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五五年一月十日（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江陵縣）內發生了一場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軍圍困在內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寶將宮中收藏的十四萬捲圖書全部焚燬。
這些圖書的價值，從它們的來歷就能完全瞭解。對此，《隋書·經籍志》有詳細記載，大致如下：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規定以吏為師，禁止百姓收藏圖書。學者逃亡山林，有的連儒家經典也沒有能保存下來，只能靠口頭傳播。漢惠帝時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圖書的法令，儒家學者才開始在民間傳播學說，但由於原書沒有完整地保留，長期依靠口頭流傳，造成很多錯亂和遺漏，《書經》出現了兩種本子，《詩經》有三種，齊地流傳的《論語》與魯地不同，《春秋》有數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亂。漢武帝設置了太史公作為專門機構，收藏全國獻上的圖書。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書為主要依據寫成一百三十篇《史記》的。到了漢成帝時，這些藏書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陳農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圖書。又令光祿大夫劉向等人加以校閱整理，劉向死後，漢哀帝令其子劉歆繼承父業，終於將三萬三千九十卷書分為七類，編成《七略》。
王莽覆滅時，皇宮中圖書被焚燒。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視學術文化，特別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紛紛獻書，皇宮中的石室和蘭臺的藏書又相當充足了。於是將新書集中在東觀和仁壽閣，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類整理，編成了《漢書·藝文志》。可是到董卓強迫漢獻帝西遷長安時，軍人在宮中大肆搶掠，將用縑帛寫成的長卷當作帳子和包袱，但運往長安的書籍還有七十餘車之多。以後長安也淪於戰亂，這些書籍被一掃而光。
魏國建立後，開始收集散在民間的圖書，由中央機構秘書負責收藏整理，根據不同內容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晉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縣西南）古墓中發掘出來的一批古書，共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爆發，首都洛陽飽受戰禍，成為一片廢墟，皇家圖書蕩然無存。
東晉在南方立國後，又陸續收集了一些，但對照原來的四部目錄，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後北方的遺書逐漸流到江南，如東晉末劉裕攻佔長安時，曾從後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書。到宋元嘉八年（四三一年）秘書監謝靈運編成《四部目錄》，已著錄了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齊朝末年，戰火延燒到藏書的秘閣，圖書又受到很大損失。梁初的秘書監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圖書，不計佛經共有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由於梁武帝重視文化，加上江南維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間藏書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亂被平息後，湘東王蕭繹（即以後的梁元帝）下令將文德殿的藏書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書共七萬餘卷運回江陵。
