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副官长的袁超俊
他叫袁超俊，战时一直从事与金钱打交道的秘密经济工作，每天经手成千上万钱款，在他任内，却从未发生过贪污携款出逃事件。儿子袁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商业局局长时，对妻子陈彬约法三章，不准以他的名义，在其下属11家公司和商场购买进价商品。妻子陈彬认为，为革命无私地奉献，才是他们父子俩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初涉革命
从事工人救国运动被捕
获救后改名换姓跟随周恩来
袁明穿着一件灰色夹克衫，坐在一把沙滩椅上，整个身子因座位的不平坦呈深陷的姿态；靠左的茶几上，放着一袋大米。他的头顶上方墙上，悬挂着周恩来总理的画像及挂历，还有一幅袁明与邓颖超在周恩来纪念碑前的合影。客厅显得有些拥挤，唯有靠门位置，摆放着的两盆竞相开放的鲜花，给这陈旧的屋子平添几分亮色。
对于父亲袁超俊在中共秘密经济战线的那些革命经历，袁明娓娓道来。据其介绍，袁超俊原名严金操，1912年出生于贵州省桐梓县城一个中医世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等职务。在这期间，他曾被捕，关押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经过和国民党高层交涉，将严金操从苏州反省院释放了出来。
随后，严金操在武汉办事处见到了营救他出狱的周恩来，并很快在他身边工作。周恩来得知严金操曾两次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并且眼下用的还是原来的名字，就严肃地对他说：“不行，你得把名字改一下，你原来做的是秘密工作，现在公开了，不能让他们老来注意你。”严金操回来认真想了一下，名字好改，把原来的名字颠倒一下，再做个谐音，金操就变成了超俊了。
“可按中国人的规矩，这姓可就不那么好改了。父亲决定改姓一定要改得有意义。思来想去，想到了晓庄师范的共产党员袁咨桐，是他的同乡、同学，又是他的革命启蒙人。”袁明说道。随即，他正式改名为袁超俊，自此，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十多年，任过副官和秘书、科长。
1939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袁超俊担任站长。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该站主要开展了转运军需物资、接待转送来往人员、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在当年4月至6月间，他就和交通站同事们先后三次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其中一次是将从越南来的5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直接运到西安七贤庄办事处，回贵阳休息几天后，又押运10卡车枪弹、迫击炮和TNT炸药到重庆办事处。”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在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捐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以及购买的无线电器材等，都是经过贵阳交通站组织转运；另被贵阳交通站转移人员中，有一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岳父母和弟侄，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共计20余人。在袁超俊与高言志的配合下，代租房屋，把他们安顿在青岩居住近两年之久，1940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巧妙应对
密件蜡封比花生粒还小
纸卷藏一划就着的洋火
周恩来在三楼腾出一间屋子，作为袁超俊的秘密工作室，还曾给袁超俊送过一本《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教材。为保证机密文件的安全，他们用了许多办法。先是用极小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然后将纸卷好，用蜡封上，其大小不得超过花生粒。根据国民党搜查的规律，将文件藏到其不太注意的地方，如自来水笔的笔管里、牙膏皮内，或者缝在衣服的边角里。如此隐藏得好，才能不出事。通常在纸卷中，还要插上一根一划就着的洋火，遇到紧急情况，划着火柴迅即销毁。
此外，袁超俊和同事们还采用密写和暗语等方法。“我父亲用黄血盐水书写，用绿矾水涂了显影；或者用绿矾水写，用黄血盐水显字。有时候在邮递信件时，不用密写，改用事先约好的暗语公开写，这种暗语基本是反语。比如，通知接头时间、地点，在某月某日不能去某地看表舅，实意就是约定这时间在这地点接头。”袁明举例说道。
