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 連平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明確指出我國已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並部署了2020-2050年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工作任務，首當其衝的就是要“夯實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社會財富儲備”。2020年10月，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十四五”期間，我國將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發展銀髮經濟”“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等措施。從財富管理的角度來看，應對老齡化社會的嚴峻挑戰，增強財富管理供需的適配性已成當務之急。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正加速推進
國際上對於人口老齡化的認定有兩個通行標準：一是“65歲標準”。1956年，聯合國提出，當一個國家（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佔總人口比例超過7%，意味著這個國家（地區）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超過14%，為“深度老齡化社會”；超過20%，則進一步升級為“超老齡化社會”。二是更為寬鬆的“60歲標準”。1982年維也納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提出，當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0%，即代表這個國家（地區）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目前，一些國際機構和發達經濟體，如聯合國每年發佈《世界人口展望報告》多采用65歲標準；部分發展中國家基於人口壽命相對較短、退休年齡相對更早等因素，更傾向於60歲標準。我國同時公佈兩個口徑的人口統計數據，但部分省市區以60歲標準優先。
1.人口老齡化已成為全球普遍趨勢
1990年至2019年近30年時間裡，全球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以每十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從6%升至9%，並於2005年跨越了7%的分界線，宣告世界整體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未來這一速度還將加快，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老齡化比例將進一步升至16%，也就是說，屆時全球將擁有15億老齡人口。其中，東亞和東南亞、拉美和加勒比將是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地區。
根據人口學研究，決定老齡化程度主要有兩個關鍵因素：預期壽命和出生率水平。其中，前者越高，意味著老年人口總量不斷增長，老齡化的分子變大；後者越低，意味著人口基數日漸萎縮，老齡化的分母變小。最近幾十年來，全球範圍內兩大因素此長彼消的演變態勢十分明顯。
一是人口預期壽命顯著延長，“高齡化”趨勢明顯。二戰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局勢總體穩定，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普遍提升，社會保障和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居民飲食更注重營養健康，再加上科學發展推動醫療水平日臻進步，助推全球範圍內人口壽命穩步延長。1990年，世界人口平均壽命為64.2歲，其中男性61.9歲，女性66.5歲；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壽命為72.6歲，增加了8.4歲，其中男性為70.2歲，女性為75歲。聯合國預測，2050年世界人口平均壽命有望進一步升至77.1歲，其中男性為74.8歲，女性為79.4歲。一些發達經濟體，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女性人口壽命更將升至87.1歲。
二是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上世紀50年代初，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分別為46.9‰、41.9‰和22.6‰；1990-1995年，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分別為43.5‰、25.1‰和13.8‰，後兩者降幅較為明顯；2015-2020年，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分別降至34.5‰、18.1‰和10.8‰，分別下降9‰、7‰和3‰，低收入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也明顯下滑。
