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羅生門》，拉康理論的電影鏡像
黑澤明的《羅生門》是拉康幻象理論的最佳電影對應物。影片裡的幾位當事人，武士、武士之妻、殺人強盜、砍柴人，之所以供詞不一，不是每一個人故意在撒謊，而是每一個人面對符號秩序的質詢，為了避免面自身的創傷，各造幻象，陷入對自我的癔症性認同：殺人強盜心目裡的自我是多情的綠林英雄，他無法面對自身的猥瑣、下流與膽怯；武士心裡的自我是捍衛正統道義的具有自戮精神的勇士；武士之妻心裡的自我是貞潔高貴的美婦；砍柴人的心裡的自我是善良人。每個人的自我幻象與他人眼裡的實存有著天差地別，所以謊言出現了，對當事人卻未必是謊言。影片最後將人類靈魂獲救的希望賦予砍柴人，因他是整個案件的局外人，而非涉案很深。因此，救贖人類靈魂的善的力量，依舊渺茫如風中之燭。從拉康心理學來理解人類，比哲學更具潛能。所有的哲學理論都在試圖回答一個“我是誰？”的問題，拉康的回答是：“我”是癔症性存在。從這個角度看，拉康比海德格爾更像一個哲學家。雖然海德格爾指控拉康是一位“需要精神病醫生的精神病醫生”，但依拉康理論解讀海德格爾為何成為納粹黨員便可見緣由：希特勒實現了海德爾格的癔症性幻象。
2《踏血尋梅》：活著是一場疾病
蘇格拉底臨終之前，對他的學生克利託說：“哦，克利託，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記得替我還上這筆債。”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古希臘的醫療之神，蘇格拉底臨終要求給阿斯克勒庇俄斯獻祭一隻公雞，無非是想說：活著是一場疾病，死亡是這場疾病的最佳理療師。某種意義上說，香港導演翁子光執導的驚悚影片《踏血尋梅》，是獻給現代都市孤寒症的又一隻阿斯克勒庇俄斯公雞。導演將細膩逼真的鏡頭語言，刺探進一場毛骨悚然的兇殺尸解案。血腥的表層之下，則是大都市日常生活醜陋不堪的五臟六腑。底層少女王佳梅，懷著幸福生活的夢想，到香港追隨她改嫁而去的母親。逼仄的生活空間，困窘的經濟環境，導致母女間頻頻反目，互不理解。大陸妹王佳梅，不但沒有找到她的幸福生活，反而成為做皮肉生意的援交女。但，不幸並沒有就此止步，做為援交女的她，愛上了不該愛的人——自己的嫖客。貨車司機丁子聰，因貧窮與醜陋情場失意。丁子聰是最理解王佳梅生活困境與情感困境的人。當王佳梅說：我是基督徒。我想死（基督徒自殺便要墜入地獄）。丁子聰以知音的方式成全了她——那便是按照她的意願，替她殺了她自己。當警察問殺人犯丁子聰：“你是不是討厭女人？”丁子聰答：“我不討厭女人。我不討厭佳梅，我還喜歡她。我是討厭人。”丁子聰是真正的厭人症患者。丁子聰之所以尸解王佳梅，是他憎恨人類的肉體。在他看來，王佳梅應該以另外的方式存在，而非醜惡的人類面貌。這部影片裡，殺人兇手丁子聰，和哈內克影片《愛》裡男主人公相類，他們都是女主人公的阿斯克勒庇俄斯，他們作為死神的使者，從根本上醫療了兩位女性的存在。
3烏托邦根本不存在
一種有趣的現象，一些知識人在反烏托邦的同時，卻唯美國正確。論證所有的國內問題，言必及美國。顯然，美國在這裡成為一個意味深長的參照系，一個話語裡的烏托邦。這是一個悖論：在反烏托邦的同時，他們潛在的肯定著另外一個烏托邦。正如上個世紀六十年的法國知識分子，因為對斯大林政權的失望，他們轉而將烏托邦美夢投射於東亞大國。然而，烏托邦根本不存在，正如理想愛人並不存在。美國也有美國的問題，只是制度使得美國比我們所處的社會，更為合理。最起碼，它承認一個基本事實：世界存在根本的裂隙，無法完全整合為一個和諧的、整體的、完美一致的統一體。和諧、統一、完美等等詞彙，恰恰是烏托邦熱衷追求的事物。這也是真正的選舉的根本意義之所在，將衝突的裂隙公開呈現出來，最終交給偶然性的博弈。
4《暴裂無聲》：刀鋒下生存的底層民眾
忻鈺坤的《暴裂無聲》是一部堪與韓國電影《黃海》媲美的影片。只不過《黃海》中群狗互獵的邊緣族群，在《暴裂無聲》中置換為一大群沉默的羔羊。張保民是那隻唯一以拳頭抵抗，捍衛自身生存的羔羊。昌萬年是一隻因為擁有財富而一躍從羊變為狼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影片中最為有趣的是昌萬年的那幾綹捲曲的假髮。正是這幾綹假髮，表現出昌萬年的出身與表演性人格：他原本也是一隻底層的羔羊，只是依仗著財富，轉眼就變了虐殺同類的狼。當然，外出應酬和做慈善的時候，他便把自己打扮成一隻人畜無害的羊。
羔羊之所以沉默，不僅僅因為話語權的喪失，有時候甚至是羔羊們自身的選擇，譬如律師陳文傑。本質上陳文傑也是這叢林社會里的一隻被獵殺的羔羊，他自己的女兒就被瘋狂老闆作為人質綁架。他不敢反抗，他唯一敢做的是如何自保，如何比別的“羊”活得更久。影片中的“無聲”，是四重無聲的疊加：喪失話語權的無聲（張保民）；目擊者的無聲（戴著奧特曼面具的小孩）；有話語權，卻選擇性失聲的無聲（陳文傑）；群體的無聲（受重金屬汙染的整個村莊的受害者的無聲）。四重無聲的疊加，必然導致最終的暴裂。但，這暴裂依然無聲——影片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看到知道真相的陳文傑，選擇了把掩蓋真相作為給予救女兒之命的張保民的致命答謝。此時此刻，在山裡四處尋子未果的張保民，身後的山體轟然倒塌……是的，我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這塌陷，顯然指涉的不僅僅物質性山體的塌陷，而是我們社會的整個倫理道德價值觀的悄然塌陷。
比起忻鈺坤的第一部影片《心迷宮》單純注重的存在之荒謬，新片《暴裂無聲》明顯比第一部更為精緻，也更具有社會學意義。它拓展了懸疑片的邊界。在講述一個環環相扣的激烈故事的表象之下，導演的本意卻在於觸及現實之痛，在於關注生活在刀鋒下的底層民眾。這顯然得力於導演的天賦才華：創作者既有講好一個通俗故事的能力，又有給通俗故事賦予深層意義的能力。這是一種將商業片與藝術片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的智慧。國產影片的曙光，或許就在畢贛、忻鈺坤這些八零後新銳導演的身上，他們吸納國外優秀的電影作品的營養之後，完全走在自己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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