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英（約1591～1646），字瑤草（一說字衝然），貴州貴陽人，明末大臣，官至內閣首輔，相傳本姓李，過繼馬氏，祖籍廣西梧州（一說江蘇儀徵）。明萬曆己未（1619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後歷官嚴州、河南、大同知府、廬鳳總督等職。甲申變後，馬士英與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等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弘光政權。因“擁兵迎福王於江上”有功，升任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為南明弘光王朝首輔，人稱“馬閣老”。後國事不濟，在抵抗清軍侵略中壯烈殉國。有清一代，其為人頗遭指責，時唯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倖存錄》對其持-允。有《永城紀略》（含《永牘》）及部分詩文、書畫作品傳世。
官職生涯：萬曆四十四年，馬士英與阮大鋮同中會試。又三年，士英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饋遺朝貴，為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場慣例，故而當時頗有東林復社集團之人上 書稱此為閹黨構陷。
詩詞習作：馬士英後來流寓南京。時阮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以避流賊至，與士英相結甚歡。
當時阮大鋮的詩詞“流傳演唱，與東嘉、中朗、漢卿、白、馬並行”，又得“識者推重，謂……實得詞家正宗嫡派”，阮家戲班更是冠絕當時，號稱金陵第一；兼且其門庭若市，“南中當事多與遊，……嗚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心”，可見相結甚歡的並非馬士英一人而已。
然而不久復社和東林黨人圖謀以周延儒再相，秘密籌集政治資金。大鋮企圖與東林消除敵對，就獻金萬兩佐之。後周大拜，入內閣，為首輔，欲報答。因東林同人反對而作罷。大鋮推士英以自代。士英遂再起。
發表言論：馬士英曾言：“若輩講聲氣耶？雖然，孰予若？予吊張天如（張溥），走千里一月，為經紀其後事也，人誰問死天如也？”就頗有江湖豪氣，他說你們不是講同氣連聲嗎，你們誰能和我比？我為張溥經營後事，一月奔波千里，那會又有誰和我一樣，去這麼弔問一個死張溥？儘管張溥是東林鉅子、復社創始人，當時東林諸人大多卻都急著和周延儒討論官位，最後一個關係隔了一層的人為他操辦後事。
馬士英與張溥的關係：原因是阮大鋮與張溥交情頗好，崇禎時動用了自己與馮銓的關係，和張溥一起為周延儒復起而奔走，周延儒復出後，阮大鋮要求他舉薦自己，但周延儒迫於和東林——復社一脈有君子協議，不敢起用“逆案”中人，於是和阮大鋮協商，最後阮提出起用好友馬士英，於是馬士英才被起用。馬士英被起用時，尚在戍籍，也就是說他還是個帶罪流放者，當時茫然不知這任命是怎麼回事，至事後才知此乃阮大鋮所為，故對阮感激涕零。而他與張溥的關係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張溥死後，為了替其經營後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其為人脾性中的豪傑信義，在此事上可略見一斑。
他對隔了一層的張溥尚且如此盡心，對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貴的阮大鋮之舉薦恩義，當然無論怎麼都必定要報的，所以南明時才會努力使阮大鋮復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過大鋮之傀儡耳！以為執政，猶沐猴而冠也”，這並非事實。
馬士英遍歷封疆，對實務頗有才幹。雖然不是什麼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們普遍無能的情況下，還是有相當的手段。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 三月，李自成進北京，明毅宗朱由檢自縊。南京諸臣倉卒議立新君。馬士英內結宦官韓贊周、勳臣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成立了第一個南明政權，即安宗朝廷或弘光朝。大抵為各黨之救國聯合政府、統一戰線。但以馬士英、阮大鋮等操實權。馬士英任東閣大學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鳳陽等處軍務。
政治手段：1議立新君。在嘉靖朝的“大禮議”和萬曆朝的“爭國本”事件中，東林朝士們孜孜以爭的就是血統親疏和長嫡，所謂的倫序綱常，按照他們的那套理論，福王朱由崧是當然的不二人選。
先福王朱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兩藩都居長，而朱由崧又是其長子，和崇禎是同一輩，乃是崇禎的親堂兄，所以無論是論長幼還是依嘉靖繼位的“兄終弟及”先例，他都顯然優於惠、桂二王。
至於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緣關係隔了一層，連輩分也要大崇禎一輩，所以怎麼看都不太可能輪得到他。
但這個時候相當部分的東林黨人閉口不講嘉靖“大議禮”和萬曆“爭國本”時他們那套被奉為“萬世法”的倫序綱常了，卻開始講起“立賢”來了。
2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遊說。
史可法偷偷約見馬士英，在浦口與之密談。
