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這場創造全球貿易史上涉案貿易額最高紀錄的史詩級貿易戰已然開打。
就經濟邏輯而言，美方挑起這場貿易戰並無經濟邏輯可言，因為現在的美國不是處於經濟蕭條，而是處於經濟景氣峰頂，已經實現了充分就業，貿易保護不能哪怕是暫時增加美國就業總量，只能對美國經濟施加額外的干擾，從產業界的供應鏈混亂到宏觀經濟的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不一而足。哪怕是山姆大叔一直神神叨叨的美國貿易逆差，歸根結底也不是如其所描述的那樣是中國和其他貿易伙伴“不公正貿易行為”所致，而是山姆大叔自己的錯，繼續維持天文數字軍費，甚至還要進一步加碼，就是其中之一。
美國軍費與貿易逆差何干?很有關係。在宏觀層次上，美國貿易逆差本質是其國民儲蓄過低的表現，美國國民儲蓄過低的重要根源之一是美國政府數十年如一日一直是負儲蓄部門，美國政府的負儲蓄主要又是來源於其軍費、社會保障兩大開支過度膨脹且佈局不合理，軍事開支膨脹失控尤其堪稱惡化美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頭號“殺手”，進而對美國貿易收支逆差格局定型、不斷強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在產業和貿易的層次上，軍費開支過度膨脹通過以下途徑惡化美國國際收支。
平時，過高的軍費開支、過於豐厚的軍事合同利潤吸引美國產業界把過多的優質資源投向發展軍工，民用工業因此相對衰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日益減退，不僅不能繼續在海外市場繼續攻城略地，就是本土市場，也越來越多地被心無旁騖集中精力發展民用工業的外國企業佔據。
一旦爆發較大規模戰爭，陡然湧現的大量軍需訂單更是要有相當一部分流向外國產業界。如果戰場鄰近國家和地區恰恰有潛在生產能力，也有強烈的抓住一切機遇謀求發展之心，他們就能抓住這個機遇拿下很大一部分美軍“特需”訂單，以及美國國民經濟“軍事化”而騰出來的民品生產、供應市場空間。
回顧歷史，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到冷戰後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美國在二戰之後參加的歷次大規模戰爭都對其國際收支產生了相當明顯的影響，也有力地推動了後來被美國視為製造業競爭對手的經濟體工業、出口增長：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953年7月，中朝方面與美方簽署《朝鮮停戰協定》。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的1948、1949年，美國貨物貿易順差分別為45.72億美元和45.07億美元;朝鮮戰爭爆發當年(1950年)，美國貨物貿易順差急劇萎縮至3.62億美元，1951—1953年分別為20.45億美元、14.96億美元和4.16億美元，朝鮮停戰翌年便回升至17.14億美元。正是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景氣”，一舉把日本拉出了戰後蕭條的泥坑。
——1964年，美國炮製“北部灣事件”，製造了全面、大規模直接參與越南戰爭的藉口。
1965年3月，3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峴港登陸，美軍直接參戰的越南戰爭全面爆發。當年，美國貨物貿易順差從上年的53.84億美元大幅度下降至35.11億美元。
1968年1月，越南人民軍發動“春節攻勢”;10月，美軍宣佈停戰，從1969年起開始撤出美軍，推行戰爭“越南化”(包括大力武裝南越軍隊)。1969年，美軍開始轟炸柬埔寨，越南戰爭擴大至柬埔寨。戰後美國貨物貿易收支順差的常態從1968年開始轉折，1968、1969連續兩年，美國貨物貿易分別逆差12.87億美元、9.80億美元。
到1973年簽署《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巴黎和平條約》)時，美國貨物貿易收支逆差格局已經定型。從那時直至現在，僅越南人民軍攻克西貢的1975年一年，美國出現過29.75億美元順差，其餘所有年份均為逆差。
相應地，在越南戰爭期間，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這“東亞四小龍”實現了長足的發展，在工業化進程中徹底脫胎換骨。
