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開頭：
儒學是一個包含著豐富理論內容的思想體系，也是一個在歷史中不斷演化發展的思想系統，其在眾多的中國傳統文化中處於核心的，基礎的以及不可替代的地位。解析儒學學說的現世情感，處事智慧，不論是學術視角還是人生抉擇都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於儒家文化進行了多層次，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也使得人們開始逐漸認識與瞭解到中國儒家文化的內涵與精髓。
《論語》作為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主要包括仁義、自然、中庸、正人等價值觀念。“仁”就是愛人，而孝悌是“仁”的具體體現，是“仁”的根本，“義”則是按照規定行事。
在新時代背景下，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儒家學說的“仁義”之說是否仍可以為社會群體的道德情感指明方向呢？
因此，本文主要對儒學的“仁義”觀進行剖析，從而引申出其對當代社會群體道德情感的指引作用。
一、德性之“仁”
“仁”是早期儒家學說中的重要範疇，這一範疇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並推崇的最高德行，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張的人們生活中普遍適用的行為規範。
因此，如果青年群體或者個人能夠擁有“仁”所表達的美好德性，並在生活中遵守和實踐這一德性規範，那麼他的行為將會是道德的，從而他的人生價值也將會得到充分體現 。
首先，孔子認為“仁”的根本精神就是“愛人”。
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
儒家思想將“孝”“敬”與“仁”聯繫起來，“孝”“敬”是“仁”的載體和表現形式。例如，孔子說：“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子罕》），唯真正做到了孝敬父母、尊敬兄長的人，才算是達到了“仁”的高尚情操的人。同時，“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學而》），即在孝敬父母時，我們應該盡心盡力，在對對待朋友時，要“言而有信”。
其次，《論語》中的“仁”和“禮”兩方面的要求是統一的，並滲透在孔子所有思想的中間。
仁是一種內心情感，不能直接把握。孔子用禮來體現仁的要求，禮是仁的外在體現，就使仁由抽象轉化為具體，成為可以把握的，可以檢驗的了。比如，《論語》中有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所謂克己復禮，就是約束自己，按照禮的要求去做，這就是仁。具體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中國人以追求道德情感的完善為超越個體生命限制的人生意義，從孔孟開始，中國文化就以道德為終極關懷，杜絕了中國人以宗教信仰為終極關懷的可能。
楊伯峻先生作的《論語譯註》中曾指出“仁”範疇在《論語》中出現達105次之多，且“仁”的意蘊多與人的德性關聯。“仁”自然也是中國人為追求道德完善而設定的一個道德準則。比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等。
因此，當一個人能夠具備“仁”所代表的美好道德規範，並能夠盡其力為“仁”，其行為，我們可以稱為道德的行為，這種人也就能夠尋找到自己終極的人生價值。
同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規範之“仁”的基本內容，為人們的社會生活行為提供了基本的行為原則。
面對新時代的到來，人們也在適應新變化的同時，逐漸找不清自己的方向，困頓於社會的大染缸之中。特別是處於世界觀逐漸成熟的青年群體，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還並未真正的成熟，對各種誘惑毫無抵抗能力。
那麼，他們該如何在這新時代的風暴旋渦中，安定住自己的“本心”，“不忘初心”呢？
“仁”也許可以成為我們在這變化的漩渦中防止迷失的重要工具。面對紛紛擾擾的社會變化，紛繁複雜的物質誘惑，只有保持一顆“仁”心，真正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才能讓我們“出淤泥而不染”，保持“本心”，逐漸擺脫被物質控制的虛無感，被利益控制的孤獨感，以儒學的“仁”之德性獲得情感的超脫，尋找屬於自己人生的意義。
二、行為之“義”
義，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
從文字結構來看，“義”也寫作義，義字從 我，從羊。“我”是兵器、儀仗，“羊”是祭祀品，二者結合代表了合乎時宜的道德、行為。
“義”的理念在可考資料中最早由管仲提出，作為立國之本的“四維”之一，而後孟子就“義”展開了更深入的論述，闡釋了“生”與“義”之間的關係，昇華了 “義”的重要性，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理論指引作用。
故而，明晰青年群體的“義利”觀，培養其“道義”情感，情感態度作用於行為，對於其行為處事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義德是中國傳統道德中的“五常”之一，在《論語》中指的是道德之義。在孔子那裡，“義德”不僅意味著一種道德規範，而且是一種普遍的道德原則，同時也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德性。
首先，孔子認為，以“義”的規則、規定為依據辦事就是“義”，這就是“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里仁》）。事實上，這裡所說的 “義”，就是不要想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規則和定力，我們應當遵循事物發展的規則，而“義”就是其中的準繩，我們應以此為思考事情和處理事情的依據。