而馬士英也有心要立個大功，於是兩人很快達成了一致意見，秘密商定出一個兩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棄福王和潞王，擁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於到達浦口的第二天，寫信回南京，提出了擁立桂王，同時由潞王仿照古兵馬元帥之制暫時統率兵馬的方案。
而盤踞在南京的東林勢力，其實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繼位，無論選誰都是不會有意見的，所以他們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禮部就馬上準備了各種儀仗，打算出發去廣西接桂王到南京繼位。
史可法當時心裡都是很清楚的，他在與姜曰廣私下商議擁立人選時，先曾對“擁潞”一事表態道：“此兵端也！”藉此否定擁立潞王朱常淓，接著又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此言即明確地表達了他的傾向，同時也表明他心裡其實很清楚，哪怕就是擁立福王繼位，亦無足為患。
3擁桂方案。可惜的是，這位握有擁立大權的殘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大人，在關係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表現有些讓人嗟嘆。
在他以上言論洩露之後，“擁潞”諸人氣勢洶洶，輿論大譁，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據理力爭，坦言福王倫序當立、“擁潞”或將開肇兵端，也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站出來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以打消眾人對“擁嫡”的疑懼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於“引避不言矣”，最後竟搞出了一個試圖兩不得罪，不倫不類的“擁桂”方案。
這個“擁桂”方案，一不合倫序綱常，放著崇禎帝的親堂兄弟不立，卻去立崇禎帝的叔叔，雖然大家都是萬曆皇帝所出，但這樣做置天啟、崇禎二帝於何地？置福王於何地？驅之亦或殺之焉？因此其本質和“擁潞”並無太大的區別。
二是極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擁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樣，都近在淮安，幾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卻遠在數千裡之外的廣西，一個來回幾個月總是要的，到時候只怕這位桂王還沒到南京，大順軍或清軍早已兵臨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見識和政治手段上看，雖然有所認識，但優柔寡斷顧慮重重，並無一個卓越政治家的決斷和魄力，不敢快刀斬亂麻安定局勢，以至後來不得不出京避禍，空自喪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時機；在確立國君的問題上，一遇阻力和反對，並無仗義執言之勇氣，只求不得罪各方勢力。這比之他老師左光斗，還是有些許差距的。
在鳳陽“擁嫡”成為定局後，馬士英率軍五萬，擁著福王朱由崧浩浩蕩蕩直奔儀真，福王在那裡捎上史可法後往南京而去，馬士英則率大軍駐紮不動。
4起用阮大鋮。馬士英起用阮大鋮後，與東林黨人和依附東林的前齊黨高弘圖等多有爭執。部分東林黨人於是結交明軍將領左良玉，發動“清君側”。而馬士英等也以內戰為優先考慮。就當雙方大戰於弘光元年 (1645)春時，建州偽豫親王多鐸率軍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滅亡。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紹興等地，奉著他的母親假充皇太后，跑到方國安軍裡去，因此又生出來偽太后一案。最後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日生軍中繼續抗賊，鬥爭失敗後被建州軍於太湖擒殺。一說馬士英遁逃台州後，入四明山削髮為僧，清兵剝其皮，實之以草，極為慘烈，卻被東林稱為“馬瑤草生懷瑤死懷草”。可見後期部分東林黨人的意氣之爭已經凌駕於民族國家之上。
在南京城破後，清軍統帥多鐸和寧死不降的弘光朝禮部主事黃端伯之間的一段對話頗能反映馬士英的氣節。黃端伯聽說趙之龍、錢謙益等人獻門率眾投降，在城門大書數字“大明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在審問中：
多鐸拍案叱喝：“你認為弘光帝是何種人物，想為他一死？”
黃端伯朗言：“皇帝聖明！”
多鐸問：“馬士英，又怎樣呢？”
黃端伯：“馬士英，忠臣也！”
多鐸又可氣又可笑，問：“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為忠？”
黃端伯說：“馬士英不降，擁送太后入浙江，當然是忠臣。”他指著已經剃髮易服的趙之龍等人說：“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結局：1正史說法：壯烈殉國。馬士英在弘光朝覆滅後，被南明唐、魯兩王勢力拒之門外，馬士英於是盤桓於浙江一帶，期間多次參與反清戰役，直到在-一帶最強大的抗清勢力吳日生的部隊兵敗後，馬士英亦遁入空門躲避清廷緝拿，後因叛徒出賣，被清廷抓獲，最終不屈就義。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也對馬士英之死有詳盡的記錄描寫：