2.我國老齡化的四個突出特徵
與世界趨勢相比，我國與多數國家一樣，已明確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另一方面，我國的老齡化又有鮮明特徵，如老齡人口數量龐大、老齡化速度更快、內部差異明顯等。
特徵1：我國老齡化尚處於爬坡階段。與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相比，整體上看，我國老齡化尚處於爬坡階段，還處於老齡化的第一階段（老齡化社會）向第二階段（深度老齡化社會）過渡期，遠未到達頂峰。與日本相比，日本65歲以上老齡化比例高達28%，為我國的兩倍多，早已進入了老齡化的第三階段（超老齡化社會）；與韓國（15.1%）、新加坡（12.4%）等東亞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老齡化比例也不算太高；在東盟成員國中，泰國（12.4%）也略高於我國。
特徵2：我國老齡人口規模世界第一。2017年末，我國60歲以上的人口達到2.4億人，65歲以上的人口達到1.58億人；2018年，我國新增60歲以上的人口首次超過1千萬；到2019年末，我國60週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54億人,幾乎與世界第四人口大國印尼的總人口數量差不多，僅比美國總人口少3000萬。我國老齡人口的規模之大，世界前所未有。當然，這與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也有很大關係。
特徵3：我國老齡化速度大大快於世界。199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還只有5.3%；2000年前後，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達到7%，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2019年，這一比例升至11.5%，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與全球平均每十年提升1個百分點的速度相比，我國平均每十年就提升2.1個百分點，速度快了一倍多。
究其原因，一是人均期望壽命大幅延長。1990年至2019年，全國人口平均期望壽命從68.55歲增至77.3歲，增幅為8.75歲。在醫衛條件更好的一線城市，人均期望壽命已接近甚至超過歐洲和北美平均水平，如上海戶籍人口平均期望壽命從1990年的74.9歲升至2019年的83.66歲。二是出生率持續低迷。1950-1955年、1990-1995年、1995-202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分別為42.5‰、17.4‰、11.9‰。其中2019年，我國人口出生率為10.48‰，出生人口1465萬人，較2018年下降58萬，人口出生率創下歷史最低。
上述趨勢如持續發展，根據聯合國預測，2025年前後，我國人口老齡化比例將超過14%，從“老齡化社會”邁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35年前後，我國人口老齡化比例可能超過20%，進一步升級為“超老齡化社會”；2060年前後，我國人口老齡化比例或將達到30%，屆時全國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超過65歲。
特徵4：國內地區間老齡化程度差異大。2019年，共有25個省市區公佈了65歲以上老齡化人口數量及佔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總的來看，一是我國所有省市區的人口都已跨越了7%的老齡化紅線。即便排名最靠後的青海省老齡化比例也達8.31%。二是各省市區之間差異不小。如遼寧省老齡化比例為16.2%，幾乎為青海省的兩倍。三是地區老齡化程度與經濟發展程度之間沒有明顯關聯。如老齡化比例超過13%的省市區中，既有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也有遼寧、河北這類相對欠發達省份；而在老齡化比例低於10%的省市區中，也同時囊括了廣東、福建和寧夏、雲南、青海等地。
二、老齡化社會對財富管理需求巨大
隨著老齡化社會不斷深化，財富管理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尚不十分完善的背景下，由於勞動收入迅速減少，加之人口壽命呈“高齡化”增長態勢，無論是在美日等發達國家，還是在我國，老年人群都面臨著財富可持續性的挑戰。因此，必須提前思考，如何實現財富保值增值，避免出現“老後破產”、老無所依的窘境。
1.老年人手中積累了規模可觀的財富
