柑：供人衣食的“木奴”
汪鹤年
春末夏初，缕缕如丝的细雨后，一簇簇小白花悄悄地从一棵棵柑子树上冒了出来，在阳光的映照下，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俏丽。转眼间，那一朵朵小小的白花儿躲了起来，却将一个个绿色的“玛瑙”缀满了枝头……
柑与橘的“木奴”之辨
古人习将柑橘称作“木奴”，但因柑和橘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品种，于是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或称柑为“木奴”，或称橘为“木奴”，甚至干脆将橘呼之为“橘奴”。
尽管出现以上两种歧说，但其出典却完全相同，即均源于三国吴丹阳太守李衡的一段故事。
最早记述李衡故事的是撰者不明的《襄阳记》，但此书未能流传下来，只是偶尔见于后人的引述。关于李衡的故事，最早引述者是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他在《三国志·吴志·孙休传》注引该书时说：三国吴丹阳太守李衡曾“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谓其子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
而比裴松之稍后的北魏水文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沅水》中，留下的却是这样的记述：“沅水又东历龙阳县之汜洲，洲长二十里，吴丹阳太守李衡，植柑于其上，临死，敕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头，不责衣食，岁绢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树橘，可当封君。’此之谓矣。”
种橘与植柑，虽只一字之差，但留下的悬案却使人疑而不决。唐人段公路《北户录》还专就此事进行了辩析：
《襄阳记》：“李衡为丹阳太守，衡密遣十人于武陵龙阳洲上作宅，种柑千树，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固穷如是。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足用耳。’吴末，衡柑成，岁得绢数千匹。”据此非橘明矣！
为《北户录》作注的龟图还特地指出：“据杂书，如《翰林要海》、《御览》、贾思协（应为勰），皆列在黄柑门中。”
综上所述可知，当年李衡所种，并被呼之为“木奴”的是柑，而并非橘。但此典一出，不仅与柑相伯仲的橘享有“木奴”之称，连与柑毫无亲缘关系的其他果木，也一并得到过“木奴”之誉。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梅杏》一节就引述过“木奴千，无凶年”的俗谚，并有过“盖言果实可以市易五谷也”的诠释。
柑之所以名柑，据唐孟诜《食疗本草》诠释：是因其“初未霜时，亦酸。及得霜后，即甜美。故名之曰甘。”它又有金实、柑子、黄柑、木奴等别名。
同橘一样，柑也系芸香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用嫁接、压条、实生等法繁殖。干高一二丈，茎多细刺，叶作长圆形，春末夏初开花，花为白色，单生或丛生，其香甚烈。果亦名柑，似橘而大，圆而略扁，皮比橘稍厚，生青熟黄，故又有黄柑之称。但因产地的不同，其名又多有变化，闽中称柑，广东称为甜橙，浙江一带则柑、橙并称。因有些名品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故又有新会柑、瑞金奴等专称。徐珂《清稗类钞》就说得非常明白：“柑为常绿灌木，干高丈余，叶为长卵形，花白。初冬结实，形正圆，色黄赤，皮紧纹细，不易剥，瓤多液，甘香沁齿。闽中谓之柑，广东则称为甜橙，而以蜜橘为柑，故俗有高身橙、扁身柑之说。”
除生食外，柑的果皮、核、叶等亦可入药。北宋著名药学家唐慎微《证类本草》就认为，柑有“利肠胃中热毒，解丹石，止暴渴，利小便”等功用。中药中常用的陈皮，就是用柑皮制作的，一般用作化痰下气、消滞健脾之良药。
柑之名品与食用
原产我国的柑，至迟在汉代就已成为园圃中人们习见的果木。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就有“黄甘橙楱，……罗乎后宫，列乎北园”的吟咏。其中的“黄甘”，指的就是柑。郭璞注云：“黄甘，橘属而味精。”
从《襄阳记》中李衡植柑千株的记述来看，汉魏时期，在栽培技术普及和提高的基础上，柑作为经济果木之一，已被人们列为大规模种植的对象。
与橘相比，柑的味道似乎更胜一筹。晋人郭璞在《柚赞》中就有过“厥苞橘柚，精者曰甘”的赞誉。
晋代，人们对柑更为重视。这从三个方面可见其一斑。一是设置专官以督其事：《太平御览》引《晋令》中就有“阆中县置守黄甘吏一人”的记载；二是常被充作贡物：《太平御览》引东晋王廙《洛都赋》曰：“若夫黄甘、荔枝，殊远之珍，虽非方土之所产，重九译而来臻。”三中用作祠供之品：《太平御览》引晋卢谌《祭法》即有“冬祠用柑”之说。
