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最大皮革廠倒閉了，老闆吃喝嫖賭欠下3.5個億，帶著小姨子跑了。原價兩百多三百多的錢包，現在通通20塊……”幾年前，大街小巷的皮包商販擴音喇叭裡，神曲《江南皮革廠倒閉了》洗腦般傳遍大江南北，而讓人驚訝的是，原本以為這只是小商販博出位的營銷噱頭，沒想到卻是浙江溫州多年前真實上演的一幕。
事實上，作為全國民營經濟的先發地——溫州，在盡收改革開放紅利之後，民營經濟於2008年達到鼎盛，但同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溫州民營企業卻一直步履維艱，可謂是一步一坎。實體企業資金脫實向虛湧入地產，企業家聯保互保“跨界轉型”資產暴跌，民間借貸爆雷老闆跑路，地區金融危機與信用危機共振，溫州民營企業家一時間正在“赴湯蹈火”。
而據《等深線》記者在近期的調研中瞭解到，在歷經了大起與大落之後，號稱為“東方猶太人”的溫州老闆們近幾年也已經是“曾經滄海”，不求大富大貴也成為部分人的口頭禪。但商海沉浮，豈是憑一己之力又可左右。“即便企業想關張也不容易，畢竟還有一堆債務和應收、應付在。”
而隨著近幾年溫州大規模拆改違建、原料人工等成本一起飆升、個體戶轉企業(以下簡稱“個轉企”)等政策來回“折騰”，溫州中小民營企業利潤已經“薄如刀片”，甚至有老闆表示企業已經是在零利潤“空轉”。
>>>> 成本飆升 利潤薄如刀片 <<<<
35歲的郝偉(化名)幾年前從父親手裡接過經營20多年的鎖具生意，除了公司老闆的身份，他還是一名滴滴司機。每逢週六日的兩天裡，他開著自己的寶馬X1穿行於溫州大街小巷，接單跑活。“現在老婆快生二胎了，多賺點奶粉錢。”他自嘲道。
事實上，做滴滴司機並不比開公司多賺錢。據他介紹，他週六日兩天平均每天只跑8小時，平均毛收入也就是600~800元/天，刨除油費等到手也就是三四百元，而且還不算車損。“有時候也是為了開闊一下思路，畢竟什麼乘客都能遇到，當官的、經商的、打工的，能瞭解很多東西，也是為了解悶，如果能發現商機則更好。”郝偉說。而之所以他能當“甩手掌櫃”，一來是他父親為他留下了好的管理層，公司經營很少用他操心，二來是鎖具生意近幾年不景氣，也確實不用投注太多精力。
“一把鎖成本二三十元，扣除各類成本到手利潤也就是3%，而且還不算報廢率。現在鎖具行業都是白菜價，賺不了錢也餓不死，在夏天甚至還不如我老婆的3家奶茶店賺的多。”郝偉說，“夏天的奶茶店一家營業額都在5000元/天左右，而鎖具在夏天一天也賣不出去500把。”
與郝偉同樣深感經營之難的還有秦正偉(化名)和李海超(化名)。
浸淫鞋服行業20多年的秦正偉白手起家，目前公司年產值在2000萬元左右，但同樣扛不住飆升的成本。“近幾年成本漲得太厲害了，現在工人工資已經達到7000元左右/月(不含社保等福利)了，而且平均每年還在以10%左右遞增。”秦正偉說，“我們現在的淨利潤率只有1%~3%，甚至是零利潤。”
而公司年產值1700萬元左右、深耕汽摩配行業的李海超也坦言，員工工資現在人均4500元左右/月(不含社保等福利)，而且還在以每年15%~20%的比例遞增，而除了人工越來越貴，原材料節節攀升也已經越來越擠壓利潤空間。以汽摩配所需的電子元器件舉例，原來進貨價只有幾釐錢，現如今已經翻了100倍達到一毛多錢，而包裝所用紙殼也從原來的五六毛錢上漲至1.8~1.9元。
事實上，企業的感受也集體反映在統計數據上。溫州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05年~2017年的13年間，溫州對外出口數據也是經歷過山車。其中2005年~2008年的4年間，出口總額分別從61.84億美元上漲至119.04億美元，年均增幅在35.2%~17.3%之間，可謂高歌猛進。但自2009年開始至今，則呈現負增長或疲軟的趨勢。
數據顯示，2009年出口總額為109.36億美元，同比下降8.1%；2010年~2011年出口總額分別逆勢增至145.43億美元、181.65億美元，分別增長33%、24.9%；2012年~2017年出口總額分別為176、96億美元、181.46億美元、185.51億美元、171.15億美元、1060.4億元人民幣、169.78億元人民幣，分別增長-2.6%、2.6%、2.2%、-7.7%、-0.1%、9.2%。
