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的晚唐，军事将领韦君靖于龙岗山（即北山）凿石造像，后官员、僧尼、信众效仿，历七十多年，缔造北山石刻动人传说；八百年前的南宋，一代高僧赵智凤清苦七十余年，镌刻宝顶山南北岩石刻群像，传下宝顶石刻美谈佳话。
然则，岁月无情，这些石刻渐渐被历史的尘埃掩盖，动人的传说也慢慢湮灭于时世更替间。直到七十三年前的暮春时节，大足石刻乙酉考察团的到来，才唤醒了这座被埋藏太久的艺术宝库。大足石刻由此重见天日，蜚声海内外。
历史值得被铭记。让我们一起回到七十三年前，重寻大足石刻“乙酉考”的足迹。
考察团在宝顶山卧佛前合影
考察团在北山观音变相窟前合影
考察团在宝顶山柳本尊行化道场
缘起重修县志
大足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置县，从光启（885年）至宋末的400年间，为昌州治地。这也是大足经济文化史上最为繁荣的阶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繁华的昌州消逝在动荡和烽烟中，就连在文明史上画出辉煌一笔的大足石刻也史失其载，湮没于时光长河……
至清代，四修县志，大足历史脉络渐趋完善。民国十五年（1926年），大足设立修志局重修县志，但两次撰修均因各种原因并未付印。1942年，时逢大足县临时参议会成立，一些议员提出重修县志，县长郭鸿厚采纳建议，并聘请临时参议会议长陈习删担纲重修工作。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日子，民力匮竭，除县政府拨款五千元购买稿纸外，其他笔墨等费用，全由修志人员自备，陈习删等十多人起早贪黑，历三年寒暑，终于修成《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在这部县志的“山脉”篇中，陈习删详细记载了当时湮没无闻的北山、宝顶山石刻造像。
1944年冬，《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交予设在重庆北碚的中国学典馆印刷厂印刷。中国学典馆是整理中国文化、介绍西方文化的学术机构，由著名史学家杨家骆于1931年创办，抗战时迁来北碚。杨家骆入川后，读宋代王象之《舆地碑目》、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清代张澍《养素堂集》，三书皆有对大足石刻的部分记载，使得杨家骆对其心神往之。
历史的变故源于一次偶然。杨家骆在学典馆印刷厂看到《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后，立即被书中详尽的石刻内容深深吸引。几经商量后，郭鸿厚、陈习删力邀以杨家骆为首的15人考察团赴足一探。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立法委员何遂、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这些赫赫有名的学者均在考察团之列。
追溯八天足迹
1945年4月25日午后两点，考察团从重庆出发。他们坐上民悦轮号，先到合川，住宿一晚后，再坐滑竿，经铜梁前往大足，直到27日傍晚才到达。
28日一早，考察团举行了座谈会，对随后几天的科考工作进行了部署：对北山、宝顶山石刻鉴定、命名、记述、摄影、编号等，编刊《大足石刻图征》，摄制《大足石刻》影片，在《文史杂志》上刊出《大足石刻考察专号》，在重庆各地举行大足石刻展览会，在北碚北泉图书馆附设大足石刻陈列室。
会后，考察团立即前往龙岗山。初入佛湾，其形如月牙。沿山凿路，龛窟相连，阳光下灿然如蜂房。巧丽的雕饰，完整如新的佛龛……被尘封的大足石刻在此刻拨云见日，专家们欣喜不已。
石刻多隐于岩下，甚至有屋瓦遮盖。为了使拍摄效果更好，陈习删还命人小心翼翼地将瓦片揭开、拆掉窗上的木板。光线透进来，石刻瞬时“活”了起来。
位于多宝寺前的北塔是龙岗山的标志。沿着砖筑的阶梯，考察团成员盘旋登上北塔。绍兴、成化、万历、光绪历次的修塔记和造像记，精美的浮雕佛像，以及绍兴二十四年伏小八的造像镌记，都在他们的拭拂下，绽放出新的光彩。
次日，《大足石刻考察专号》《大足石刻》影片以及考察团的活动纪录等相关工作也逐一展开。
4月30日，微雨，考察进入第三天。成员们带着被子，乘坐滑竿前往宝顶。陈习删和救济院院长雷在齐等一同前往。
下午一点半，考察团迈进历经战乱和重修的圣寿寺。韦驮殿、大雄殿、燃灯殿渐次排开，斑驳的朱漆、翘角的飞檐、残存的石塔……这座宏伟却已黯旧的古刹让成员们感觉到了历史的变幻无常。
出寺门，入佛湾，一幅宏大的佛家道场景象展现在他们面前：牧牛图、十力菩萨、转轮王、三世佛群像……成员们不禁感叹：“如果龙岗山富有历史意义，那么，宝顶山则充满故事意味。”
拨开时间的尘土，考察团揭开了宝顶石刻之谜：断定赵智凤先后在圣寿寺里建大宝楼阁，后又开凿了大佛湾南岩群像和北岩的广大宝楼阁。然而不久，元兵入川，四川大乱，宝顶就此衰微。
当晚，考察团在香山乡公所开同乐会，给这个幽静的佛教圣地增添了许多生气。“可惜没有月亮，不然可以在那神奇的幽岩和古殿里夜游。”考察团成员吴显齐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
