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军阀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武夫军头们为了割据独立对百姓的搜刮可谓花样百出，其中被誉为最杀人的两项为四川的钱粮和青海的拔门兵。
电影《让子弹飞》中葛优有句经典台词“不好，我们来晚了，前任县长已经把税预征到90年后了，都到2010年了”。这一段说的就是四川的钱粮，军阀们养部队主要靠田赋，正税不够用就会预征。据说最严重的地方真的征到了一百年后。
四川的“钱粮”听起来有点丧心病狂，但比起青海的拔门兵来说又不算什么。毕竟人家征得只是钱，而不是命。拔门兵是西北马家军征兵的一种方式，并不限于青海一地。
回民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拔门兵制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家军崛起于清末的陕甘之乱，大家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首领马占鳌率领部众投降了左宗棠，进而发展出了西北马家军。
回民义军的首领可不是谁都能当的。在汉人义军中，只要你能打胜仗，你就是带头大哥，但在回民中却不是这么一回事，首领不仅要能打，还要是宗教领袖，不然你的命令就没人听。
自元朝时中亚、西亚色目人大规模进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伊斯兰教的宗教势力不断与封建势力相融合，形成了著名的“门宦制度”。
西北发展出了很多门宦，每个门宦有一位教主，他对信徒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回民义军首领多是门宦教主，最不济的也要是位阿訇。
马家军招安后由于对清廷忠心耿耿，得到了多次扩编的机会。马占鳌之子马安良为了鼓励同胞入伍，让将领们在各自门宦内招募子弟兵。招募者能招募多少人就能做多大的官。
因此马家军军官的军事才能远不如他们的宗教影响力，但手下士兵都是信徒，对长官绝对服从，而且作战勇敢，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长官的不足。
马家军军阀势力的形成后，彼此之间攻伐不断，拔门兵就变得没这么容易了，尤其是1930年以后，原本每年只要拔一次的门兵变成两次、三次，甚至是随时发生。
一年拔一次时，很多富裕家庭为了不让孩子做炮灰，还可以出钱雇人顶替。可随着每年拔门兵的次数不断增多，这就成了一项杀人不见血的买卖了。很多村子因此被搞得只剩老人和孩子，想花钱也没人雇。
1937年杂志《新青年》刊登的一片名叫《痛苦万分的青海老百姓》中说：
“一切照常例差之外，更有门兵摊派于乡间。豺狼面目，虎豹心肠的军官大老爷们，负催门兵为名，而作发财的计。一到乡间不问三七二十一，凡遇英俊青年，犹捉拿逃兵式的带到营中。若赎出此人，需付三四百元的捉拿费。”
青海的很多老人也回忆，原先拔门兵时家中独子是可以不去的，但到了1947年，只要兄弟几个家中有儿子的，留下最小的，其余都去当兵。很多青年为了不去当兵不惜扎瞎一只眼睛。
同时为了培养青年人对战争的崇拜，青海到处宣传的都是马步芳家族的丰功伟绩，让他们心中只有军长和司令，而不知何为国家。任何人稍有对马步芳不利的言论发出，随时有监禁和杀头的危险。
所以当时有人评论道：“恶劣的环境已经杀死不少同胞，现在仅存的弱者们虽一息尚存，但膏血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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