其餘的七萬卷應該是梁元帝在江陵的舊藏，至此，他的藏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萬卷。梁元帝將這些圖書付之一炬的後果如何，《隋書·經籍志》也有記載：由於北方長期戰亂不絕，圖書散失更加嚴重。北魏統一北方後，朝廷的書籍還很少。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曾向南方的齊朝借書，藏書才稍有增加。爾朱榮之亂時，朝廷的藏書又散落民間。北周在關中建立之初，藏書只有八千卷，以後逐漸增加到一萬多卷，滅北齊後又獲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五八三年）接受了秘書監牛弘的建議，派人到各地搜訪異書，規定原書可在抄錄或使用後歸還，並且每捲髮給一匹絹的獎賞，因此收穫很大。隋滅陳後，又獲得了不少書籍，但這些大多是太建年間（五六九——五九二年）新抄的，用的紙墨質量差，內容也錯誤百出。這說明經過江陵焚書，南方的古籍已毀滅殆盡了。經過整理，隋朝秘閣的藏書達到三萬餘卷。隋煬帝時將秘閣的藏書抄寫了五十份副本，並在東都洛陽建觀文殿作藏書之用。
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年）滅王世充，攻佔洛陽後，將所有圖書裝船運往長安。由於過三門峽時翻了船，大多數圖書落水漂沒，留下的只有一二成，連目錄都殘缺不全。唐初修《隋書·經籍志》時收集到的書有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於唐初的藏書包括了五五五年以後數十年間問世的書籍，實際恢復的舊籍還不滿原來的一半。從數量上說，梁元帝毀滅了傳世書籍的一半。從質量上說，他所毀的是歷代積累起來的精華，質量自然遠在民間所藏或太建年間抄本之上，所以損失是無法用數量來估價的。從秦始皇到唐初，中國的書籍已經遇到了大小無數次災難。從唐初到現在，天災人禍又難計其數，當時的近九萬卷書中大多也沒有能保留下來。但一次由皇帝主動焚燬十四萬卷書的記錄，在這二千多年間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要是梁元帝沒有焚書，那麼即使在西魏軍隊佔領江陵時有所破壞，總有一部分會作為戰利品集中到長安，也總有一些會流傳到今天，而間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會更多。如果這樣，公元五五五年前的中國史會比今天所瞭解的豐富許多，中國古代文明必定會更加輝煌。一千四百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中知道發生過這場浩劫的人肯定已經不多了，但是江陵焚書的起因卻是值得所有關注中國文明命運的人認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書的間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禦戰的失敗。公元五五四年十一月（梁承聖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將於謹、宇文護、楊忠率五萬大軍從長安出發，直指江陵。其實，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經註定了他覆滅的命運。江陵背靠長江，北方無險可守，而且遠離南朝長期的政治、軍事中心建康。為了應付兄弟和宗族間的衝突、控制潛在的敵對力量，他又將軍隊分駐在各地，對北方的強敵西魏非但不加防範，還妄想利用它來消滅異己，甚至在接到梁朝舊臣馬伯符從西魏發來的密件時，還不相信對方已在作入侵的準備。
西魏的主帥於謹在出兵時就對梁元帝的戰術作了預測：上策是“耀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丹揚”，即軍隊總動員後主動放棄江陵，轉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內居民還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即將外城居民遷進內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難於移動，據守羅郭”，即不作任何主動轉移，死守外城。而從各方面情況分析，梁元帝必然採取下策。以後的發展果然不出於謹所料，梁元帝的戰術甚至比下策還糟糕。
元帝在焚書時想赴火自殺，被左右阻止，於是準備投降。謝答仁等勸他乘夜突圍，只要渡過長江，就能得到駐在江南馬頭的一支梁軍的救援，但元帝不慣騎馬，認為“事必無成，徒增辱耳”。在王褒的挑撥下，元帝還懷疑謝答仁的忠誠，因此在他建議收集內城殘部五千餘人固守後又拒絕與他見面，氣得謝答仁吐血而去。元帝換上白馬素衣出東門投降，備受羞辱後，於一月二十七日被殺。魏軍從梁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選了數萬人為奴婢，作為戰利品押回長安，其餘老弱幼小全部殺盡，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餘家。當時天寒地凍，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凍死或被人馬踩死。
