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人太有才，也很霸氣，不愧是中國歷史上最強有力的王朝。漢武帝通西域後，一種官職的名稱就開始出現在了今天新疆的大地上，它們就是“卻胡侯”、“擊胡侯”、“擊胡君”等，但漢朝人覺得這還不夠，就又命名了“擊胡左右君”、“去胡來王”等等。一個不夠來兩個（左右），去胡了還不行得來個王（來王）。
從史料的記載來看，這些職位在西域的城邦或者用當時的話來說是“國”中普遍設立的，如：如《漢書·西域傳》記載：鄯善置“卻胡侯”，疏勒、龜茲、車師後國皆置“擊胡侯”，尉黎有“擊胡君”，焉耆置“擊胡左右君”，婼羌王稱“去胡來王”。
這種官職的名稱即使在2000多年後的今天，看起來依然是相當霸氣的，都是針對維護新疆的穩定而去的，他們也絕非徒有虛名。這些官員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即是軍事幹部，漢朝部隊還為他們配備了一定數量的軍隊，這些軍隊毫無疑問應該被稱為“卻胡軍”、“擊胡軍”，他們代表漢朝政府駐守在新疆的大地上，維護著新疆的穩定，與我們今天的“防暴隊”等名稱比起來，更加外向並有主動出擊的意味。
一個職位名稱就這樣印證了漢朝的實力與性格，他們有能力也不遮掩，把當時這些軍隊的使命已經說得一清二楚，也讓軍人們的職責更加清晰明瞭。雖然，當時西域的一些小國不過都是些小部落，最小的小宛國人口剛剛過千，軍隊也只有二百來人，但漢朝能夠在這裡設立“擊胡侯”、“卻胡侯”等，既是西域納入中國版圖的見證，也是漢朝綜合實力與行政、軍事等管理制度的體現。
《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只有50戶（1750人），軍隊500人，不種田，隨畜逐水草，依賴鄯善、且末兩國的穀物生活。出產鐵，會鑄造刀、劍、甲、矛、弓等兵器。雖然是人口不多的小國，甚至比不過我們今天一些小村子的人口，但婼羌國王卻能號稱“去胡來王”說明其享受的政治待遇極高，而他手下的諸如“卻胡侯”、“擊胡侯”這些職位的級別應該也不是很低，這些人大多是漢朝皇帝的親信，其地位僅次於各將軍，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校官級別。但是，校尉手下一定有自己統領的部隊，而將軍卻不一定有自己的軍隊，所以校尉的實際影響力有時候甚至超過將軍，這就是說，他們是軍隊中的一線指揮官。
漢朝人就用這一樣一支軍事力量維護了今天新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但是，我們要把當時“卻胡侯”、“擊胡侯”中的“胡”理解為新疆本地少數民族就大錯特錯了。司馬遷在《史記》裡稱匈奴人是夏的後裔，就是說匈奴人是華夏民族的一份子，是中國人，但在我們今天看來，也許是匈奴與中原王朝敵對的時間太長，漢朝人一直不認可司馬遷的說法，把匈奴當“敵人”，而漢朝政府在西域設置的“卻胡侯”、“擊胡侯”就是針對匈奴而言的。
儘管，我們今天還完全弄不清新疆地區最早的土著民族到底是誰，但有一點是能夠肯定的，那就是新疆的月氏、烏孫、樓蘭、莎車等民族其實最早居住在今天的河西走訪，秦人強大之後，將他們趕到了伊犁河流域。當時居住在這一區域的是塞人，匈奴人的勢力範圍還無法觸及到今天的新疆。
專家認為，古代塞種人入居西域後，曾在新疆歷史舞臺上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漢書》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一個今天已很陌生的名詞“塞種人”。《西域傳》說：烏孫國的東邊與匈奴相連，西北面是康居，西鄰希臘化的大宛，南面是居住在城郭內的國家。這地方原本有塞種人居住。大月氏向西方遷移時，打敗了塞王。塞王向南過懸度，進入了克什米爾（罽賓，原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的極東部城市）地區，大月氏便佔領了原塞王的轄地。
後來烏孫王昆莫佔有了大月氏的領地。所以說烏孫的人民中有塞種人和大月氏人。又曾提到：從前匈奴打敗了大月氏，大月氏向西征服了大夏，而塞王南遷遷移，塞種人分散為許多小國。從疏勒起，西北的休循國、捐毒國等都是塞種人的國家。
匈奴人控制新疆這一區域當然是在這之後了，而《漢書》書中提到的匈奴、大月氏、塞族之間類似多米諾式的遷徙運動，大約發生在公元前2世紀前後。
歷史在這裡變得很有意思了起來，即是漢朝的勢力進入新疆後，並不將塞族人和河西走廊的原著民族月氏、烏孫、樓蘭、莎車等，以及新疆最早的土著民族當“外人”看，甚至封他們為王，給他們配置了軍隊。這就是說，漢朝人把與自己同祖的匈奴人當敵人，卻並不歧視我們上面說到的那些民族，而漢朝人曾經試圖聯合月氏、烏孫共同對付匈奴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侯世新《“胡人”的變遷及其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促進》：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現的“胡”據《周禮·冬宮·考工記》：“粵無搏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東漢人鄭玄(127-200年)註釋：“此四國者不置是弓也。……胡今匈奴”由此可知，“漢之匈奴，即先秦時的胡。原本是匈奴的專名。”先秦的肅慎、漢晉的烏恆、鮮卑等民族因地處匈奴的東面，故稱之為“東胡”。這也間接的證明“胡”與匈奴有密切的聯繫。（《文博》2010年第3期）
說到這裡，漢朝人的個性已經非常清晰明瞭——他們從來就不管誰是誰的“親戚”，只要誰讓國家受到屈辱或者是國家利益受到威脅，就會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手段打殘誰、消滅誰。倒黴的匈奴人就遇到了這樣的境地。
也許，受漢朝人的這種“情緒”影響，直到我們今天的一些人並不將匈奴的歷史看成是中國歷史，這不僅僅是學術的偏見，更有情感的色彩。事實是，與漢人同祖的匈奴人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沒有他們，中國歷史在很多地方就解釋不通，就會有很多“雜音”，而把漢匈奴的戰爭看成兄弟鬩牆，一切就會自然而然。
這也許是司馬遷在《匈奴列傳》的首句就說“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原因所在。作為今人，我們不能因為情感而跑偏歷史，但也不能因為所謂的和諧而忘記“卻胡侯”、“擊胡侯”中的骨氣。（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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