值得一提的是，服裝、鞋類等作為溫州傳統支柱性產業則下降或疲軟更為明顯。記者粗略統計，2005年~2013年，鞋類出口額從15.84億美元上升至51.56億美元，除2009年下降，其他年份均保持較高增長；但2014年~2016年，則分別下滑至48.13億美元、42.80億美元、253.7億元人民幣，分別同比增長-6.6%、-11.11%、-4.3%；唯有2017年有所上升至267.7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5.5%。
而服裝類出口額也分別從2005年的9.34億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20.97億美元，增幅也始終保持在高位。但到2012年，則出現明顯下滑。數據顯示，2012年~2015年，服裝出口額分別從18.62億美元下滑至15.53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11.2%、-3.2%、3.0%、-16.4%；2016年~2017年才有所緩慢增長，出口額分別為96.5億元人民幣、99.7億元人民幣，分別同比增長0.3%、3.2%。
“2008年金融危機時，製造業在最困難的時候淨利潤還在12%~15%左右，但這幾年淨利潤卻只有1%~3%，可以說薄如刀片。”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溫州市工商聯副會長周德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感慨道。
>>>> 民間借貸引發“跑路潮” <<<<
溫州永嘉縣的某工業園內，一家鎖具工業廠房正被掛在阿里拍賣的網站靜待起拍，而這也是其第二次被掛牌，相比起之前的2700萬元價格已經降至2100萬元，但至今無人問津。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該廠房之所以被掛牌拍賣，是因為銀行追債，老闆跑路。“這家企業在溫州也是二三十年的老牌公司了，老闆在2009年從銀行貸款了幾千萬元還有部分高利貸，去炒房和開礦，因為還不起錢被銀行追債。結果大老闆在前年因癌症去世，兒子接手公司後也在去年跑路了。”該知情人士說，此前該老闆在溫州有多個廠區，總佔地約在60畝左右，結果都因為到期無法償債而賣掉了，現在唯一的廠房也被銀行拿來拍賣。
類似的情況在溫州並不鮮見，老闆跑路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上演。
據彼時媒體報道稱，自2011年4月以來，由於無力償還鉅額債務，溫州市已有上百家企業倒閉、企業老闆跑路，甚至出現一天內9家企業主負債出走的情況，而且關停倒閉企業從個別現象向群體蔓延。
數據顯示，2011年4月到2011年9月期間，一批涉足民間借貸的中小企業和擔保公司也扎堆倒閉，而企業老闆因不能償債而潛逃或自殺的新聞也屢見報端。彼時溫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也瞬間激增，僅在2011年1月至8月期間，案件數同比增長25.73%，涉案金額50多億元，同比增長71%。
而事實上，溫州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民間借貸、向銀行融資等可謂達到瘋狂地步。而隨著民間借貸接連爆雷，進而引發區域性金融危機，溫州中小民企由此又步入另一份尷尬，融資難和融資意願低普遍困擾著溫州老闆。
溫州一位資深銀行業人士在受訪時表示，此前溫州企業向銀行貸款時根本不用抵押，只要別人肯擔保就能貸款，甚至“刷臉”都可以。
而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彼時調查顯示，溫州彼時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其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元。同時來自溫州官方的文件也證實，當地民間借貸規模佔民間資本總量的1/6左右，相當於溫州全市銀行貸款總額的1/5。