美聯儲2016年家庭消費金融調查顯示，美國35歲以下年輕家庭的財富中位值僅為1.1萬美元。相比之下，65-74歲年齡層家庭的財富中位值為22.41萬美元；而75歲以上老年家庭的財富最高，中位值為26.48萬美元，為35歲以下家庭的25倍以上。由此可見，美國老年人擁有的財富相對厚實。
從我國情況來看，家庭財富峰值的年齡段更為提前，但65歲及以上人群依然擁有較強的金融資產投資意願和能力。2020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課題》發現，戶主年齡為56-64歲的家庭戶均總資產最高，達355.4萬元；而18-25歲的戶均總資產最低，為175.5萬元，僅為前者的一半左右。戶主年齡為65歲及以上的戶均資產288萬元，雖不算最高，但其投資銀行理財、資管、信託產品的規模相當可觀，均值為23.9萬元，是總體平均水平的1.4倍，佔其家庭金融資產的比重為34.8%，遠高於其他年齡段水平
2.老年人收入急劇減少甚至趨近於零
美國經濟學家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的生命週期假說將人的一生劃分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個階段。青年時期，儘管勞動收入低，但預期未來收入增加，人們敢於將絕大部分收入用於消費，甚至是舉債消費。進入中年以後，勞動收入持續增加，此時一方面要償還年輕時的負債，另一方面還要將部分收入儲蓄起來用於養老。等到老年退休以後，勞動收入直線下降甚至趨近於零，但消費支出依然發生，此前積攢的儲蓄被逐步消耗殆盡。綜合來看，理性的人會根據自己一生所能得到的勞動收入，運用儲蓄等手段加以調節，以實現各階段的消費基本均衡。
在財富管理領域，該理論可引申出來的一個含義是，即便在老年階段面臨勞動收入減少甚至消失的困境，但只要善於理財，就可以將中年階段積累的儲蓄盤活，繼續獲得穩定的投資收入，持續保障消費支出，避免“坐吃山空”的結局。
3.老年人群對財富管理的需求十分迫切
首先是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還難以提供充足覆蓋。目前，我國養老金體系三支柱發展並不均衡。首先，第一支柱“一枝獨大”。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由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兩部分構成。截至2019年末，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9.68億人，覆蓋我國總人口的近70%，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4.35億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5.3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6.29億元，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5.46億元，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8249億元。其次，第二支柱覆蓋有限。包括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兩部分。企業年金參與主體多為大多為金融、電力、鐵路等國有企業；職業年金參與主體主要是機關事業單位。截至2019年末，全國共有9.6萬戶企業建立了企業年金，參加職工2568萬人，年末企業年金基金累計結存1.8萬億元。總體來看，第二支柱存在覆蓋面窄、機構經濟負擔壓力較大、缺乏持續加入意願等問題。最後，第三支柱剛剛起步。2018年5月，我國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試點開始啟動，這標誌著我國開始運用稅收優惠手段探索建立第三支柱。截至2019年末，參保人數僅4.7萬人，保費收入2.45億元。
其次是個人財富可能提前透支引發焦慮。 儘管相對於年輕人，老年人看似擁有不菲的財富積累，但面對壽命不斷延長、財富“只出不進”的現狀，依然會感到焦慮。2014年，日本NHK電視臺拍攝了一部名為《老後破產：所謂“長壽”的噩夢》的紀錄片，深刻揭示了步入老齡化社會後，日本部分老人晚景淒涼的生活。節目通過對老年人群的廣泛採訪，發現不但退休儲蓄低的老人很容易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就連擁有大額存款、有房子、有年金，相對富裕的人群因疾病、投資失利，甚至是“活得過長”等原因，同樣存在“老後破產”的風險。2019年6月，日本金融廳發佈了一份測算報告，引發日本國內軒然大波。報告指出，對於男性65歲以上、女性60歲以上無工作的日本老年夫婦而言，如果僅僅依靠養老金，那麼每月將產生5萬日元的缺口（約合人民幣3200元）；如果再活20年，缺口將達到13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83萬元）；活到95歲，缺口將擴大至2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28萬元）。報告建議，日本國民在工作時就應著手做好金融投資，這樣退休後就可用自己的金融投資收入來彌補晚年生活缺口。
