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219年）秋，八月初，关羽领兵北上攻打曹仁所在荆北诸县，围困魏征南将军曹仁于樊城（新野），围魏横海将军吕常于襄阳。又借助汉水暴涨之势，尽获魏左将军于禁所领七军三万步骑，俘获于禁斩杀庞德。
一时间荆州这场暴雨撒向了远在长安的曹操，整个曹魏动荡不安。曹操有迁都避让之心，许都以南诸县，百姓从关羽而反者不计其数。
《蜀志·关羽》：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惪。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在这种良好的势头下，关羽一路高歌猛进，却不想五千骑被徐晃十二营一万两千人马败于偃城，又被吕蒙奇袭江陵、公安，陆逊取宜都、屯夷道以备刘备。
是以原本或可以知天命的高龄在史书上留下灿烂一笔的关羽，最终暗淡收场，兵败身死。而整个蜀汉也由于这一次痛失荆州北三郡而不复跨有荆、益。
后人每每谈论此一段时，或说关羽骄傲自大私自北上攻打曹操，蜀汉败亡之因全赖于他。又或说这是刘备针对关羽一场的阴谋，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不惜牺牲关羽和所拥之荆州三郡。又或说这其实曹操高明的计策，旨在破坏孙刘之间和谐的联盟关系，为曹丕铺垫道路。
种种缘由，让人眼花缭乱。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再次细读三国志。其实这一场战役从开始到结束的大部分缘由，我们是大可以解释的，很多无稽之谈的猜测就显得那般的不合适。
建安二十四年，或许正如陆机那篇《吊魏武帝文》中所说的一般，当建安之三八，实大命之所艰。
曹操在这一年与刘备争夺汉中不利，又痛失夏侯渊。南面，八月曹仁又被关羽围困，于禁七军皆没，九月邺城魏讽谋反。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在往上推点，建安二十三年元月（218年），丞相府司直耿纪、丞相府少府韦晃谋反，火烧相府长史王必。十月宛县守将候音、卫开挟执南阳太守东里衮叛乱，同反者数千，响应关羽。直到建安二十四元月才被时任行征南将军的曹仁所灭。
建安二十三的两次叛乱、建安二十四年的魏讽事件都被批注和刘备有关系，而这些人叛乱之后所能归降的也只有刘备、关羽，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些事件解读为是刘氏集团针对敌占区的一系列策反运动。
而再看东吴，这两年则显得很是安静。二十二年鲁肃新丧，吕蒙接任了鲁肃成为了孙权的肱骨。而曹操虽然也再次在东南方向上对孙权有过军事上的想法，但最后也都撤兵而回，双方相安无事。而通读孙权传，在鲁肃死后的那一年建安二十二年，孙吴向曹操献降。
《吴志·孙主传》：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
孙权为何有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显然在吕蒙传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吴志·吕蒙传》说：
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雋、刘阳、汉昌、州陵。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
“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
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
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
在读到这一段时很多前代大家都有诸多疑惑，诸如何焯、周寿昌等，疑惑的地方在于为何吕蒙说曹操新破诸袁，而我们都知道曹操袁氏兄弟在公元205年，那么此时已经是建安二十二年，已经有12年之久了。其实这段话是插叙，而非指的是吕蒙是在鲁肃死后才献策。这条计策所献之时应该在赤壁之战之后。
那么我们从吕蒙本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吕蒙认为徐、扬即使拿下了依靠七八万人都不好守，而力劝孙权谋取关羽。那么基于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在鲁肃死后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孙权方面的意识形态有所转变，孙刘联盟的关系也在悄悄的发生转变（孙权单方面的）。
其实早在两年前双方就已经产生摩擦，最后由于曹操攻打汉中，刘备才不得不退让。那么建安二十二年，孙权献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孙权在鲁肃死后已经于此时开始打算谋划荆州了呢？
关于荆州公安、江陵丢失一事，在吴志上我们看到的是全赖陆逊、吕蒙之谋划。吕蒙称病建业，陆逊接连修书两封示之以弱。而这两道计策，被历代史家解读为关羽被玩弄于鼓掌之间，一时间被两人拍着马屁，心中骄傲到了极点，所以才会没有防备。但仔细一思考，却发现矛盾重重。
《吴志·孙主传》：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
胡三省先生对于关羽犹豫不能去的解释是关羽贪功，不想放弃近在眼前的胜利。但是我们再看吕蒙传，就会发现矛盾的所在。
《吴志·吕蒙传》：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
由吕蒙传可以还原一个时间顺序，关羽北上攻打曹操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而吕蒙的称病骄敌计在同一时间实施，旨在削弱关羽后方防备力量。
那么我可以获得的信息是，关羽很不放心孙权，所以留了很多人马。而在八月中旬左右，关羽水淹七军。那么吕蒙和陆逊的计策当发生在这一时间段。《武帝纪》和《孙主传》都说孙权是十月请求攻打关羽，闰十月才开始动兵，借口就是关羽擅取盟友孙权的湘关粮食（陆逊的计策）。
那么若真按胡三省先生所言，关羽不想放弃到手的功劳，那么关羽在得到曹仁射出的书信的那一刻心中没有疑惑？诸多事情联系在一块，即使关羽在骄傲，怕是也会心中有所察觉。而事实上关羽对于孙权本身就不放心，那么必然不会因为骄傲而至自身安危不顾，关羽是骄傲而不是傻。
那么肯定让关羽犹豫的事情不是贪功，只有一种可能，此时的孙权给予刘备和关羽一个信号。而这个信号是关羽犹豫的原因，孙权肯定有足够的理由让关羽相信自己不会在他的后方搞鬼。而没有任何理由比的上孙权同时攻打曹操更有说服力了，更能让关羽犹豫不决了。
这是不是在想当然？仔细去看三国志，我们不得不感叹于陈寿述事的手法，当然或许陈寿本人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在这场战役中的重要性。
《魏志·温恢传》: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兖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
于是有樊城之事。
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辽等寻各见召，如恢所策。
温恢，时任魏扬州刺史。
他的本传中记载了一件不见《武帝纪》和《孙主传》中的小事，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打过合肥，而时间就在关羽北上初期。因为这封写给裴潜的书信，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合肥方面并无大问题，而他更担心襄阳方面。
或许因为书信的误导，或许我们的目光都聚集在襄樊。诸多史家都没有重视这短短数语的记载。一场惊天的谋划之局由此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刘备、孙权一直是处于联盟的态度，并力抗曹。
但荆州问题又成为了双方的阿克琉斯之踵，这一矛盾如果鲁肃健在或许不会过早爆发。
但对于荆州一直耿耿于怀的吕蒙，无疑中加速了矛盾的爆发。所以早在建安二十二年开始，整个东吴的谋划意图已经转向到了荆州南郡。这是建立在孙权两次攻打合肥无果的情况下。在这样一个先决的认识条件下，加上吕蒙一直以来的主张，孙权显然动了谋取荆州之心。
也许在关羽北上前夕，双方就共同攻打曹操一事达成了协定。西面关羽打襄阳，东面孙权打合肥，双方各有所取。可是关羽和刘备包括曹操都没有想到，孙权打合肥，实意在荆州。关云长麦城之败，实败于这一场孙权君臣自导自演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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