是宋真宗本人，更是大力推崇全社會範圍內的學習風氣，不僅在政策上多有這方面的傾斜，更是對道家經典做了系統的修復，使學有所依。而作為太子的宋仁宗，也必定會從小就接受著良好教育，並被教導形成熱愛學習的思想。
道教
此外，宋仁宗即位之時不過十三歲，思想與能力也達不到成為一個合格皇帝的標準，自然不可能因政事而放棄了自己的學習。他的母親
劉太后更是十分重視對宋仁宗的培養，她認為“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史，以輔其德，”在如此嚴格的監督之下，學習對宋仁宗來說已經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不可或缺。而在具體的為政上面，相較於前幾任皇帝來說，宋仁宗也顯得頗為清閒。在澶淵之盟簽訂過後，宋遼兩國已經幾乎無戰事，維持了一段長久的和平。即便是“宋夏戰爭”和“重熙增幣”兩件事情接連發生，最後的結果也都是以宋朝增加對外賦稅而和平解決，並未出現長久戰爭的情況。
值得一提的是，劉太后在宋仁宗年幼時長期執政，其本人雖位高權重，但卻從未有過自立的想法。她也並未縱容自家勢力在朝廷內的膨脹，反而是在具體的治國政策上更加聽信士大夫的建議，有力鞏固了趙氏的統治，並推動了宋朝的發展。外無大敵，內無政變，同時宋仁宗本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在有時間學習的情況下，他也願意投身其中。因此，經筵得以在宋仁宗在位時期徹底成型，並作為具體制度流傳下去。
經筵制度對宋朝政治和社會生活造成的影響
1、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密切交流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宋朝政治的進步
雖然經筵制度的初始目的始終只是為了增強皇帝個人的文化素質，但在具體的探討過程中，卻還是難以避免地帶入了一些政治內容。尤其是在士大夫精神盛行的宋朝，與皇帝探討政治以發揮自己的貢獻也是人們趨之若鶩想要做的一件事。
劉太后
經筵的舉辦時間本來只是每年的二月至五月和八月至冬至的單日，具體安排上並不能算十分忙碌，而自高宗以後，因為其本身好學的原因，“方且夙夜孜孜於經史，今若講筵暫綴，則朕誦讀既多，有疑無質，導徒廢日力。”這導致本應在端午節後就暫停的經筵活動繼續進行，併為以後的皇帝效仿。
經筵持續時間一增加，大臣能與皇帝接觸的時間也就越多，在進行長時間的學術探討時，不可避免地將現今的政治問題與內容帶入其中，並作出看法間的有益交流，從而反哺至政策的具體事實層面。如在宋理宗時，在經筵之上作政治討論，已然成了家常便飯，“經幃進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
此外，部分講解經筵的官員，也會在這時候用自己的觀點與想法來潛移默化地影響皇帝。如蔡京就曾建議宋哲宗能夠多多閱讀王安石的著作，“竊見王安石有《日錄》一集，其間皆先帝與安石反覆論天下事及熙寧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備具，欲乞略行修篆，進讀。”
在廣讀百書、廣納百言之後，必定會對皇帝本身在做政治決策上有所裨益，從而幫助他們做出較為明智的選擇。而經筵官本身也會愈加受到皇帝的寵信，在朝政之上擁有更高的地位，可謂是兩全其美。
2、有力推動了好學風氣在宋朝社會的蔓延
有感於唐末五代以來的人心不齊、戰亂不斷的混亂局面
，宋朝皇室決心復興儒學而重新建構起一個正常的君臣綱常體系以維護自身的統治。書院也在宋朝興起，不僅數量繁多，幾乎在全國各地都有所分佈，而且教學質量也相當不錯，有朱熹、周式、范仲淹、司馬光等人都曾講學，並因此形成“博延眾生，講習甚盛”的繁榮場面。同時，印刷術在宋朝的普及為廣大平民提供了基礎的學習條件，書籍不再只是富貴人家才能擁有。在這樣的情況下，皇帝將經筵設立為一種制度，更是作為了一個好學典範在精神上帶動了全社會的好學風氣。
宋朝經筵講官大多為朝廷重臣或者頗有名氣的大儒，“宋之經筵，尤重擇人”，對人的品行和學問尤為重視，地位與身份倒是其次。如程頤就因其學問高深而為宋哲宗講學，敢於“議論褒貶，無所顧避”，對宋哲宗的品行學問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程頤從一介平民升為皇帝近臣，在全社會的名氣越來越大，眾多平民也將其視為榜樣。
宋朝讀書人因此明白，只要學問高深便可受到朝廷重視，這不僅是實現自身榮華富貴的有效途徑，也是能夠為國效力的可行辦法。在上行下效的情況下，並且相較於前朝來說本就擁有更好學習條件的宋代人，在學習便更加用功，以至於在全社會都形成尚學之風。
程頤塑像
經筵制度的本質始終擁有濃厚的封建意味
作為古代皇帝來說，
維護本身的統治自然是需要最需要考慮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的便是提升自己的政治能力。縱觀歷朝歷代，因一個皇帝的昏庸而亡國的例子數不勝數，如夏朝的夏桀、周朝的周幽王、東漢的桓靈二帝，西晉的惠帝等等都是實實在在的先例。為了避免自身出現這樣的情況，宋朝皇室自然十分注重對皇子的文化與能力培養。從本質上來說，經筵的制度化是宋朝皇帝為了鞏固自身統治的有力手段。
而從皇帝與經筵官的關係我們也可以看出皇帝的至高無上性。作為聽者，皇帝的身份在經筵時只是學生，尤其是在尊師重道之風盛行古代，就更應以經筵官為主，而非自己隨意決定經筵的學習和對經筵官的處置。但在宋朝歷史上，經筵官無措被貶的案例實在不少，皇帝是否真正向學一覽無遺。
經筵講學圖
總結
作為經筵正式制度化的一個時期，宋朝對經筵的改進與完善是極具建設性的，而從其在元明清三代都被繼承下來我們也可以看出，經筵的實際作用是十分大的。而這一制度，我們在現代其實也是可以將其利用下來以加強對學生的培養，從而促進社會進步。
參考資料：
1、《宋朝經筵制度成因論析》
2、《論宋朝經筵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