当时，柑的品种已有多种，最常见的是黄柑。《太平御览》引西晋文学家张载诗就有“三巴黄甘，瓜州素柰，渴者所思，铭之裳带”之咏。晋郭义恭《广志》也有“犍为南安县出黄甘”的记述。同书中还提到产于成都的一种“大如升，色苍黄”的平蒂甘和仅有一核的黄甘。也就是说，当时黄柑的踪迹已遍及今四川、广东等地。
除了黄柑，红色的壶柑也为常见品种。《初学记》引晋周处《风土记》曰：“甘，橘之属，滋味甜美特异者也。有黄者，有赪者。谓之壶甘。”晋崔豹《古今注》则曰：“甘实形如石榴者，谓为壶甘。”
而且，当时的岭南百姓在柑的栽培过程中，还创造性地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桔叶甲，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种以虫治虫的实践，奠定了我国生物防治技术的初基。《南方草木状》对此记叙尤详：“柑，乃橘之属，滋味甘美特异者也。有黄者，有赪者，赪者谓之壶柑。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今华林园有柑二株，遇结实，上命群臣宴饮于旁，摘而分赐焉。”
华林园中的这种赐柑之举，虽始于晋惠帝，但却为后代帝王所陈陈相因。宋初陶谷《清异录》说：“天宝中，内中柑树结实，帝日与贵妃赏御，呼为‘瑞圣奴’。”《广群芳谱》引唐郑处诲《明皇杂录》也说：“唐上元夜，宫人以黄罗包柑遗近臣，谓之‘传柑宴’。”宋代苏东坡《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诗中也有“归来一点残灯在，犹有传柑遗细君”的吟哦。据诗人自注，这乃当时元宵节时宫中的一种时尚，每逢此时，“则贵戚争以黄柑遗近臣，谓之‘传柑’，盖尚矣”。
柑在唐代的栽培十分广泛，品种也有所增加。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当时的阴平郡（地在今甘肃文县西），吴兴郡（地在今湖州吴兴县）、临海郡（地在今浙江临海）、豫章郡（地在今江西南昌市）、吴郡（地在今江苏吴县）、归诚郡（地在今四川松潘县西南）、永嘉郡（地在今浙江温州市）、梓潼郡（地在今四川三台县）等地都曾有过贡柑之举。值得注意的是，除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四川、湖北等南方各地外，地处西北的甘肃一带，也开始了柑的种植。
产于广东罗浮的罗浮柑，还是唐人的岁贡之物。唐李肇《唐国史补》即云：“罗浮甘子，开元中方有，山僧种于南楼寺，其后常资进贡。”
气候温暖，湿润多雨的两广地区，更适合柑的生长，故种者亦多。柳宗元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中就写道：“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地隅。”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还对岭南蚁与柑的共生现象，有过这样的描述：“岭南有蚁，大于秦中蚂蚁，结窠于甘树。实时，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实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数倍于常者。”
连座落在今陕西境内的长安皇宫中，都成功地进行过栽培柑树的实践。《酉阳杂俎》载：“天宝十年，上谓宰臣曰：‘近日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
据宋韩彦直《橘录》载，唐开宝中，药学家陈藏器增补《神农本草》时，就说当时的柑类已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沙柑”诸品。
唐代新州（今广东新兴）一带还有一种名叫“变柑”的品种也非常有名，果大皮薄，异于常品。《北户录》就说：“新州出变柑，有苞大于升者，但皮薄如洞庭之桔，余柑之所弗及。传云本自高要移植，不数百里，形味俱变，因以为名。”可见，此种果品的地域性极强，如远距离移植往往会形味俱变，故有“变柑”之名。
宋代，贡柑之风仍存，名柑产地以之饷馈朝贵的风气更盛。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就说：当时的温州、鼎州和广州成为主要的贡柑之地。但数量不多，“多不过千，少或百数”。不过，这些产柑州郡却借机巴结权要，以至“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使当地百姓深受其害。天圣六年，虽颁发过“三州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的诏令，但禁而不绝，只是一纸空文罢了。
当时，以今浙江温州所产蜜柑最为著名，仅韩彦直《橘录》中所载温州柑品就有真柑、生枝柑、海红柑、洞庭柑、朱柑、金柑、木柑、甜柑等八种，其上品仍首推乳柑（又名真柑）。对其好处，《橘录》有过详尽的介绍：“真柑，在品类中最贵可珍。其柯木与花、实，皆异凡木。木多婆娑，叶则纤长茂密，浓阴满地。花时韵特清远。逮结实，颗皆圆正，肤理如泽蜡。始霜之旦，园丁采以献，风味照座。擘之则香露噀人。北人未之识者，一见而知其为真柑也。一名乳柑，谓其味之似乳酪。温四色之柑，惟泥山为最。泥山地不弥一里，所产柑，其大不七寸围，皮薄而味珍，脉不粘瓣，食不留滓，一囊之核才一二，间有全无者。”
