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是一個愛民如子的忠厚之人，是施行仁政的賢君明主。他一生牢記“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誓言，他對仁德的崇尚和他勤政愛民的行為是表裡如一的。
他雖生長於社會底層，卻有著遠大的理想抱負；雖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卻意志堅定不屈不撓；雖有時賣憨弄愚，卻不乏遠見卓識。他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成就霸業不僅要有文臣武將的輔佐，更要大力爭取民心，獲得百姓擁護。
他曾說：“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他懂得爭取民心的重要性，只有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才會打下江山，並擁有長遠穩定的基業。“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也；得其心有道：所欲，欲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他對儒家思想的“以民為本”有著自己的深刻理解，並形成理論總結，在臨終之時對兒子詔告“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這可以說是劉備對後人的寄託，亦是自我畢生為人為官為帝王的一個行為總結，更是劉備作為一個政治家智慧的體現。
蘇東坡道：“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備敗，頻蹙眉，有出涕者。”
劉備為政在寬，史上並無岢斂記載，對外抵禦入侵，對內大力扶植經濟，保證社會安定團結；劉備任安喜縣尉，“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 當督郵欲逼害其時，竟然有五六十老人為其請願。
以民為本，初見成效；理政新野，使民豐衣足食，新野的百姓歌頌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除豫州牧，設計殺韓暹、楊奉，為民除害；除荊州牧時，很少徵收賦稅；入主益州後更是注重社會安定，他採取趙雲的意見，“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並“開倉賑濟百姓”。
他避免了試圖“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的一次重大的傷及民利的決策失誤。於是“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更有小兒謠雲：“若要吃新飯，須得先主來”。取漢中後，玄德也是首先安民，再大賞三軍，人心大悅。自此，在劉備集團的領導下，“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
在小說《三國演義》的第四十一回中，劉備奪取襄陽時攜民渡江，這實際上是與曹操之間展開的一場以爭奪民心為目的的心理戰。為了勝利，他把儒家的仁義、道德演繹得淋漓盡致，感人肺腑，其“寧死不願暫棄百姓”和“百姓寧死亦願隨之”的仁者仁心，與“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形成了鮮明對比，徒增了劉備形象中的“王者風範”。
史學家習鑿齒評：“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
當曹操“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時，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
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
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才上馬。
有意思的是，在劉備棄城之前，曹操採用謀士計策，派徐庶親往樊城，以招降劉備來收買民心。曹操知道劉備根本不會投降，卻故意假戲真做，可見曹操收買民心之意也是假。
對此，毛評本第四十一回中評價為：“或曰：玄德之慾投江與曹操之買民心一樣，都是假處。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為假。雖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
這個解釋使人想起一則民間故事:當韓信被項羽打敗的，一路追殺，筋疲力盡在樹下休息，有個小孩在樹上朝韓信頭上撒了泡尿，韓信不但沒殺他，還鼓勵他等會兒朝追來的項羽頭上再撒泡尿。小孩照做了，他被項羽殺了。
這說明當仁需要靠矯情騙取以及可以被他人利用時，仁便具有一定的虛偽性，而這種虛偽性使得劉備有了另一種解讀方式，從而使劉備形象的爭議性加大。
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揹包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眾將拜於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荊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
對此毛評本評曰：曹操哭袁紹之墓，是假哭；玄德哭劉表之墓，是真哭。又曰：雖為劉表而哭，卻為百姓而哭，處處以百姓為重。
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評價:“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墳，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於同敗。其所以結物情者，其徒投醪扶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當後軍報說曹軍大軍已屯樊城，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時，眾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若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以棄之。’百姓聞得，莫不傷感”。