這場戰爭實際只進行了一個月，而且梁軍根本沒有什麼有效的抵抗，最大的損失還是這十四萬卷書和江陵城中的無辜百姓。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戰爭實在稱不上“大戰”，與秦漢之際、兩漢之際、東漢末年、西晉末年、東晉十六國期間已經發生過的戰爭相比，江陵之戰只是小巫而已，此後至今大小戰爭不知又發生了多少。這些戰爭，無論是國內的農民暴動還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無論是民族、政權間的衝突還是外敵入侵，都曾造成文化積累的破壞和文明的倒退，書籍的損失只是其中之一。但在印刷技術還沒有形成或沒有普及的情況下，大量書籍都只有稿本或少數抄本流傳，無數傑出學者的畢生心血、千百年的學術文化結晶在鐵血和烈火中毀於一旦。《隋書·經籍志》中提到的幾次書籍大災，無一不是發生在戰亂之中。直到近代，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的戰亂還毀滅了大批珍貴典籍。明永樂年間編成的二萬多卷《永樂大典》，唯一還留下的一部近二萬卷的副本在一八六○年英法聯軍和一九○○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被焚燒或掠奪，目前所存僅八百卷。乾隆五十八年編成的、多達近八萬卷的《四庫全書》，儘管在副本以外又抄成了七部，但副本與其中的三部分別毀於帝國主義對北京的入侵和太平天國戰爭。
人類文明所受的浩劫又何止於在中國？而其中為害最烈的也是戰爭，直到今天還在威脅著一些珍貴的文化遺產。例如前南斯拉夫一座聞名世界的古橋，不久前毀於戰火。
正因為如此，我在閱讀史籍，寫出江陵焚書的前因後果後，最大的願望就是：在今後的一千四百四十年間，在更長的未來以至永遠，在中國，在世界，不要再有戰爭。讓和平永遠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讓我們的先人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化永遠保留在地球上，成為我們和後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
如果這善良的願望被侵略者所破壞，那就應該用強大的軍事力量摧毀戰爭狂人。當年的梁元帝只要稍有一點信心和勇氣，在戰略和戰術上少犯一些錯誤，江陵之戰或許根本不會發生，或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同樣，如果清政府能適應世界潮流，變法圖強，或者能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外國入侵者就不至於能如此猖狂肆虐，《永樂大典》的大部分或許能保存到今天。
在戰爭還無法完全避免的情況下，國際大家庭應該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來保護文化遺產，應該制定在戰爭中保護文化遺產的公約，將在戰爭中破壞文化遺產的行為確定為對全人類的罪行。
江陵焚書又是梁元帝主動犯下的罪行，因為魏軍兵臨城下時並沒有焚書的必要，他要戰要降也與是否焚書無關。在他被俘後曾被問到焚書的原因，回答是：“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這固然說明他至死也不瞭解亡國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願承認，但也證明了他一生愛書，愛讀書，由極度的愛突變為極端的恨，要讓這些書成為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據《梁書·元帝紀》所載，他五歲時就能背出《曲禮》的上半部.雖然自幼瞎了一眼，卻異常好學，“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這些話或許有所誇張溢美，但有幾件事情卻是不會作假的：元帝酷愛玄學，從五五四年十月十九日開始在龍光殿給大臣們講解《老子》。十一月二十三日，魏軍已經到達襄陽，他才暫停講課，宣佈“內外戒嚴”。二十七日，見邊境沒有什麼動靜，便又恢復講課，百官只得穿著軍裝聽講。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江陵已處於魏軍合圍之中，元帝上城巡視，還雅興不減，隨口作詩，群臣奉和。他的著作有《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五十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三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荊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計超過四百卷。如此廣博浩繁的成果，即使是專業學者也並非唾手可得，對於一位活了四十七歲、又經歷了多年亂世的皇帝來說，實在是了不起的成績。他的詩文雖然不脫輕薄浮豔習氣，但也不乏清新雋永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據有一席之地。作為皇子，他先後在會稽（今浙江紹興市）、建康、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荊州（治江陵）任職，要收羅七萬捲圖書，並最終彙集到十四萬卷，也是煞費苦心的。要說梁元帝愛書，愛讀書，是毫無疑問的。