“我父亲和同事们提款、送款也同样非常艰险。他们要通过国民党军、警、宪的一道道检查，要躲过特务们的眼睛，每一步都与危险为伴。他每次下山提款、送款，都特别小心，先化好装，西装革履，拎着装钱的手提皮箱，一副商人派头上车。”袁明说道。
在1942年的一天夜晚，袁超俊受命带着大沓钞票，到重庆市棉花街李荣模秘密交通点接头。在接头地点上楼时，碰到了一个国民党军官。那军官怀疑他是小偷，将他往楼下警察局拽。袁超俊灵机一动说，“我这样西装革履的堂堂商人，怎么就成了贼？”但那军官显然没有被镇住，说他们前几天抓住一个小偷，穿的也是这样阔气。袁超俊无奈掏出一张美钞晃了晃，说，“我不差钱。”但这些人还是不放过他。
袁超俊亮出最后一张王牌——徐恩曾。徐恩曾是国民党特务头子，袁超俊当时还兼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交通科长，负责内部保卫工作。这些人被镇住了，但还是硬着头皮被袁超俊带到徐恩曾宅院门口。袁超俊随即先进屋汇报，赶紧将此事向周恩来副官龙飞虎说了后，龙飞虎出来将这些人臭骂一顿，他们才耷拉着脑袋回去。
袁超俊就这样不动刀枪拳脚，保护了党的资金，保护了党的秘密联络点，也保证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不被暴露。
经济贡献
在没有硝烟的经济战线上
开办炼油厂为革命筹经费
据袁明介绍，袁超俊以南方局特别会计的身份单线领导大生公司肖林(电视剧《金玉瑶》中沈立的原型)、广大华行卢绪章(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张公甫的原型)等一大批党的秘密经济工作者。他们默默无闻，战斗在没有枪炮和硝烟的经济战线上，为党筹集资金，用来支持孤悬敌后的新四军五师和广东的东江纵队以及南方的地下党组织从事革命工作，还包括作为一些抗日民主人士的活动经费。
有一次，袁超俊向周副主席汇报，他所管理的地下交通线有一批有学历的备用交通员，他们为获得掩护身份，减轻组织负担，运用所学文化知识，大搞技术创新，开发出了国内少有的低成本高效率新技术，成功地用桐油生产出了汽柴油。周副主席对这项技术极为重视，指示袁超俊要给与支持。于是袁超俊亲自到各厂视察，调配资金人力，重点扶持，在秘密交通线沿线，由党员开办的，以大华命名的高新技术炼油厂迅速发展到十几个，其中北碚黄桷镇的大华炼油厂北碚分厂，是专为新华日报社创办的。
经组织安排，选中曾在成都高师、天津南开、北师大深造过的李嘉仲(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任经理，调重庆至延安秘密交通线广安站以大华炼油厂广安分厂作身份掩护的交通员杜贵文任厂长，基层配备的多是精简机构疏散下来的党员干部，像人们熟知的陈野萍(后任中组部部长)、田家英(后任毛泽东秘书)，都以该厂工作为职业作身份掩护。
炼油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这个厂成为南方局特别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为办事处和报社的车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油，同时还储备了大批干部，一举多得。在战时“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民族危亡时期，这项技术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连当时很有名气的民生公司，都靠大华炼油厂提供的燃油保持战时的轮船航运。
心智坚定
偕同妻子护住400两黄金
分文不少交给上海地下党
转运金条所用的特殊马甲
“1947年，国共谈判面临破裂，周恩来安排我们党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筹集一笔供我们中央代表团和党外民主人士从海上撤离国统区的经费。当时，中央代表团的特别会计刘恕，从山东解放区搞了一批黄金，通过肖林想办法走国民党官员的路子运到上海。其中有3000两黄金进入了中共中央代表团驻地上海西思路26号周公馆。国民党看到谈判谈不下去了，派军警包围封锁了周公馆，隐藏在周公馆的这批黄金没办法安全地转移，愁煞了每个人。”袁明陈述道。
情急之下，一楼的党员们找出了伪装物。董必武坚持用特制马甲背了300两黄金，刘恕作为特别会计背了500两。在深夜里，党员们将3楼的1000两黄金用棉花一一包裹，通过电灯开关穿电线的钢管丢到楼下，由住在一楼的民主人士帮忙转运。
就这样，有400两金条被转移到上海宋庆龄公馆，被其秘书廖梦醒发现后，认为不宜久放。于是在菜市场碰见袁超俊的妻子钟可玉时，打招呼让她赶紧叫袁超俊过去一下。随即，袁超俊来到宋公馆，问明情况后准备回去拿伪装物，却发现宋公馆门口有特务在盯梢。袁俊超担心自己身份暴露了，怕给宋庆龄惹来麻烦，于是叫妻子钟可玉去帮其转运。“我母亲是广东人，只有1.5米，体重80斤。她将金条装进特制的马甲里，背好后出了门，甩掉特务将金条运回家后，累得瘫坐在地上。”袁明说。