清實錄記載，順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閩總督張存任疏報：副將張國勳等進剿太湖逆賊，擒獲偽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捷聞，令斬士英，其有功將士，所司察敘”。蔣良騏《東華錄》卷五，“（順治三年）六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勳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偽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內，都統漢岱追至台州，馬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批剃為僧，即至寺拘獲，並總兵趙體元，令斬之”。······ 馬士英在唐、魯兩政權中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他並沒有因此就轉投清方，而是盡力以抗清的實際行動改變自己過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檔案證明，馬士英曾經多次參加渡錢塘江攻餘杭、富陽以及會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東兵敗，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髮為僧，被俘就義，實屬難能可貴。
各種檔案資料，和當世之人都很清楚知道馬士英被俘就義而死，黃宗羲等人不敢直接否認馬士英之死，而是在《明史》馬士英傳中這樣寫：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擒獲，詔俱斬之。事具國史······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為我兵搜獲，大鋮、國安父子先後降。尋唐王走順昌。我大兵至，搜龍扛，得士英、大鋮、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為內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
注意，馬士英之死明明沒有任何疑問，東林黨人也承認是“事具國史”，卻偏偏加一段“野史”，故意寫馬士英被俘後，大鋮、國安父子投降，暗示馬士英也同時投降了，隨後清廷發現馬士英、阮大鋮、國安父子有通敵文書，於是才將已經投降的馬士英等人殺害。殺害的地點居然是福建延平城（事實上馬士英始終在浙江北部，和福建根本風牛馬不相及）。
東林黨人的流毒也確實有不少人中招，後世一些人人就由此認為馬士英確實是投降被殺，如謝國楨先生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直接沿襲投降說，道：“後來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 且不論馬士英生前到底是不是大奸臣，但是他已經以自己行動為大明朝英勇就義，我們至少連這一點不能否認，就算馬士英再不濟，也不能讓他在殺身成仁做了烈士後仍讓他蒙受不白之冤。
其實為人冤枉的，當時又何止馬士英一人。弘光朝覆滅，大臣殉難的有高卓、張捷、楊維桓等，其中張捷、楊維桓是東林黨人口中所謂逆黨分子，然而二人均在南京城破時自殺殉國。尤其楊維桓，是全家老小一起死節，但是他和馬士英一樣，在闔家死難殉國後竟然被人汙衊為殺妾潛逃而遭亂兵毆打致死。
2野乘之說：壽終正寢。近些年，有學者根據明末清初諸多稗官野史的記載，考證出馬士英並不如《明史》所載在南明弘光政權滅亡後死於清軍之手，而是隱居存活了二十載，生前最後六年是在江西青雲圃道院同八大山人一同度過的。
馬士英在正史中最後出現，是1646年。《明史·馬士英傳》中這樣寫道：“南明弘光朝亡後次年，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擒獲，詔俱斬之。事具國史。”而野史記載，馬士英逃遁出家，後被清兵抓獲降清，但因與明軍暗通關係被殺。死後，馬士英揹負奸臣罵名消失在史冊中。
而據馬士英研究權威專家、江西省收藏家協會會長陳江先生認為，馬士英並未變節降清，也未被殺。他的考證是：南明弘光二年至清順治十八年約十有六年間，馬士英息影；清順治十八年隱身南昌青雲圃道院，康熙五年壽終正寢。
此說無疑給馬士英平添了二十多年、在正史野史中不存在的陽壽。這從何說起？陳江先生自言，是在檢閱清初民間戲曲的過程中，發現了馬士英自南明弘光二年至清順治十八年約十六年的蹤跡的。清嘉慶四年華廣生編有《白雪遺音》一書，卷一《馬頭調·太子逃難》、《藏舟》等原劇中寫有“馬瑤草夫妻雙雙來救駕，興起帝王家”的秘史，“瑤草”即馬士英的別字。通過多種材料參校互證，陳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期間，馬士英亡命贛西新喻，託庇簡氏家族；載有這段秘史的《馬頭調·太子逃難》、《藏舟》等戲曲，突破並顛覆了清初官書野乘對馬士英史料史實的-與屏蔽，與膾炙人口的《桃花扇》唱起了對臺戲。
清順治十八年，一個名叫“馬道人”的人出現在八大山人創建的江西青雲圃道院。清康熙《青雲圃志略·人物》載：“馬道人者……年可六十許，肢體雄偉，鬚眉間，另具一色相。”又清康熙《池北偶談》卷二十五《談異·化鶴》載：“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襆被來宿，貌甚雄奇……莫測也。”寥寥數句，馬道人竄伏草莽暫棲方外的末路英雄、亂世豪傑的形象躍然紙上。陳江先生將馬道人“諱莫如深”的詩文、偈語，引經據典，以詩、志、史的方式論證這位“馬道人”就是馬士英。他自認為，“此一論證，不僅撲破了明清官史、稗史誣‘馬死’的彌天謊言，亦是管窺馬士英晚年政治立場及思想觀念演變史的璞玉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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