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天津经济不景气，日本妓女暂时出现减少趋势。不过在1924年，女性从业者的三分之一是艺伎等职业，“长崎县的女子人数经常超过男子，增长率也占有绝对优势。正如1925年所示，男子为133名;女子208名，从比率来看，男子100，女子为156，但大部分为特殊职业妇女”。
由于日租界把开设妓院当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1928年人数开始出现上升，艺伎和妓女等合计有128人，仅次于会社员和官公吏，位列第三位。根据1932年12月日本人职业统计，总共有1543家，其中最多的是贸易商249家。其次包括在艺妓、舞女、女招待在内的特殊职业者，计117人。再次是杂货商，计209家。
1933年，日本人从事卖淫的妇女合计达到268人。“在特殊欢乐地带工作的妇女随着近年邦人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这就是艺妓、妓女、女招待、舞女等。她们大都是在义和团事变后到来的，不过当时人数还很少，其后随着日本人的增加迅速。尤其是1935年华北走私的猖撅，经济出现大景气，艺娟妓、女招待、女服务员等显著增多”，也不断有从大连、朝鲜、九州来的农村艺妓。
1936年日本人经营的料理饮食店达到64家、置屋15家。于是，“娱乐业急速膨胀起来。赌场回力球场兴盛，咖啡屋、酒吧、舞厅繁荣，娱乐街曙街连日来热闹非常。如此天津的景气达到顶点。……所谓一攫千金在当时也并非完全是梦想。如此赚钱都投入到娱乐当中。”
“根据1936年的统计，日租界有营业执照的妓院有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包括中、日、朝鲜)达千人以上。该年向妓女征税总额为25392元。”
“特殊职业妇女的女佣、艺妓、媒婆、女招待、舞女等总数达到475名，约占女子人口的一成，随着来往日本人的增加而日益增加，1937年合计超过了500人，约占当时全部日本人6911名的7. 2% 。 ”
如此众多女性职业者集聚天津，其中又以“艺妓、娟妓以及陪酒女为数较多，反映了日本侨民社会的状况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可以说，当时日本的著名学者曾评论道：
“只要有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妓馆的招牌、咖啡馆的爵士乐、跳舞场等，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嘈杂的管弦声。这也许是日本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规律，是否可以把它当作固定的日本对华企业投资当然还成问题，但是却有相当人数参与这种营业并依靠它来维持生活。”
日本人经营的花街不仅仅出现在曙街，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例如日租界的常盘街“艺妓屋、料理屋、待合风屋(专供招妓游乐的酒馆)鳞次栉比，间还有寿司、荞麦、果子店，还可以看到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入口处有格子窗和暖帘的一样风景”。很多“艺妓下处”，像小面馆、小酒肴等小规模饮食店，只要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几乎都有。
日本政府和租界当局，一直都期望“维持租界的体面品味”，但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手段来获得租界的发展，其结果是造成日租界内花柳街充盈，乌烟瘴气。反而妨碍租界的进一步发展，暴露出日本自身的脆弱。
来稿/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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