最後是老年人面臨各種現實隱憂。2018年，蒙特利爾銀行針對美國人和加拿大人老年生活的調查發現，在美、加兩國，老年人最擔憂的問題大多都與財富管理相關，包括醫療健康及費用支出、經濟入不敷出或出現財務危機、成為家庭的負擔、不能為子女留下遺產等。
從我國情況來看，老年人同樣也面臨著老齡化和高齡化帶來各種隱憂，如“有啥也別有病”就是當下社會最關注的問題之一。近年來，我國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居高不下，且有不斷上移的趨勢。根據第四次和第五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統計數據，我國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呈現出三個明顯特點：一是患病率高。以2013年調查數據為例，60-64歲年齡段，慢性病患病率已接近60%；65-69年齡段，患病率更達到了71.6%；而到70-74年齡段，100個老人中，至少有80人身患各種不同的慢性病。二是升勢快。從2008年至2013年短短五年時間，我國60-84年齡段老年人群慢性病患病率整體抬升了13-16個百分點。三是城市高於農村。從2013年調研情況看，城市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達81.1%，遠高於農村61.6%的水平。
此外，我國老年人住院比例也明顯上升。2008-2013年間，各年齡段老年人住院比例上升了4-5個百分點。從住院天數來看，2013年，我國老年人平均住院天數為12.8天。調查同時還顯示，有多達18.2%的老人需住院但未住院，其中，“經濟困難”是首要原因。
三、我國老齡化社會財富管理有效供給不足
近年來，我國財富管理行業發展步伐較快，機構生態漸趨多元，創新產品日益豐富，朝著規範、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但長期以來，正規財富管理機構和市場對於老年投資者這一龐大的特定群體所蘊藏的巨大需求未給予足夠重視，沒能準確把握老年人群需求偏好的異質性和生理特點，在產品供給方面不夠精準和豐富，這就為非正規機構和市場留下了可趁之機。
1.有效供給不足誘發二元化市場風險
在多數人的認知當中，老年人相對保守謹慎，屬於屬典型的風險規避型投資者，他們主要投資於一些低風險、低收益的金融產品。按年齡劃分，理論上投資者的行為偏好如下表所示：
在這一認知的指導下，正規財富管理機構和市場為老年投資者提供的金融產品範圍較為狹窄，主要集中於銀行儲蓄、定期存款、大額存單、國債及銀行理財等領域。這類產品的供給存在兩個明顯不足：一是很少為老年客群量身定製。如市面上大量的銀行理財產品和基金，主要是從收益率或資產標的角度進行分類，而很少以老年客群為中心專門打造。二是沒有對老年客群者進行分類分層管理。相關產品僅能關照部分老年投資者的低風險需求，但很難滿足另一部分老年投資者對於較高收益率的追求，如對股票市場、高收益債券市場等的投資需求；或者說，只能滿足老年投資者多元化資產配置需求中的最基礎部分。
由於正規財富管理機構和市場對老年投資者及其財富規模重視不足、有效供給不充分，留出巨大的市場真空，導致了二元化老年財富產品市場的產生。近年來，國內頻頻爆出大批老年人身陷金融投資龐氏騙局或高風險P2P產品的新聞。在e租寶、泛亞、中晉資產、善林金融等眾多事件中，老年人都是主要受害者群體之一。例如，2016年百億級理財平臺中晉資產崩盤，13萬投資者中，60歲以上投資者就佔了2萬人。而e租寶非法集資案涉及的90萬投資者中，根據媒體報道，老年投資者所佔比例更高。
當然，這一現象絕不僅限於國內。哈佛大學的調查研究指出，美國65歲以上的老人中，20%都遭遇過投資失誤或金融詐騙。在老齡化現象嚴重的日本，該現象更為突出。根據日本《警察白皮書》統計，2018年，日本共發生針對65歲以上老人的“特殊詐欺”案12867件，佔全年“特殊詐欺”案總數的78%。日本金融廳發佈的社會報告也證實，近年來，許多日本老人冒險投資自己不擅長的領域，因投資失敗導致“老後破產”現象大量出現。
2.有效供給不足的深層次原因分析
從根本上說，供給不足現象之所以產生，主要還在於正規財富管理機構和市場對老年投資者的需求和行為特徵理解把握得不夠準確深刻，難以解釋眾多本該保守謹慎的老年人，為什麼在實際理財投資過程中卻往往敢於“鋌而走險”，甚至大批“中招”呢？
2017年，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發表在國際著名《心理學》雜誌的一篇研究文章引起了全球財富管理行業的廣泛關注。該研究發現，老年人對自己的投資決策往往過於樂觀，重收益、輕風險的特徵十分突出，其投資激進程度甚至超過年輕人，表現得更加“無懼金錢損失”。研究進一步指出，與年輕人相比，老年人更容易做出錯誤決定和判斷，這很可能與“流體智力”減退有關。
流體智力在心理學上並非一個新鮮概念。早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雷蒙德•卡特爾就提出，人的智力可以從結構上區分為流體智力和晶體智力兩大類。
流體智力（Fluid Intelligence）是一種以生理為基礎的認知能力，如知覺、記憶、運算、推理、信息加工速度等，側重於藉助邏輯、抽象思維、模式識別、敏銳反應等來解決新問題和新挑戰。一般來說，人的流體智力巔峰期出現在20多歲，此後將隨年齡增大而減退。
