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明初的士人們不苟於世俗，但還對理想抱有希望，晚明以後則徹底灰心了。這時，文化界出現了一種新復古主義，其代表人物有李夢陽、李攀龍、王世貞等，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實際上，既無秦漢的質樸雄渾，也沒有盛唐的宏大氣魄，只不過在形式上模仿作一些小品。不過，它對當時的八股文及以文媚神，媚權，諂諛權貴的文風起了對抗作用。稍後又有唐順之、茅坤等，提倡直寫胸臆。他們的作品與其說仿秦，漢，盛唐，不如說更像六朝士人，大多是些玩風賞月的風流文字。這些文人大都愛好飲茶，從茶中追求物趣。待到滿清入主中原，這些文人既不肯“失節”助清，但又對時局無可奈何，乃以風流文事送日月，耗心志，有些人甚至皓首窮茶，一生泡在茶壺裡。所以，表面看這一時期茶人與明前期的風流雅緻相似，但實際上完全失去了那闊大的抱負與胸懷。
這一時期的茶人提出一些“理論”，為他們的消極情緒辯護。一是說“茶即道”，物神合一，不用專門考慮發揚什麼其他精神。如張源認為茶本身“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精、燥、潔、茶道盡矣”。所以，這些茶人特別講究茶湯之美。二是講與世無爭，國家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反正自己不想參與國事。所以，即使在飲茶中也必定一團和氣。各人對茶的觀點不一致，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一笑了之。像陸羽那樣為茶藝與李季卿翻臉，作《毀茶論》的事，在這些茶人中是不會發生的。許多茶人不僅效仿陸羽入山訪茶，而且自築植茶的小園，飲茶的茶寮。張源隱居洞庭達三十載，朱汝圭春夏兩季必入羅芥山訪茶，六十年而不輟。這些人對茶的產地、滋味，水的高下，鑑別極精。
在茶道哲學傾向上是唯美主義，所以對茶具的精緻化有很大促進。對各地茶品，特別推崇羅芥茶。羅芥處於常，湖二州交界的宜興和長興，唐代陸羽寫《茶經》便是在這個產茶區。由於明人推崇羅芥茶，宜興陶製茶器因之身價大起，一把好宜興壺當時便值五六兩金子。器具更精美，物品更要精，除選茶外，對水的要求也更高。這時文人崇尚的是惠山泉水，許多人把惠山水裝了罐，長途運輸，帶在身邊。張岱專門組織了一個運水組織，為朋友們服務，按量論價，月運一次，願者登記，每月上旬收銀子。
最大的變化是飲茶環境。這時的茶人大多把室外飲茶搬到室內。陸樹聲所作《茶寮記》便是個典型。他主張園居小寮，禪棲其中，中設茶灶，備一切烹煮器具，烹茶僮子，過路僧人，跏跌而飲。茶人不再到大自然中去尋求契合，既然茶本身就包含著道，就不必到自然中去尋找了。所以，茶友必是翰卿墨客，編流羽士，逸老散人。一句話：有錢又有閒。所以，不再像陸羽、皎然等的茶人盛會，而希望人越少越好。說獨飲得神，二客為勝，三四為趣五六曰泛，七八人一起飲茶便是討施捨了。所以，有許多“易飲”、“不易飲”的講究。這種自討茶生活的風氣，在明清茶畫中到處可見。
此時的茶藝不僅要精而又精，而且常別出心裁，搞許多奇巧的花樣。《茶寮記》載，沙門福全點茶時能使湯麵幻化出一句詩，有的則使水紋成鳥獸蟲魚形象，被稱為“茶百戲”。明人許次紓作《茶疏》說，飲茶時應當是：
心手閒適，披詠疲倦。
意緒紛亂，聽歌拍曲。
歌縣曲終，杜門避事。
鼓琴看畫，深夜共語。
明窗幾靜，洞房阿閣。
貴主款狎，佳客小姬。
訪友初歸，風日晴和。
輕雲微雨，小橋畫坊。
茂林修竹，課花責鳥。
荷亭避暑，小院焚香。
酒闌人散，兒輩齋館。
清幽寺觀，名泉怪石。
這些要求無非是清閒、雅玩，茶人高潔的志向消失殆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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