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見智研究所 全球央行觀察
（公眾號id ：quanqiuyanghang）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往往會拖累其消費能力，從而抑制其有效需求，並有可能帶來產能過剩、過度負債等問題。中財辦主持的關於兩次全球大危機（1929與2008）的比較研究中就指出，兩次危機爆發前，社會都面臨著類似的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因此，收入不平等在後危機時代也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而在不平等研究中，俄國由於其特殊的經歷，成為了引人矚目的一個案例。20世紀俄國史可謂波瀾壯闊而大起大落，十月革命結束了沙俄時代，並讓俄國曆史邁入了以平等主義為重要意識形態特徵的蘇維埃紀元，而到了20世紀末，蘇聯退出歷史的舞臺，俄國又開始了艱難而痛苦的經濟轉軌，“寡頭”（oligarchs）作為這一特殊時代下的產物應運而生，給俄國社會與經濟帶來了重大影響。在宏大的歷史變遷下，俄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狀況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尤其是從以平等主義意識形態著稱的蘇聯向私有化的俄羅斯過度期間，俄國經濟的部門分配與社會不平等狀況的變化近可謂眼花繚亂。近日，《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等人在VOX上刊文對俄國1905-2016年以來的社會不平等狀況作了長時段的掃描，重點尤其放在蘇聯解體之後俄國的社會貧富差距變化狀況上 。文章圖文並茂，通俗易懂，為我們瞭解當代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狀況提供了一重有趣的視角，歡迎閱讀！
以下為正文內容：
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經歷了一場巨大的經濟和政治變革。這一獨特的經歷使得俄羅斯成為社會不平等研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案例。蘇聯平等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敗，轉型時期的大震盪與“寡頭（oligarchs）”的出現等，使俄羅斯為政策、制度、意識形態與不平等之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檢視場。
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我們著重於衡量不平等現象，並解釋如何結合各種現有的資料來把俄羅斯的不平等軌跡納入歷史和比較的視野。我們發現官方的不平等估計大大低估了俄羅斯的收入集中程度。我們也為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提供了第一個完整的私人、公共和國家財富的資產負債表，包括對離岸財富的估算。
俄羅斯私人財產的崛起
從1990年到2015年，俄國社會歷經劇變，在經濟上則主要體現為從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變遷。1990年的淨國民財富佔國民收入的比例略高於400％，其中公共部門佔3/4，私人部門佔1/4左右。2015年，這一比例基本上被扭轉：淨國民財富為淨國民收入的450％，其中私人財富淨值超過350％，公共財富淨值低於100％。
公共淨財富的急劇下降主要發生在1990年至1995年之間，與之相伴的，是所謂的休克療法與憑證私有化（voucher privatisation），參見下圖1：
研究中，一個關鍵的發現是房地產在私人財富崛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私人住房從1990年佔國民收入的不到50％增加到2008—2009年佔國民收入的250％，乃至於到2015年下降到佔國民收入的200％左右。這種增長既是由規模巨大的房地產私有化轉移支付帶來的體量效應（volume effect）所致，也有地產價格上漲帶來的價格效應（price effect）影響之因素，參見下圖2：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俄羅斯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水平很低。家庭金融資產在1990 - 2015年期間一直低於國民收入的70-80％，往往不到國民收入的50％。實際上，似乎俄羅斯公司私有化並沒有導致家庭金融資產價值長期顯著上漲。當蘇聯時代的儲蓄被90年代初期的高通貨膨脹所消滅的時候，金融資產的最初下降是可以預測的。更一般地，人們可以爭辯說，在20世紀90年代混亂的貨幣和政治背景下，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家庭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相對較低，這並不奇怪。但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這種情況可以一直維持下去，特別是在1998年至2008年間俄羅斯股票市場的繁榮時期也依然如此？
我們認為，這個悖論的主要原因是俄羅斯一小部分家庭擁有非常豐富的離岸財富，例如離岸中心未記錄的金融資產。1990-2015年間，拜石油和天然氣出口所賜，俄羅斯擁有高額貿易盈餘，但與此同時，其淨外國資產的積累卻很有限。根據我們的分析，在同樣的時間段，俄羅斯的離岸財富卻在穩步增加，到了2015年，其佔據了國民收入的75%，這幾乎與俄羅斯家庭部門所持金融資產佔比相仿。這表明，大量的金融財富都被境外富裕的俄羅斯人持有著——在英國、瑞士、塞浦路斯等類似的離岸中心，其持有量與俄羅斯國內的俄羅斯人所持財富量相當。進一步地，境外俄羅斯人所持離岸財富里昂大約為官方淨外匯儲備的3倍。
從國際比較來看，俄羅斯總體財富的演變——與中國及其他東歐國家相比——可以被看作是所有發達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以來總體趨勢的一個極端例子，尤其體現在私人財富相對於公共財富的普遍增長上。在俄羅斯，相對於國民收入來說，私人財富經歷了巨大的增長，但2015年這一比例“僅”為350-400％，明顯低於中國和西方國家，見下圖3：
應該強調，如果不包括對俄羅斯私人財富中的離岸財富之估計，差距將會更大。此外，
俄羅斯私人財富的崛起幾乎完全是以犧牲公共財富為代價的，因為國民財富（私人財富和公共財富之和）幾乎並沒有相對於國民收入增加（從1990年的400％增加到2015年的450 ％，見前圖1）。相比之下，到2015年，中國國民財富則達到了國民收入的700％。俄羅斯收入不平等的上升
在結合國民賬戶、調查報告、財富和財政數據後，我們對俄羅斯收入不平等的狀況作了系統的研究。我們發現，自1990年以來的調查大大低估了俄羅斯社會不平等水平的上升。根據我們的基準測算，前10％的收入佔比份額從1990 - 1991年的不到25％上升到2015年的超過45％，前1％的收入份額從轉軌時期開始時的不到5％提高到20-25％左右。另外須指出，這一鉅額上漲伴隨著後50％收入佔比份額的大幅下降，從1990 - 1991年佔總收入的30％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不足10％，然後逐漸回到到2015年的18％左右。
如果我們考慮整個1989 - 2016年的時期，根據我們的基準估計，每個成年人的國民收入平均增長了41％，即每年約1.3％。如上所述，不同的收入群體享有不同的增長經歷。後50%收入者受益於非常小的或負的增長，中等收入的40％經歷正的但相對溫和的增長，而前10%收入者則經歷了快速而巨大的增長，見下圖4：
從長遠來看，俄羅斯收入不平等的演變看起來像是20世紀西方觀察到的長期U型格局的極端版本，見下圖5：
由上圖可見，沙皇俄國時期，俄國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很高，到了蘇聯時期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可蘇聯解體後又回到了很高的水平。目前，俄羅斯前10%收入者財富佔比與美國的水平相似（或高於）。另一方面，俄羅斯的不平等程度大大高於中國和東歐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如下圖6：
上圖顯示，與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相比，俄羅斯收入前1%者所佔財富比例遠遠高於它們。
總而言之，我們的新發現揭示了俄羅斯顯著的不平等現象以及持續性的地租性資源（rent-based resources）之集中——這不太可能成為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最佳路徑。不過，由於數據缺失及財政不透明等因素，我們也很難對俄羅斯的不平等動態發展作出更準確地評估，進一步的研究也顯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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