晶體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是與流體智力相對應的概念，主要指後天習得的技能、語言文字能力、聯想力等，側重於用經驗去解決以往熟悉的問題。晶體智力在80歲之前並不會隨年齡的老化而明顯減退，甚至某種程度上，還有“越老越吃香”的可能，如我國民間關於“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老將出馬，一個頂倆”等說法，都表明老年人的晶體智力是不低的，深諳為人處世的智慧。
流體智力的自然減退，加之個人“單兵作戰”存在的信息劣勢，使得老年投資者在面對股票、基金、信託、黃金等多因素影響的投資產品時，難以在紛繁複雜的眾多幹擾信息中迅速識別影響短期價格波動的主要因素，進行準確研判；與此同時，出於對自己經驗的迷信，一些老年投資者往往又容易低估風險，高估自身判斷力，最終做出錯誤的投資決策。
當然，經濟和金融投資決策很難說完全取決於流體智力，尤其是在面對相對熟悉、類型相對單一的金融產品時，經驗和閱歷也相當重要。因此，老年人流體智力下降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彌補，這就是所謂的“衰減補償”。哈佛大學的David Laibson教授認為，人在50-55歲之間（平均53歲），流體智力與晶體智力將達到一個最佳平衡點。但在此後的55歲，特別是60歲以後，受生理因素制約，流體智力的退化將對人的投資判斷起到主導作用。著名的“西雅圖縱向研究”（Seattle Longitudinal Study）也發現，美國人平均智力水平最顯著的下降就出現在60歲之後。
四、增強老年財富管理供需適配性的幾點思考
從我國情況來看，一方面，進入老齡化社會後，數以億計的老年投資者對於財富管理需求巨大；另一方面，目前國內正規財富管理機構和市場的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還難以跟上老年投資者的需求。要解決上述矛盾，必須多管齊下，不斷增強老年財富管理供需的適配性。
從政府層面看，應加快二三支柱養老金改革，完善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一是完善我國企業年金制度，適當降低企業年金門檻，激勵中小企業發展集合年金等方式，提高第二支柱職業養老金的覆蓋面和參與率。二是加快推進個人養老金制度擴大試點，鼓勵個人和企業自願進行商業性保險儲蓄，建立商業保險儲蓄基金，購買商業性人壽保險或者進行商業性養老保險，重點發展個人稅延型養老保險、個人養老年金型保險等。通過完善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極大地緩解老年人的後顧之憂，使其能夠更為從容不迫地進行理性投資。
從完善監管的角度看，應加強老年投資者的保護。 針對老年人生理結構變化的特點，可參考美國、日本和中國香港等地的經驗加強對老年投資者的保護和引導。如美聯儲金融消費者保護局單設了老年人金融保護辦公室，專門負責老年人的金融消費保護，針對老年人容易遭受到的金融風險進行提示和幫助。日本明確規定，老年人僅為可“謹慎招攬”的客戶，金融機構應在“即使老年人蒙受損失也不會造成生活困難”的範圍內設定可投資金額；同時，不可勸其將準備晚年生活的儲蓄進行投資交易。香港要求金融機構在向老年人銷售金融產品時，須建議老年人請親屬和子女陪同，以避免老年人在不清楚金融產品風險狀況的情形下獨立做出決定。
從行業協會的角度看，要對老年客群要加強分類引導和教育。如果老年人執著於自己投資，要教育其正視衰老帶來的智力結構自然演變。在此前提下，引導其堅持低風險投資，主要投自己熟悉的理財產品，如定期存款、銀行大額存單、大中型銀行的穩健型理財產品、國債、貨幣基金等；對投資金額要做合理安排，即便投資失利也不影響正常養老生活；儘量不投收益率過高的金融產品，不做短線炒股等高頻投資，不輕易涉足自己從未接觸過的新產品。如果高淨值老年人士更看重相對高收益的投資，則要提倡“專業人做專業事”，最好委託專業的財富管理行業頭部機構代為理財。與此同時，也要鼓勵財富管理機構運用專業知識，通過投資組合、外部調研、風險緩釋、大數據分析等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減少信息不對稱，優選業績良好的公募基金、信託、保險等產品，進行科學配置，確保穩妥地實現預期收益。
最後，從財富管理行業和企業的角度看，要以老年客戶需求為中心加快金融產品創新。從國際經驗來看，不少發達國家在養老金融發展過程中推出過生命週期基金、商業養老保險、長期護理保險、住房反向抵押養老貸款和保險、養老金融信託、養老消費信託等產品，通過豐富的養老金融產品吸引老年投資者更多配置於金融資產上，解決了房產不容易分割、處置以及老年人無法有效盤活其持有的房產來提高生活水平的問題。建議國內財富管理機構也可積極跟進。例如，加快發展依照基金目標持有人的年齡對投資組合進行動態調整的生命週期基金，在風險遞減的情況下，可為老年客戶帶來長期較高的綜合投資收益。此外，還可與醫療、保健機構開展合作，積極發展集成財產管理、遺囑信託、醫療服務等多種功能的養老金融產品和服務。
連平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
劉濤 植信投資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