——2001年10月，美軍出兵阿富汗，打擊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報復911恐怖襲擊;2003年3月，以美英為主的多國部隊出兵伊拉克;美國由此全面陷入曠日持久的戰爭。2011年12月，美軍大規模成建制作戰部隊全部撤離伊拉克;在阿富汗戰場上，美軍依然保持著可觀的兵力。也正是在這兩場戰爭期間，美國貨物貿易逆差規模接連上了幾個臺階：
阿富汗戰爭爆發翌年(2002年)，美國年度貨物貿易逆差首次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達到5071億美元，比上一年猛增571億美元。
伊拉克戰爭爆發翌年(2004年)，美國年度貨物貿易逆差從上年的5783億美元猛增至7108億美元，首次突破7000億美元大關。
2005年，美國年度貨物貿易逆差首次突破8000億美元大關達到8316億美元。
……
可以肯定，如果美國不徹底反省過度捲入海外政治軍事事務的失誤，不大幅度削減已經過度膨脹的天文數字軍費，要想有效壓縮貿易逆差，註定是緣木求魚。
美國精英階層中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或許是因為對美國損耗巨大的朝鮮戰爭促使他憑藉“結束朝鮮戰爭”承諾而入主白宮的經歷，昔日的二戰歐洲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意識到當時剛剛初步成型的“軍工複合體”對美國國家的潛在危害。在1961年的《告別演說》中，艾森豪威爾總統滿懷憂慮地告誡：
“我們已被迫創建一個規模宏大的永久性的軍事工業，350萬男女服務於國防機構，我們每年在軍事安全上的開支超過了美國所有公司的純收入。我們必須警惕‘軍工複合體’有意無意所形成的不正當的影響力，而且這不當的權力配置的災難可能會持續下去。”
即使特朗普本人，對此問題也是一清二楚。自從2018年競選期間起，特朗普就高舉“美國優先”這面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孤立主義運動的旗號，不斷抨擊其前任們輕舉妄動沒有必要地干預外部事務、捲入在國外的大規模軍事衝突，耗竭美國資源，主張集中資源聚焦國內經濟建設，固本培元。如在2016年4月27日他第一場面對共和黨精英系統陳述其外交政策理念的演講中，他一再強調：
“這些外交政策災難接踵而至……這一切都始於一個危險的想法：我們可以讓那些沒有經驗或者沒有興趣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成為西方民主國家。”
“……與其他總統候選人不一樣的是，戰爭和入侵將不會是我的首個本能。沒有外交手段就沒有外交政策。一個超級大國明白小心謹慎和剋制才是力量的真正標記。儘管從未在政府任職，我曾完全反對伊拉克戰爭，我對此非常自豪，我多年前就一直在講，伊拉克戰爭將會使中東地區出現亂局，不幸的是，我是正確的。”
又如在2017年1月的就職演講中，他聲明：“我們會同世界其他國家和睦修好。但是基於以下共識：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為先。我們不尋求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人，更期望它能自己發光發亮成為榜樣。所有願意效仿我們的人都能感受到這種光亮。”
再如在2017年8月公佈的阿富汗及南亞新戰略中，特朗普一再強調在阿富汗等國行動目標是打擊恐怖分子而不是建設外國國家。
再如2017年12月發佈的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定義的四項至關重要的美國國家利益：保護美國人民、國土安全和美國的生活方式;促進美國的繁榮，首次提出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用軍事力量維護和平;戰略是為了推進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但首先要在國內創造財富和保障權益。
應該說，上述所有這些主張都體現了他減少在海外軍事幹預中耗竭美國資源的理念，倘若能夠切實全面落實，必定有助於削減美國貿易逆差;問題是他同時又主張大規模更新美軍裝備，提高軍費開支，這就不能不抵銷他上述理念主張的效果了。
2018年，全球國防費用將增長3.3%，達到1.67萬億美元的冷戰後最高峰，其中美國一家軍費開支就獨佔40%之多，而2017年美國實際GDP僅佔全球15.40%;這樣的格局，無論特朗普如何逼迫盟國提高防務開支貢獻，能夠持久嗎?有如此巨大的、消耗性的防務開支，對美國國民儲蓄、進而對其貿易收支影響，可想而知。
不削軍費，何降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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