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其《槐聚诗存》略谈

关于钱钟书先生的事迹,例如数学15分而被清华大学破例录取,花甲之年一怒而为夫人杨绛破例打人,前人之述备矣,故而不论述。这里只讲他的名字号及古诗集《槐聚诗存》(三联书店,2002年版)。

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其《槐聚诗存》略谈

一、名字号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

  • 1.“钟”字。

因为钱先生签名一般都是繁体字,很多人为显示自己高人一筹,或与众不同,特意将钱钟书的“钟”字写成繁体,不知自己出了洋相而不知。“钟”字的繁体字有两个,分别是“鐘”和“鍾”字。很多人不注意,就将两个繁体的“钟”字乱用,于是贻笑大方。“鐘”是指古代的计时器和响器,如时钟、钟鼓;“鍾”是指容器、量词和姓,还有集中的意思,如“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钱先生记忆力超强,又极爱书,所读之书汗牛充栋,可见“钟”字的繁体应该是“鍾”字。钱先生本人的签名也一直是“鍾”字。

  • 2.名字变迁

钱先生原来的名与字,据说是因为他伯父的友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所以就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伯父无子,按例过继)但到了后来一岁抓周之时,抓了一本书,于是改名“钟书”。至于字“默存”,是因为他从小就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常得罪人,父亲就劝他缄默无言、存念于心。可是钱先生怕是有负于他的父亲,长大后依旧狂狷不改。在清华本科毕业后,外文系留他继续研读英国文学,他扬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钱先生有他狂狷的资本!何况,若不狂狷,他还是钱钟书吗?

  • 3.号

朱自清先生曾评价钱先生:“中书君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因此它的号“槐聚”自然也是有典故的,它出自金亡后拒绝仕元的元好问的诗——《眼中》。

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其《槐聚诗存》略谈

颈联一句,正是此号的出处。它既是感叹自身漂泊流离,处境艰难,人生虚幻,也是自谦一家之诗,自得其乐。钱先生经历了建国前后大半辈子的艰难,不知流失了多少诗,这本《槐聚诗存》也是“自录一本,绛恐遭劫火,手写三册,分别藏隐,幸免灰烬。”

二、《槐聚诗存》

(一)概述

《槐聚诗存》这本诗集辑录的是钱先生从1934年至1991年的部分古诗,共计282首(一般人认为270余首。本文不同意。个别同题诗到底属于诗中换韵还是自成一首,有争议。本文将悼亡诗《哀若渠》看作一首)。

从每句字数上来看其诗歌体裁,以七言为主,五言次之。此外,四言诗8首,六言诗8首(组诗《牛津春事》5首、《谢振甫赠纸》2首、《代拟无题七首·其一》)。除《寄祝许大千七十》之外,四言、五言、六言诗都是1949年前写的,而七言诗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少。

从古、近体的体裁上来看,这本诗集以近体律绝诗为主,但古体诗也不少。

就创作量而言,建国前三四十年代的诗歌数量占据70%以上,建国后不到30%。

(二)诗歌枚举

  • 1.最长的诗——《剥啄行》

诗集中篇幅最长的莫过于1942年的《剥啄行》(《哀若渠》若看作一首则64句,争议较大,故不列出来),有62句。(韩愈也写过一首四言诗《剥啄行》:剥剥啄啄,有客至门。我不出应,客去而嗔……)

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其《槐聚诗存》略谈

  • 2.作品最多的组诗——《容安室休沐杂咏》

最长的组诗当属1954年的《容安室休沐杂咏》,达12首。

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其《槐聚诗存》略谈

  • 3.标题最长的诗

以前觉得二三十个字的标题就觉得很长,后来看到康有为写的一首诗《游中印度舍卫城……千年而至吾矣》标题很长,有199个字,当时不可思议。最近看了钱先生的诗,才发现康有为也要甘拜下风。钱先生诗里标题最长的是首句为“浪仙瘦句”的一首四言诗,标题中英文夹杂,有十九行之多,光汉字就达246个。这是笔者目前听过最长标题的诗了。

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其《槐聚诗存》略谈

  • 4.其它优秀古诗
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其《槐聚诗存》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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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寻根探源

  • 1.作品数量呈递减趋势

钱先生当然还创作了其它的古诗,但未录入这本诗集,本文在此不予考虑。(若是考虑的话,也许笔者的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可惜笔者精力有限,查阅资料的途径也有限。)在建国前的16年里,钱先生所作诗歌的达204首,而建国后的作品仅有78首(都是没有什么争议性的、可自成一首的诗歌),时间跨度却达40多年,甚至在1982—1988这几年一首都没有。这种怪异的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

究其原因,或可从这几方面下手:

其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阻碍。古诗属于封建时代的旧东西,建国后不提倡甚至阻碍古诗的创作。

其二,国家不幸诗家幸。建国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结束了战乱,没有那么那么多“不平则鸣”(韩愈)。因此数量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即使在扭曲的十年动乱时期,心有不平,但你敢“鸣”吗?

其三,年老力衰多病。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政治环境好了很多,但他早已年过花甲,创作精力有限,又常多病,“昏眼难禁书诱引,衰躯端赖药维持”。

其四,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并不注重诗歌创作。他的大部分学术论著除了《谈艺录》之外,《宋诗选注》(1958年)、《管锥编》(1981年)、《七缀集》(1985年)、《模糊的铜镜》(1988年)等都是在建国后完成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其《槐聚诗存》略谈
  • 2.七言诗缘何占据主流

前面概述中也已经提到,钱先生的诗歌以七言诗为主,其它言的诗次之,特别是到了建国以后。这是钱先生诗歌的变化之一。这个变化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是相通的。从最早的诗歌是《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简单至极,只有八字。后来逐渐演变成三言,四言。到了《诗经》,就算是比较成熟的四言了。再到后面,五言、七言等相继出现与成熟。七言诗基本到了巅峰,至于后面更多言的诗,基本很难让大家接受。在一般大众的印象里,五言和七言诗是并重或不相上下的。其实,在七言在唐朝大放异彩之后,唐朝以后的诗人,作品多是七言诗。大家所熟知的也大多是七言诗。唐以后留给一般大众印象的五言诗,除了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的那首《梅》,其它还能找出多少?当然,最近突然火起来的清代袁枚的《苔·其一》也算。若是要找七言的,优秀之作不可胜数。

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其《槐聚诗存》略谈

钱先生和历代前人为何偏爱七言诗呢?究其原因在于五言字数太少,句子太短促,已经不能很好地展现自身创作内容、表达自身情感和体现人生哲理的需要了。五言诗大都过于直白简单,想要展现深刻哲理,或追求诗歌技艺的提升已经很难了。相对来说,七言更显得成熟稳重,读来气韵悠长。此外,诗歌注重用典故,与前人隔空呼应,若是一句只有五个字,典故就不好用了。因此很多诗人一开始或许会创作很多五言诗,但越到后来越会发现五言带来的拘束,就会不自觉地倾向七言诗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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