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君子的出現
大體上說，從漢末到魏初，是中國風氣變化的時代。正如前面提到的程頤所說的那樣，如果把尚名節推行到極致，就會成為苦節。無論怎樣的名節，當它走到極端時，就出現了弊端。
另一方面，與這種尚名節的時代相對應，出現了偽君子。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分居》中，引用了《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審舉》，其中談到後漢桓帝時期胡亂舉薦人時，用了一句諺語，即“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本來，中國人是把兄弟父子分居視為無德，把同居視為體面。顧炎武說，即便在這時候，也是把分居視為不體面的事。本來，品行端正的人才能被舉薦為孝廉，然而這樣的人恰恰是分居的，由此可以瞭解到當時的虛偽現象是十分嚴重的。
《潛夫論》的《務本篇》中也說：
“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為列士也。今多務交遊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度，誇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
優柔寡斷人物的出現
另一方面，尚名節的教育自然地有一種使人變得優柔寡斷的傾向。後漢末年，黨人為自己取了“三君”、“八俊”、“八及”等稱呼，並以此互相誇讚。這當中有一位主要的人物，就是一直生活到曹操時期的、被譽為“八俊”之一的劉表。
據說劉表的文章不遜於蔡邕，他的書法也很出色。作為當時的一位優秀的紳士，劉表具備了所有的修養。
但是，當曹操和袁紹爭天下時，儘管他沒有依附於任何一方，但最終還是在曹操的征伐中死去，他的兒子投降了曹操。在太平盛世有作為紳士的修養，可是一旦發生大事卻不能決斷，這是一種流於虛名的弊端。
當時，在蜀國方面，有漢代宗室劉焉和劉璋父子，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紳士，父子二人相繼作過益州牧。但是，他們也是在發生大事時，不採取任何措施，無法平息自己領地內發生的張魯的反叛，而是去依靠劉備，結果反被劉備奪取了國土（近代的徐世昌與劉表頗為相似）。
曹操的糾正辦法
這樣的風氣自然被視為一種弊端，因此就有人想要糾正它。在這方面做得最為顯著的是曹操和諸葛孔明。他們的方針基本上是相同的。
關於曹操，《三國志·曹操本紀》的《評》中稱他是“攬申、商之法術”，其意思是，史家總結了曹操的政治方略，評論他採用了戰國時期刑名家申不害和商鞅的政治觀點。另外，在建安十九年曹操頒佈的詔令中，也記載了他打算讓懂得刑罰法理的人在軍中執法的想法。
所以，晉代的傅玄在談到曹操時說：“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晉書》卷四十七，本傳）。由於採用了這樣的方針，因此也湧現出了不少與之相應的人物。在漢末建安年間，曹操掌握實權的時期，他正是用這樣的政策治理天下的。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卷十中也說，提拔崔瑛、毛玠、陳群、鍾繇之類的人，“任法課能”，即根據法律管理政治，把工作交給有實際能力的人去做。
曹操通過這樣的政策一度整肅了漢末鬆懈的綱紀，使建安時代得以延續。如果像後漢時期那樣，彼此只重視名譽，僅靠名譽來錄用人才，那麼一個人有無業績就變成次要的了。
曹操的政治是效率主義的，是從能否有實效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這種方針與名譽無關，一個人即便是品行較差，只要能在政治上取得成效，就可以錄用。這樣的政治，完全是依仗法律。
當時，還有過是否要恢復漢初以來業已廢除的肉刑。漢代的刑罰大多使用外表不露傷口的刑，即笞刑和刺墨刑。由於這類溫和的法律不起作用，所以才有了肉刑的主張。
在魏的時期，這種肉刑論由於曹操的死而逐漸消失，但法律變得嚴厲起來。魏中期的劉劭作《新律十八篇》，還撰寫了與之有關的評論。另外，他還撰寫了《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即“官吏管理法”）。漢律在漢代逐漸取得了進步。到了魏時，過去未寫入正文的內容成為法律明文。魏律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漢律。魏律是在曹操的孫子明帝時期產生的，曹操的政治方針一直延續到那個時期。
諸葛亮的糾正辦法
另一方面，關於諸葛亮，《三國志》中有一段有名的記事。不過，它是否是事實，還不清楚。
其內容是，劉備從劉璋手中奪取益州後，諸葛亮採取的政策是“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致使君子小人都心懷怨恨。為此，一個名叫法正的人向諸葛亮進諫說：“過去高祖入關時，約法三章，秦民都以此為恩德。今天你奪取益州，未能惠撫人民。你是作為外來人來治理當地，所以希望你減緩刑罰。”
對此，諸葛亮回答說：“你講得不對。秦朝時實施苛政，高祖在這樣的情形下入關，所以採取了寬大的方針以安撫人民。可是今天的益州，由於以前的劉璋是一個愚蠢的人，法度鬆弛，所以，百姓既不知恩的可貴，也不知刑的可怕，散漫不嚴。故此，我今天要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當時的歷史學家曾對這段記事表示懷疑，並列舉出反證，說法正的進諫的年代與事實不符。但我認為，諸葛亮在益州實施了他的嚴格整治的政治方針，這一點大體上講是沒有錯的。
《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評中也稱諸葛亮“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同時，還說他“循名責實，虛偽不齒”。其政策大體上與刑名家相同。該評中還說他“刑政雖峻而無怨者”，這是因為諸葛亮的政治是誠實、公平的。
意外的後果，謀略家輩出
大體上來看，在整治漢末的散漫不嚴的時世這點上，曹操與諸葛亮的政治是一致的。這讓人感到，優秀的政治家所見相同。
不過，這樣的政治只有在益州那樣的一處地方，在命令可以下達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的地方實施，才會取得成效。如果在整個中國實行這樣的政治，是否能達到同樣的目的，是令人懷疑的。
當時，蜀國統治著一個州，吳國統治著三個州，魏國統治著九個州（魏號稱有十州、十二州，實際上是九個州），曹操可以說基本上統治了整個中原。因此，要按照自己的設想取得政治上的成效，是很困難的。
這樣一來，曹操的政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中問到，曹操不拘品行、唯才是舉的做法，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書中認為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
其證據在曹操死去十餘年後，魏明帝太和六年的董昭的上疏（《魏志》卷十四《董昭傳》）時就已出現上述現象。董昭在上疏中，陳末流之弊時說：“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
曹操政治的本來目的是想排斥偽善之人，但當今的年輕人不以學問為本，而專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而以趨勢遊利為先。而且，他們還結成黨派，互相吹捧或互相攻擊。這些行為，與曹操要清查當時的士大夫的做法是相背離的。
《三國志》卷二十八的《諸葛誕傳》中，記載了明帝時期，諸葛誕、夏侯玄、鄧颺等人互相搞浮華虛譽，結成黨派的事。也就是說，依據法律整治社會的目的，是要恢復後漢的、也就是偽君子出現之前的質樸風氣，然而，乘此機會，卻形成了與後漢時期，虛偽地相互吹捧的現象相類似的傾向。
三國時期是謀略家輩出的時期。《三國志》卷十中，列舉的荀攸、賈詡等人物還是不錯的，但卷十四中所列程昱、郭嘉、董昭以下諸人，都是“明智計之士”，他們見利忘義，是不可信賴的人（《十七史商榷》卷四十）。這正是一種弊端。
本文選摘自：《中國史通論》（精裝）內藤湖南 著 夏應元 / 錢婉約 譯，出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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