“溫州民營企業最輝煌的時候是在2008年之前，隨著美 國金融危機爆發，溫州的企業訂單量急劇減少，所以出現產能過剩和產業空心化，2011年也就集中爆發了民間借貸危機。而因為當時多數資金都是來自於銀行，所以也引發了地區性金融危機，銀行不良資產迅速上升，銀行抽貸、斷貸現象非常普遍，再到2015年至今逐漸演變為信用危機，所以溫州人都被搞怕了。”周德文說。
上述銀行業人士也表示，之前他所在的另一家銀行光不良資產就達200億元，現在主要精力已經不是在拓展新的信貸客戶了，而是優先化解不良。溫州現在的銀行普遍對新增客戶的貸款權限上收，而且對企業的信貸額度也已經降低了，可以說已經變得十分謹慎了。
“現在企業貸款光有抵押物還不行，銀行還要審查貸款用途，最重要的是看企業所在行業，以及企業第一實力——也即企業實際經營狀況。”該人士說。
據溫州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05年~2009年的5年間，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從2409億元上升至5352.44億元，同比增幅分別為18%、21.9%、17.9%、23.1%、25.6%；而在2009年~2017年，存款餘額雖然從5352.44億元增長至11218億元，但增幅已是不可同日而語，8年間存款餘額增幅從25.6%下滑至5.6%，而在2012年和2014年增幅更是跌至2.6%。
值得一提的是，存款餘額增幅在放緩的同時，貸款餘額增幅也由高點逐漸下落。數據顯示，2005年~2009年的5年間，各項貸款餘額從1736.82億元攀升至4486.68億元，翻了2.58倍，同比增幅分別為11.6%、28.6%、24.6%、20.3%、34.0%。而2009年~2017年，貸款總餘額從4486.68億元攀升至8658億元，9年間卻僅增長1.93倍，增幅則從34.0%下滑至7.3%，其中在2013年~2015年，增幅更是分別下滑至3.6%、1.1%、4.0%。
“現在是資質好的企業我們追著給貸款，但人家不需要，而想要貸款來補窟窿的我們則拒絕。”上述銀行人士感慨道。
“溫州的老闆現在都看透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而我們現在也一直在向企業倡導，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儘量避免動用槓桿。”溫州中小企業協會執行會長許劍翩說。
不過，記者也注意到，2017年溫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多年來，溫州市堅持把化解“兩鏈三險”作為首要任務，累計幫扶風險企業1600多家、處置不良貸款1590億元，不良率從最高時的4.68%下降到2.69%。
>>>> 拆走“中小微” <<<<
事實上，中小民營企業除了因此前深受民間借貸危機打擊士氣外，近年來溫州因棚改也讓不少中小微企業元氣大傷，而正如郝偉所言，淨利潤低至塵埃，甚至是零利潤空轉的也不無可能。
“我們企業在2016年還是規模以上企業，不得已從瑞安搬到平陽縣的工業園內，而之所以搬遷是因為此前當地政府把本該給予我們的土地指標賣掉了，導致我們的企業一直處於違章建築狀態中，隨著溫州大拆大改，企業只能被迫搬遷，現在入駐同一個園區的企業60%都是來自瑞安。”郝偉說。
企業的搬遷並不是簡單地挪個地方，而更多的是背後的一本經濟賬。“我們每年光在路上的損耗就高達50萬元以上。”郝偉說。
何為路上損耗？據其介紹，因為公司並非普通製造業企業，所用工人必須是熟練工，而從瑞安搬遷至平陽後，因為園區配套尚未完善，招工難等持續困擾著企業，為了使企業正常生產，只能高價聘用既往的瑞安工人，但其代價是企業將為此支付員工住宿費、伙食補貼費，甚至向園區購買員工夫妻房。“如果從企業單純經營角度來說，企業的毛利潤在20%以上，但因為其他不必要的成本等導致，公司現在基本零利潤運行。”郝偉說。
溫州市工商局相關負責人也坦言，之前溫州的中小企業基本都屬於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場地就是自己家或租別人家的房子，雖然大部分屬於違建，但畢竟是零租金或低租金，但隨著棚改的拆除，中小企業也就失去了很大的成本優勢。雖然溫州的各個區縣都在推廣小微園對其招商，但他們並不願意入駐。“因為重新購買或租賃廠房會把成本抬高，而且要搬到偏遠的工業園裡，畢竟不如在自己家方便。”