此时，袁超俊在上海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但他负责交通系统工作多年，对南方局组织的秘密联系方式熟络在心。按照党的保密纪律规定，他不能跟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然而，遇到现在这种情况，手里有大量金条，又与党组织失联。哪怕违反一次纪律，宁可回去受处分，他也要找到上海地下党。
根据秘密联络方式，他很快找到了上海地下党情报组织负责人刘少文，利用刘的电台向周恩来副主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得到了周恩来的答复，让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到香港创办企业，打通解放区与香港的海外贸易；把手里的金条留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周公馆散落的其余600两黄金，则分别被转到共产党员伍云甫、蔡承祖(当时与党失联)手中。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将黄金交给了党组织。
家风清正
其子与妻约法三章不收礼
被人戏称“局长白当了”
1980年，袁超俊全家团聚，拍下了一张合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袁超俊调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室主任，1955年任纺织工业部机械制造局局长，1964年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和代党组书记。
“父亲官至副部级，位高权重。但我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完全靠自己打拼，从来没有利用过他的关系。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师的政委到北京参加观礼，我父亲是观礼总指挥。两人在一起闲聊时，我父亲告诉他我也在新疆。就这样，政委回疆后，到我的单位去看我。此时，我正在田里劳动，浑身沾满苇子毛，腰里拴着一根草绳。政委走的时候留给我一句话，‘你今后有任何问题，到师里面找我。’可一直到他被调到西安任职，我也从未去找过他。”袁明坦言。
袁明说，“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读完大学，业余搞科研，拿了三个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从而激励了我所在的团队。后来我辞去了石河子市商业局局长，到北京任驻京办主任，为的是能照顾身边没有子女的年迈父母。”
老伴陈彬还记得，丈夫袁明是在1983年11月份上任的石河子市商业局长，那时他才37岁。这在袁明看来，这么年轻，就坐到了这个位置上，为此他倍觉珍惜，跟陈彬约法三章：一是不准干预他的工作；二是不准以他的名义，在他下属的11家公司和商场购买进价商品。“那时候电视机、自行车，都要手里有票券才能买上。而他在任的那十多年时间，我没有买过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电视机，当然也没有钱购买。”陈彬如是说。
陈彬还表示，1994年，她与丈夫袁明从新疆回到北京照顾82岁的公公袁超俊，直到1999年公公去世。“我们在北京的这些年，袁明在知名外企惠普公司工作了数年，他的电脑学得很精通，常常还会搞一些创新。其间有人来我们家做客，说你家破破烂烂的，没有装修，袁明的十几年局长白当了。虽然我公公战时一直从事与金钱打交道的经济工作，而我丈夫也一直与商业难舍难分，但是他们都对钱财看得很淡。为革命无私地奉献，这才是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夕阳西下，映红了半边屋子，袁明忙碌地准备着演讲材料。他要到井冈山红色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去演讲。在他看来，老一辈中共秘密经济工作者同样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的业绩与精神值得后世子孙继承和颂扬。
“那时我父亲作为中共南方局的特别会计，汽车后备厢里常有成麻袋的钞票金条。在重庆，不是所有的路都能走车，经常要步行爬坡上坎。父亲要将钱背上山，有时也是很吃力的。有一段时间他身体不太好，背钱累到吐血。”袁明如是说。
当时在党的机构里，实行的是津贴制，吃大锅饭，没有工资。即使是父亲后来在香港创办了华润公司，拥有十条远洋货轮，每天经手成千上万钱款，仍不领工资，只拿津贴。党组织对从事经济工作的党员的监督是依靠自觉。这种自觉，来自共产党员的信仰。在他们心中，这些钱都是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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