诗人苏东坡大约是在尝过这种乳柑后，专门写下《食柑》一诗，对其大加赞赏：“露叶霜枝剪寒碧，金盘玉指破芳辛。清泉簌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
今广西一带所产的一种名叫“馒头柑”的佳品也很有名。据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馒头柑，近蒂起如馒头尖，香味芳胜，可埒永嘉乳柑。”在作者看来，这种形如馒头，香味芳胜的馒头柑足可与永嘉乳柑相媲美。
据南宋《淳熙三山志》记载，当时福州所产柑类，有朱柑、乳柑、黄柑、罗浮柑、镜柑、石柑、洞庭柑、沙柑等8种。
宋范成大《吴郡志》在记述柑中名品真柑的同时，对柑品的为人所重更有详尽的记述：“真柑，出洞庭东西山，柑虽橘类，而其品特高，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浙东、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气标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贵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结实时，一颗至直百钱，犹是常品，稍大者倍价。并枝叶剪之，饤盘时，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酿酒，名洞庭春色。苏文忠公为作赋，极道包山震泽土风，而极于追鸱夷而酌西子，其贵珍之至矣。”
在广西一些地区，人们仍沿袭着以蚁治柑虫的前人习惯，因需求旺盛，有人甚至专门干起贩卖“养柑蚁”的营生。庄绰《鸡肋编》即有载云：“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傍，俟蚁入中，则持之而去，谓之‘养柑蚁’。 ”
宋人还有过以黄柑酿酒的实践。苏轼《洞庭春色》诗序：“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谓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绝。”
明清时期，柑仍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崇尚的果品。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说：“洞庭有张樵海者，尝贶予角柑四颗，甘脆异常，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逍遥者耳。”明刘若愚《明宫史》则说，当时每逢元宵佳节，宫中所尚珍味数不胜数，其中，“江南之蜜柑”亦必备珍味之一。
明文震亨《长物志》对明代的柑品则有过这样的记载：“柑出洞庭者，味极甘；出新庄者，无汁，以刀剖而食之。更有一种粗皮，名蜜罗柑，亦美。小者曰金柑，圆者曰金豆。”
清代，一些著名的柑品，多产自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清李调元《南越笔记》云：“柑柚，广中多产之。其佳者有狮头、羊额诸名。”同书中所引《罗浮记》云：“罗浮香柑有赭黄二色。”所引《肇庆志》又说：“乳柑产四会上林者佳。”所引《潮州志》甚至说：“潮果以柑为第一品。”
《广东新语》在记述广东所产一些柑之名品的同时，还揭露了当时的柑农饱受盘剥之苦：“柑亦橘之类，以皮厚而粗点及近蒂起馒头尖者为良。产四会者光滑，名鱼冻柑，小民供亿亦苦，柑户至洗树不能应。产增城者，以沙贝、东洲、西洲为贵，其土高，多细白沙，与海潮远，咸味不接，故甘美。”
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对瓯柑极为推崇：“永嘉之柑，俗谓之瓯柑，其贩至京师者，则谓之春橘，自唐、宋即著名。”
徐珂《清稗类钞》则认为，产于福建的芦柑、红柑尤好：“漳南产柑橘，其种不一，而颗皆硕大。芦柑为最，红柑次之。芦柑色稍黄，红柑则正赤，皆佳种也。”
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长期选育，我国目前的柑品在历代名品辈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四川广柑、潮汕蜜柑，四会甜柑以及台湾的雪柑、椪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柑中珍品。
参考文献（略）
《咱们祖先的瓜果园》（连载）
版权作品：鄂作登字-2017-A-0001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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