“一刀切的拆遷對小企業來說是災難，拆10個死7個。”許劍翩惋惜道。
溫州市住建委數據顯示，2015年7月以來，溫州市將市區204平方公里重點區域內的96個行政村納入改造範圍。目前，當地累計完成簽約8.42萬戶，舊房拆除7.39萬戶，拆除面積達1153萬平方米。如果以戶均三口人計算，溫州這短短的幾年內就有22.17萬人實現就地“移民”。
此外，據2018年國家實施新一輪棚戶區改造(2018年~2020年)，溫州市還安排三年棚改計劃13萬套以上，2018年浙江省棚改計劃中，溫州計劃開工151個項目100066套，棚改數量佔全省四分之一。
萬洋集團總經理吳建民表示，很多中小企業被拆掉後，除了部分進入到工業園區，更多去了江西、安徽和江蘇徐州等地。“城市建設是有周期的，要處理好拆和建的關係，對中小企業而言要先搭建好工業園區後再拆，這樣才能讓大家心服口服。”
而事實上，被拆掉的中小微企業並非能輕易入駐所謂的小微園區。記者在走訪某小微園招商中心瞭解到，凡是入駐的企業不僅要符合政府產業導向，每年還要達到畝產稅收的標準才能購買廠房進駐園區。“溫州的小微園基本都是如此，而我們這裡的標準是2000元/年·平方米，並且企業5年內轉讓，如果企業破產只能由開發商或政府回購。”
不過，郝偉在採訪中也表示，雖然此前家庭作坊式的成本很低，但也時時刻刻面臨著電線老化等火災隱患，現在入駐園區後，環境確實不一樣了，不用再像過去那樣提心吊膽。
>>>>“個轉企”來回折騰 <<<<
記者在走訪中瞭解到，不僅是溫州的中小企業被折騰，甚至連個體戶也受到牽連，隨著城市的拆遷改造，不少靠租賃沿街鋪面的個體工商戶也被連帶拆除。不僅如此，幾年前盛行於溫州的“個轉企”運動也讓老闆們叫苦不迭。
“現在溫州大街小巷連賣包子的早點攤販都可以說是老總。”溫州當地人說。
河南人張晨(化名)和朋友來溫州已經多年，做個體戶的他靠開按摩店為生，年收入基本在三四十萬元左右，而就在前年，轄區政府部門上門要求他將個體工商戶轉變為公司來運營。“當時我也不是很清楚為什麼，只是政府說改也就改了，但後來發現不是那麼回事，變成企業後平均每年要多繳3萬~5萬元的稅，所以後來我又託關係變更回個體戶了。”
上述溫州市工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個轉企”是2012年省裡說浙江的個體戶佔比過大，而企業佔比小，而且部分個體戶已經體量很大了，所以就要求把符合條件的個體戶轉變為企業，當時有個說法是“要把老闆變成老總”，所以省、市相繼成立了轉企辦，雖然並非強制，但也是有指標考核的。
“當時個體戶轉企業是有很多優惠政策的，例如轉型後三年內免稅收，溫州為此也掀起了宣傳熱潮，工商部門還推出了全程無償代辦服務。”上述工商局相關負責人說。不過因為後期地方政府承諾的優惠政策無法兌現和落實，所以在2013年就已經大批出現企業又轉回個體戶的情況。
據記者獲得的一份此前溫州市工商局內部“個轉企”專題彙報內容顯示，截至當年10月底，溫州市已累計完成“個轉企”21910家。對照彼時省政府下達的全年完成5100家的任務目標已超額完成，完成率為429.61%。對照省政府給溫州市三年完成“個轉企”12700家的任務目標，完成率為172.99%。同時，對照溫州市定出的2萬家任務目標，完成率為109.55%。
記者注意到，該彙報內容也提到，隨著“個轉企”活動的推進，已發現12個方面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企業反映轉後稅額等負擔增加，甚至出現政府部門強制變更辦理“個轉企”的現象。彙報內容舉例稱，某農家樂飯店在轉前每月地稅50元，轉後每月繳稅近1000元，增加近20倍；而原本轉前不用納稅的，轉後則國稅部門上門催繳。據現有數據可查，僅在2014年~2015年間，溫州市“個轉企”數量分別為2.3萬家和1.8萬家。
“溫州市這幾年一直在推動‘個轉企’，這是很荒唐的。個體戶本來就是社會的分工不同，沒有成千上萬的個體戶，哪裡來的企業，不能單靠指標來支配。”溫州當地人說。
>>>>轉型還是升級？ <<<<