其次，《論語》還將“義”作為判別“君子”和“小人”的一個標尺。“義”是個人利益之外，社會對個體所提出的行為規範，是君子生存於世的價值原則。君子一生“見利思義” （《論語·憲問》），“義然後取” （《論語·憲問》）。“義” 則行之，“不義”則止，唯“義”是從。正因如此，面對利益誘惑，君子就有了不同於小人的選擇———“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 因此，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只有真正的君子，才會固守“義”道，小人則是斤斤計較，只為獲取私利而與人爭奪不休，所謂“不義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繼而，孔子還認為，應以義為重，重利輕義。在物質利益和道德倫理取捨之間，應優於道德而輕利益，人們的精神情感需求比物質需要更有意義。比如，“放於利而行，多怨” （《論語·里仁》），作為有高尚人格的君子，是不會總是考慮個人利益的得與失，更不會一心追求個人利益，否則，就會招致來自各方的怨恨和指責。孔子認為“義”具有不為功利的獨立價值，因此便把“行義”作為個人不計較成敗得失的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只要義之所在，便會盡全力而為。
“義”作為規範倫理核心概念，它規範的是個體成員的利益行為，保護的是其他個體乃至社會整體的利益。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對孔子所表述的“義”“利”道德情感之辨進行反思。更深入地看，“義”“利”二端其實並非如孔子所言———截然相反，更完善的理解也許是: 君子追求自我利益時，會適當關注他人利益，儘量不損害他人利益，此即為 “義”。換言之，“義”並非“利”之反面，而是一種將他人正當權益也包括於自我利益關注的視野之內，在己利與他利間取得適當平衡的行為原則。
所以，孔子主張重義輕利，並不是說避“利”不及。“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去也。”（《論語·里仁》），對於“利”，君子能夠權衡是否可以通過正當的方法得到它，能，便可以心安理得的取之，不能，則不取。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裡，“義”是作為一種道德規範來說的，是人們在面對“利”的時候，所依據的行為準則，即是否符合“義”之一說，符合取之，不符則不取。當求利不僅僅是人的感情慾望，也是人的天性使然，對於人們正當的求利應予承認和肯定。
“義”對一個社會秩序之正常維持是基礎性的。因此，“義”在此又獲得特殊的具體規定: 它並非抽象“應當”，它既是倫理學意義之“應當”，更自有其獨特規定性之“應當”，是規範倫理學意義上之“應當”，它規範的是文明社會個體成員的行為。在文明社會，每個人都不能唯己利是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個體並無行為之絕對自由; 自利即使在質上是應當的，但在量上也應當是有條件的———不能損害他人之利。
以孔子為代表的古代“君子”對 “義”的自覺可以理解為一時代、一民族倫理意識、社會意識自覺的標誌，它是文明社會得以建構、持續的重要因素。
然而，當代社會群體所面臨的情緒情感的困惑，從“義”的角度來看，是因為其並沒有將“自利”與“他利”相區別，沒有想清楚“君子”有可得，也有可不得。針對現在的很多的社會負面事件，很多都是以“自由”為幌子，達到“自利”的目的。
因此，喚醒社會群體的正確的“義利”觀，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
三、以“仁義”尋心靈自由
儒家思想文化以情感為基點，在認知層面上構建了人與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情感聯結。其中，通過情感的創造與轉換達成心靈自由的超脫狀態是最為重要的。
景懷斌認為“個體無論持什麼樣的終極觀，均面對人“性”之體悟，認定與展開，……人由此走向德性追尋並獲得生命價值與意義的道路。”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不僅僅是外部刺激的接收者，我們還會通過情感期望主動地構造可能際遇，創造道德的生活，而儒家的“仁義”觀念則可以成為社會群體的情感起點。由情感，影響其德性，並在行為中加以實踐，從而實現其完美的人生價值，而在心靈層面也可達到超脫的自由狀態。
儒家的“仁”與“義”常被並提，很容易令人困擾，到底如何做才能更好實現“仁”與“義”真正的道德價值。
在此，將“仁”更多的作為德性培養的道德準則，而“義”更多的是作為行為層面的道德準則。以“仁”培養“愛人”的道德德性，達到“美美大同”的心靈境界，之後在現實生活中，在遇到一些困難時，可以以“義”為道德準則，以“君子”的行為準則作出最佳判斷。
只有同時實現“養性”與“束為”兩方面的道德標準，心靈自由層面的超脫狀態才能完全實現。而如果一方沒有達到，則也會令其深深的陷入無法自拔的“困死”狀態。
比如，德性沒有達到“仁”的境界，其在作出“義”的行為時，會陷入深深的發問，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行為，“君子”與“小人”的行為又有何區別？而如果在行為中沒有達到“義”的準則，“仁”的德性會不停的對主體進行發問，為什麼沒有謹遵“君子”的行為，貪圖那一點的蠅頭小利？
無限的循環，不盡的折磨，根本無法達到心靈的自由，更無法實現超脫。
寫在最後：
在當代社會的情緒情感的渲染中，應該從儒家文化“仁義”觀出發，完備其德性與行為，在德性方面進行培育，在行為方面進行指導。只有如此，社會負面信息的存在，在自由的心靈面前，也只是飄然一物，根本不需要摻入或者投入更多的感情。而負面情緒的減少，也截斷了負面信息出現的途徑之一。
當然，不得承認，想要達到心靈自由層面的超脫狀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社會環境、個人特質、家庭教養方式等等。
但是，對於想要到達更高人生價值高度的個體，在基本的德性準則與行為指導方面已無法尋找心靈層面的自由，或許，遵循儒家“仁義”觀的道德準則，從情感的源點進行回溯，能夠實現心靈自由的超脫狀態。
作者簡介：禾安，心理學在讀碩士生，一個喜歡用文字表達情感、記錄生活的話語人。關注@禾安，讓我們一起來尋找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