不僅梁元帝如此，歷代帝王中愛書和愛讀書的人還不在少數，如《隋書·經籍志》中提到的幾次大規模徵集圖書，無不與當時帝王的愛好有關。連昏庸無道以致亡國的隋煬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下令將秘閣的三萬卷書抄了五十份副本，說不定多數書會逃不過隋末唐初的戰禍。皇帝既有絕對的權力，又有取之不盡的錢財，還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驅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圖書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個人都無法替代的。
但是歷史的悲劇也正發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圖書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個人的私產，不僅從此與民間絕緣，而且隨時有被纂改或銷燬的可能，也會成為一位皇帝或一個朝代的殉葬品。梁元帝焚書後，又把所佩寶劍在柱上砍折，自嘆：“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在他眼中，十四萬冊書與一把寶劍一樣，不過是他的私產，有用時用之，無用時毀之，何罪之有？
秦始皇的焚書和梁元帝的焚書是公開的，另一種形式的“焚書”卻是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不動聲色地進行著。實際上每一次大規模的收書徵書，都隨之以大規模的抄寫、整理和編纂，都得按皇帝的旨意和當時的主體意識進行加工、篡改以至銷燬。唐初編纂《隋書·經籍志》時採取的原則就是：“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採，有所弘益者，鹹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可以肯定，有不少“文義淺俗，無益教理”，或“浮雜鄙俚”的書籍或內容已被刪削，或被銷燬了。皇帝一次次“稽古右文”的盛舉，同時也是思想文化的一次次清剿。《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徵集規模和收錄範圍都大大超過了前代，但在此期間禁燬、刪削、篡改的書籍數量也是空前的。
書籍如此，其他藝術品也是如此。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不惜採取卑劣手段從其後人處騙取《蘭亭序》真跡，最後還將它作為陪葬品帶進了陵墓。一些愛好書畫的帝王在一件件國寶上任意蓋印、題詞，要不是皇帝被推翻，這些稀世珍品就一直是他們的私產。要是多幾位唐太宗，被帶進墳墓的書法真跡還會更多；要是多幾位乾隆皇帝，名畫必定會變成御璽的印譜。而每次戰亂或改朝換代，少不了皇宮的焚燒或戰利品的擄掠，又有多少藝術珍品隨之遭殃？
而且要是皇帝沒有什麼文化倒還好辦，懂行了、太高明瞭麻煩就更多。皇帝的欣賞習慣、評價標準以至個人好惡，無疑就是學術、文化、藝術的鑑定準則，成為不可違抗的法律。一個流派、一種思想、一類風格或一部著作會因此而興旺發達，而另一些卻會就此消失。即使是為了滿足皇帝的虛榮心，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乾隆皇帝最愛賣弄小聰明，以能親自發現臣下的錯處為樂，《四庫全書》抄成後他要親自校閱，而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找到錯字，以顯示自己的天縱聖明。總裁官紀昀深通邀寵之道，讓抄手們故意留下一些錯字。可惜《四庫全書》卷帙過於浩繁，乾隆皇帝看了一些後就不再有興趣了，但那些故意寫成的錯字卻再也無人改正了。
相反，散處民間的書籍和藝術品雖然免不了蟲鼠水火之害，難免不毀於戰亂，卻不會有這一類災難。所以秦始皇焚書毀不盡天下的書，圖書在一次次浩劫後會有幸存者，清朝列入禁燬書目的一些書現在還能見到，主要還是靠民間的收藏。中國古代的地圖製作相當發達，但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一幅西漢初年的古地圖之前，除了有幾塊十一世紀刻成的石刻地圖外，竟沒有明代以前的地圖原本傳世。主要原因倒不在於地圖描繪的困難，而是由於地圖一向是皇家與官方的秘藏，又是行政權力的象徵，私人收藏地圖就有謀反之嫌，而官方的地圖又一次次成為改朝換代的犧牲品。