5月1日清晨，层云散开，天气渐有好转。摩拓、登记、摄影……大家分工协作。负责摄影的冯四知利用难得的阳光，抓紧拍摄，只可惜有些深藏岩洞和建筑物里的造像，无法取尽其妙。
经过一天的忙碌，考察团确认，宝顶石刻确是赵智凤一手经营，历数十年而成。同时，他们还将宝顶石刻分为两大区，编定为75号，记有碑17种、经文5种、藏经目录1种、图记10通，图颂10首，造像已毁盈万，现存有佛像约1551身，完整率79.2%。
之后的三天，大家各司其职，继续对北山、南山石刻进行考察。而此时，《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评论文化晚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考察团的行踪和工作，大足石刻顿时名声大噪。
5月4日，天空一碧如洗，阳光灿烂，这是考察团在大足期间天气最好的一天。县长郭鸿厚跟随考察团一起前往龙岗山。阳光刺眼，空气灼热，成员们往来龛窟间，没有片刻休息。
午间，郭县长在佛湾观无量寿经变窟的瓦殿里设宴款待考察团。美酒佳肴，一列摆开。众人纷坐窟前，斟杯薄酒，溢满大足人民的深厚谢意，为这难得的相聚，更为这连日来的丰硕成果，大家把酒言欢。
多年抗战，各地政府财力不济，经费奇缺，大足也不例外。但为了更好配合考察团开展科考工作，当时的县政府甚至将几年的积谷、尾欠预支给了临参会。大足各界也倾尽全力，提前新制了蚊帐，租来被子、柴油发电机，安装好了电灯，为这群贵客提供了当时最高规格的接待，让这些从陪都重庆赶来的专家学者感受到大足的浓情厚意。
考察团当时最年轻的成员，当代著名陶瓷美术教育家、画家梅健鹰就提到，考察团每次用餐，大足人皆用“绿豆大曲”表达对客人的敬意，这也使得他有“我第一次醉酒就在海棠香国”的感叹。
一见倾心终身不变
5月5日，天下着蒙蒙细雨，考察团在众人的不舍中乘滑竿离去。8天里成员们共拍摄影片1部、照片200帧、部位图2种、摩绘200幅、拓片100通、石刻目录2种。
“乙酉之行”是对大足石刻第一次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确立了大足石刻与云冈、龙门鼎足而立的历史地位，使沉寂近千年的精美石刻艺术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随后，顾颉刚《大足小志》、杨家骆《大足石刻及其背景》、朱锦江《大足石刻艺术批评》、马衡《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考》、傅振伦《漫话大足石刻》等一些学术著作及论文陆续在全国各大媒体和《文史杂志》中刊出，在重庆引起轰动，也成为抗战胜利前夕的一件文化盛事。
抗战胜利后，考察团成员们在举国欢腾中各还其所。杨家骆一舟东下至上海，马衡回北京，张静秋到江苏……他们曾约定，择期再来大足做更详细的考察研究，谁料这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然而，他们对大足石刻却是一见倾心，终身不变，对石刻的研究也没有停歇。
1947年2月，杨家骆在上海首次向世界公布史失其载的大足石刻，并在《环球画报》刊布石刻图片；1965年8月6日，身在台北的杨家骆对大足石刻的思念愈发浓烈，是夜竟“梦游宝顶”，醒来力作《宝顶梦游》一文，把宝顶石窟放在中外古今哲学史、思想史上加以论证；1968年，杨家骆还撰写了《大足唐宋时刻之发见》一文，讲学于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各地，并提出“论者以为此发现较诸‘吴哥窟’更有价值”的论断。
岁月无情，物是人非。1990年秋冬之际，此时的考察团成员大都陆续去世，时年78岁的杨家骆老人仍然挂念着石刻。“青时匆迫不克细究……再度组团访问大足者，不知客观条件是否久许……”同年10月，杨家骆先后两次从美国来函，欲再度组团“拟再作大足之行”。此前，梅健鹰老人也曾来信，拟在大足开画展。然而，正当大足人翘首以盼两位专家再次光临之际，却传来噩耗——杨家骆、梅健鹰两位老人先后与世长辞。
虽然先贤辞世，令人怅惋不已，然而“乙酉考”对大足石刻的发掘和推广却是居功至伟。199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将大足石刻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足石刻也成为中外学者、游客心神向往之地。
2013年初，南京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更是先后成立了大足学研究中心，开设大足学课程。2014年召开的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首次以“大足学”命名。
宝顶山千手观音
北山多宝塔
北山转轮经藏窟日月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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