記者從2018年溫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注意到，當前溫州正處在轉型升級、爬坡過坎的重要關口，溫州需深化以“破”“立”“降”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實施“新動能培育21條”，大力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成長型生產性服務業協同發展，不斷增強區域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事實上，溫州也確實成績斐然。上述工作報告中，僅在2017年，溫州就新增市級以上眾創空間64家，新開工小微園23個、竣工368萬平方米。政府也在堅持降本減負、培優扶強，推出企業上市“十條新政”，新增上市企業4家，形成超200家擬上市企業梯隊，省級“隱形冠軍”培育企業數居全省第一。開展“十百千”助企服務活動，為企業減負122.4億元，解決難題3820個。
不過，業內對溫州如何在培育提升傳統產業與招商引資“高大上”產業之間做出平衡，也保持審慎樂觀，溫州多位經濟界人士在受訪時均表示，就目前來看，政府主要精力可能更多地青睞於後者。
上述銀行業人士也提及，如果是溫州傳統產業或產能過剩行業企業貸款，一般貸款額度不能超過其銷售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比如皮革、製鞋、不鏽鋼商貿、家居類等，這些都是政府和銀行不支持的行業。而如果是國家現在鼓勵的科技型、生物製藥、新能源等產業，銀行支持力度會大一些，比如可通過專利權質押貸款、政府貼息貸款等，銀行也會對這些行業提供無抵押、無擔保授信。
吳建民表示，現在各地都在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製造業、生命大健康等產業，導致同質化競爭嚴峻，這恰恰說明是不懂產業，問題出在政績觀和輿論導向、產業知識缺乏。
“現在很多地方都提出發展產業要‘無中生有’，但這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吳建民說，大家都認為貴州能發展大數據產業就是靠“無中生有”，但實際上貴州發展的是“大數據存儲”產業，是有地利的，比如當地氣溫條件和電力資源豐富，絕不是“無中生有”“憑空產生”。而國內包括溫州在內，都熱衷於發展新能源汽車，覺得是綠色產業，但實際上只要知道“能量守恆”就很容易明白，新能源汽車無非就是把綠色留給發達地區，把汙染留給不發達地區。
“高科技與低科技只存在於實驗室裡，在生產線上不存在高低之分，並不是無塵車間和機器換人就代表高科技。在產業中，只有前端和後端、上游和下游之分，每個產業都有各自的分工。”
周德文表示，包括溫州在內的各地，一定要根據自己的特色和優勢產業來制定產業規劃和戰略，而非跟風而上。溫州的優勢是傳統的民營輕工業企業，需要的是對輕工業的整合提升，而非輕易轉型。
“一個擅長做眼鏡的怎麼能做太陽能？企業一定不要做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很多轉型死掉的前車之鑑就擺在那裡。”周德文說，溫州幾十年的發展至少積累了豐富的商業經驗，而這是別的地方花錢都難以買到的，一個城市轉型談何容易，這不僅需要資本，還要有技術和人才等多種要素。“沒有一個產業是落後產業，服裝產業、眼鏡產業就一定落後嗎？難道大家不穿不戴嗎？溫州發展高科技產業不是不行，但前提是不能把傳統的優勢產業丟掉。”
值得一提的是，溫州市2005年GDP從1600.17億元已經上升至2017年的5453.2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從65.42億元上升至144.1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從665.97億元上升至3159.9億元；而第二產業增加值則從868.78億元僅上升至2149.2億元。國民經濟三次產業增加值結構也由2005年的4.1∶54.3∶41.6轉變為2017年的2.6∶39.4∶58.0。第二產業明顯下降。
《等深線》記者就相關問題向溫州市金融辦、發改委等部門發出採訪請求，但截至記者發稿，尚未獲得回應。
作者丨顏世龍
來源丨中國經營報《等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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