舊時代的文人學者在對江陵焚書痛惜之餘，自然不會譴責梁元帝為罪犯，因為他們從皇權觀念出發，是無法否認皇帝有這樣的處置權的。封建專制制度造成了這樣的悲劇，但悲劇並沒有隨著封建制度的覆滅而成為過去。我希望文化遺產永遠屬於人民，學術、文化、藝術真正保持獨立，才能避免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江陵焚書事件重演。
寫到這裡，我聯想到了近來學人們不時在討論的人文精神問題。老實說，我到現在還不很明白人文精神的確切含義，特別是在中國應如何詮釋。但我相信，對學術、文化、藝術的追求應該是人文精神的內容之一。從這一意義上說，梁元帝身上是有那麼一點人文精神的。他對文學和學術的追求以及取得的成果，豐富了中國的文化，至今還值得我們研究和肯定。
但梁元帝是典型的雙重人格，在他勤奮好學、富於創造、刻意追求的另一面是極端的虛偽、殘忍、優柔寡斷、貪生怕死，學術上的認知從來沒有成為他的實踐。例如他著有《孝德傳》、《忠臣傳》，自然是為了闡述、宣揚孝和忠，但自己的行為卻既不孝也不忠。在侯景圍攻建康，他的父親梁武帝危在旦夕時，他卻以“俟四方援兵”為藉口，在上游擁兵自重，甚至殺了勸阻他退兵的下屬蕭賁。在建康陷落後，他忙於骨肉殘殺，乘機逼死了親生兒子蕭方等，殺了侄子蕭譽，趕走了侄子蕭其弟武陵王蕭紀發兵東下後，他不僅讓方士畫了蕭紀的像，親自在上面打釘子，咒他早死，還請西魏出兵，讓西魏佔了蜀地。蕭紀兵敗時，他又密令部將樊猛不許將蕭紀活捉回來。蕭紀的兩個兒子被他關著絕食，以致自己咬臂上的肉吃，十三天後才死去。王偉是侯景的頭號幫兇，從發動叛亂起的一切行動幾乎都出於他的策劃。但此人才思敏捷，詩做得很好，被押到江陵後，在獄中寫了一首五十韻的長詩獻給梁元帝。梁元帝愛他的文才，準備赦免。忌妒王偉的人得知後，對梁元帝說：“以前王偉寫的檄文也很好呀。”他找來一看，原來上面寫道：“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項羽的眼睛有兩層眼珠，還會有烏江之敗；湘東王只有一隻眼睛，難道天下會歸他嗎？）他勃然大怒，將王偉的舌頭釘在柱上，開膛剖肚，一刀刀碎割而死。王偉的罪行早夠死刑，元帝因愛才而不殺；但一旦得知他曾挖苦自己，就如此殘酷地殺死；究竟還有什麼是非好惡的標準？
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梁元帝的為人而否定他符合人文精神的那些行為，就像不能因為一個人的人品不好就否定他的書法藝術一樣。書法的評價標準只能是書法本身，所謂“字如其人”實際上大多是對既成事實的承認，我看是靠不住的。董其昌是個劣紳，誰能從他寫的字裡看出來？汪精衛當漢奸後寫的字，究竟與早年革命時寫的字有什麼兩樣？但對書法家的評價就不能只用書法的標準，還要包括他的為人和作用。顯然，對梁元帝一類歷史人物，人文精神不能成為唯一的評價標準，而只能用之於其某一個側面。
如果梁元帝不是一位皇子和皇帝，而是一介布衣，那麼他的兇殘險惡的一面可能就不會得到充分表現，或者不會留下具體的記載，我們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他的詩文和好學不倦的故事，他就是一位著名詩人和優秀學者。不幸的是，歷史給了他皇帝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他是否願意，都只能用皇帝的標準來衡量了。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皇帝，像李後主、宋徽宗、明武宗、明熹宗，他們本來應該是傑出的詩人、書法家、畫家，優秀的運動員、工匠。還有的皇帝，如梁元帝的父親梁武帝蕭衍、明朝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可以成為某一方面的典範，如個人生活樸素、工作勤奮等等。還有像晉惠帝和南朝的一些少年皇帝，不過是低能或幼稚，如果是普通人倒是值得同情的，或者不過是可笑而已。這些人都具有符合人文精神的某一方面的特點，但不幸他們當了皇帝，因此只能成為昏君、暴君、亡國之君。所以，對於皇帝或者對社會負有特別責任的政治家來說，抽象的人文精神並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更主要的是他們的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貢獻。
有人在評價某些偉人時，往往有意無意地強調他的個人品德，突出他的人情味，或者更時髦一些，用人文精神來加以衡量，我以為不是正確的態度和方法，至少是相當片面的。
這最後一點可能已經超出了紀念江陵焚書事件的範圍，但大概受到了關於人文精神討論的緣故，的確是我同時想到的，所以還是寫了下來，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閱讀更多 史無前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