羅貫中借後人之詩讚日：“臨難仁心存百姓，登舟揮淚動三軍。至今憑弔襄江口，父老猶然憶使君。”
從襄陽奔至江陵途中，劉備大敗而走。張飛保著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才歇馬。看手下隨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並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干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
毛評本評曰：“先言百姓，次言諸將、老小，處處以百姓為重。”毛評本在第四十一回總評曰：“玄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玄德不忍之心為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若非不忍於劉琮，則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猶可以輕於走，捷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玄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疏於計也。”
此為劉備以民為本的仁君風範的典型表現之一。《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幾滴眼淚，寥寥數語，一個活生生的愛民如子的明君就呈現在讀者面前。
在戰亂頻生、征伐無數、百姓流離失所的時代中，軍閥混戰，割據一方，視民眾如草芥稀鬆平常，熟視無睹，處於這種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劉備卻能處處表現出民為本、社稷輕之的思想，這確實是他處於孫權與曹操政權夾縫中謀生存、求發展的不二選擇，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創作理念。
為難之際眾人皆勸說劉備放棄百姓自行撤離，劉備不忍棄之；即便被簡雍告誡不捨百姓就會“禍不遠矣”，劉備寧與曹軍死戰亦對百姓不離棄。
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劉備冒著江山盡失、前途盡毀的危險，不肯捨棄百姓。這種與百姓共存亡，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愛民之心，在當時社會是絕無僅有的，與董卓、曹操那種“為天下計，不惜小民”為一己之願，視百姓性命如草芥的思想意識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正是這種巨大的反差，才使得劉備愛民如子的形象熠熠生輝。 在“攜民渡江”這一事件的描述中，哭聲被作者多次著重描寫，貫穿整個事件之中。當中雖也有落敗而逃的悽慘號哭，但描寫最為突出的則是劉備對百姓仁德愛惜的哭聲，及被他所影響帶動起來了一連串的哭聲，其中有聽聞者的感動，士兵將士的共鳴，百姓們的感傷。
如此描寫，作為君主的劉備與普通的百姓便被哭緊密的連在了一起，形成了患難與共、親密無間的關係。之前對於這種關係也有多次的描寫，但都不及此次突出深刻。
相比較之前董卓的洛陽施暴，曹操在徐州惡行，劉備的仁德愛民恰恰為在那一特殊的歷史時期生活的百姓帶來了希望，使飽受戰亂廝殺之苦的人們對劉備更加的珍惜和擁戴，從中體現出劉備為百姓而哭的巨大力量。
劉備雖出身於“賣履小兒”，但用他仁愛的淚水，凝結成堅固的基石，撐托起了一段輝煌霸業。歷史證明，劉備雖然慘敗長坂，只有“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得免”，從軍事上說是大錯特錯，但卻博得了大眾支持，對其日後的發展和歷史評說都產生了積極的正面影響。
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勸導人們“忍”的說教汗牛充棟，而鼓勵人們“爭”的學問卻是鳳毛麟角，致使好人善於忍受不善於鬥爭，嘆氣多而悍氣少，而且形成了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重品德修養的君子不與人爭鬥，熱衷於政治鬥爭的人不講道德良心。
然而在劉備身上，我們看到，道德修養與鬥爭精神，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是那樣和諧統一在一起。劉備重道德，求人和，但他不是謙謙君子，不乏鬥爭精神。
他以道德為武器，堅持把揚善與懲惡相結合，與奸雄曹操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和畢生的較量，面對曹操的不仁不義，狡猾奸詐，劉備反其道而行之，他堅持“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曹操進攻徐州，所到之處，大肆殺戮，而劉備的軍隊則對百姓秋毫無犯。曹操對下屬狡猾狠毒，為防行刺竟“夢中殺人”，而劉備對將士尊重信任，和善誠懇。劉備所以與曹操對著幹，是因為“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
這種情況表明，在激烈的競爭中，對於不義之徒，道德是一種負擔，而對有道之士，道德是一種武器，是一種獨特的競爭手段，正確使用可以克敵制勝。而且，與不義者的缺德行為反差越大，道德武器的威力越強。
劉備那些常人難以理解的，近乎於極端的道德行為，如“攜民渡江”等，就是與曹操對著幹的典型表現，是政治競爭的需要。正是曹操的許許多多缺德行為激發和強化了劉備的道德感情和道德信念，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當時激烈的政治鬥爭，是曹操這個不道德的競爭對手把劉備推向道德高峰。
另外，道德武器的作用不是立竿見影，因此，道德武器的使用不能急功近利，淺嘗輒止，劉備對曹操就是打的道德上的持久戰，這就是為什麼劉備幾十年間即使是身處絕境，家破人亡，也不在道德上後退半步的原因所在。
總之，以道德為武器，持之以恆，鬥爭到底，這是劉備道德實踐的基本經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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