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是怎样的一个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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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中央官职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元朝的中央体制,置左右丞相,管理朝中政务。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案决定废除丞相制度,权归六部,实际上由皇上直接负责朝中政事,君主集权达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顶峰。靖难之役后,眀成祖朱棣虽然有雄才大智之心,但是全国政务集于一身,让朱棣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一个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内阁逐渐形成,到仁宗朱高炽时期,内阁掌握的实权逐渐加重。到了嘉靖和隆庆年间,明朝的内阁权力更加膨胀,经过张居正改革之后,内阁实际上成为明朝中央机构运作的权力枢纽,内阁所在的文渊阁成为实际的政务决策地点。首辅制度是内阁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经过严嵩、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几位首辅大臣的完善逐渐定型,担任首辅大臣者均有着相当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是最受皇上信任的大臣。

万历皇帝

纵观明朝历史,最出名的首辅大臣莫过于张居正,张居正是嘉靖年间进士,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取代了高拱成为首辅大臣,掌管中央一切军政事务。在任职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经济、军事、人事考核方法等方面,从而实际上成为明朝的掌舵者。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但是万历十一年张四维的父亲病死,不得不回家守丧。此时,朝中地位最高的大臣莫过于申时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申时行出任内阁首辅大臣。

张居正墓碑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其母后李氏和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管制一直很严格,这就让他在张居正死后,一直希望能够独掌朝纲有所作为,所以在张居正死后不久,朝臣弹劾生前的一些不轨行为时,万历皇帝并未对其偏袒。申时行深谙首辅与宰相制度的区别,首辅依赖于皇权并对皇权的约束力有限,张居正的一些措施是越过常规范围而推行的,万历皇帝对其厌恶是比较合理的,所以申时行在担任首辅时,十分谨慎。一方面首辅可能遭到来自于文官集团的抨击,另一方面可能因行为的越轨而得不到皇上的信任,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申时行尽量遵从万历的意愿,谨慎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减少行政的阻力和来自文官集团的抨击。他希望通过中庸的方式来调和朝臣中的斗争,这就导致申时行执政时期政绩平庸,但是万历和大臣都未能很好理解申时行的初衷,最终还是陷入了面临和张居正相似的困境。

申时行像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

2.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3. 胡廉洁:《申时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回答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贺清令


季我努学社


张居正十年内阁首辅,申时行九年内阁首辅。中间还有个张四维,仅做了一年内阁首辅,所以几乎无存在感。

单说申时行,他算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理想宰相。

1. 调和阴阳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备得任其职焉。

申时行认为人们表面上的理想为阳,而个人私欲为阴,所以他非常实在的把自己的目标定为“使贤者有所依归,而不肖者犹知忌惮”。

所以申时行致力于使文官集团增加互相的信任,提倡他们的阳(例如聚众为盗时其地的官员要受检举),而掩盖各人的阴(例如官员搜刮自肥)。

2.维持体制稳定

与张居正雷厉风行的作派完全不同,申时行注重体制稳定,不计较一人一事的公允。地方官进京述职时只要地方无事,税收无大的亏欠,则基本可以留任,而要是严格按照张居正的考核办法势必有大批官员被降职免职。

3.任人不唯私

与张居正大量用自己的熟人门生(张四维进内阁就是任用私人的例子)不同,申时行举荐人才还是多凭公心。例如他就曾推荐推荐有治理河道经验的人做河道总督。

张居正想要效率公平合理的社会,而且他在任期间确实通过一些手段也做到了。可是他下台后,政策随即消失,不能长久作为制度存续。

申时行的做法就极为不同,也许正是亲眼看着张居正的成功和失败,也看见了历届首辅都不得善终的命运,所以他改变了。申时行的做法正应了老百姓心中的宰相画像: 宰相肚里能撑船,协助天子理阴阳,大事不糊涂,维持大局为重,和事佬儿。


戏说明史


首先,张居正的继任者不是申时行,而是张四维;张四维死后才是申时行。

中国人向来讲究和气生财与人方便,在古代官场上更是如此。一个官员的办事能力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往往其沟通同僚、妥善上下的本事才决定他的仕途到底能走多远。这绝不是一句讽刺,真正能做好这些的,也不失为一种成功。

著名首辅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和继任首辅张四维对其进行了血腥的政治清算。而这位张阁老运气也不好,没干多久他老爹就去找张居正了。张四维只能去守孝,结果守完父亲的孝他自己也一命呜呼,而内阁中其他阁员也都死得差不多了,首辅的位置就给了申时行。

张居正

申时行正是一个顶尖的老好人、和稀泥高手。他本是一个弃儿,被好心人收留后取名为徐时行,直到养弥留之际才知道自己身世的他在老人的劝说下改回自己本来的姓氏,即为申时行。

申时行

这位身世坎坷的青年在考场和官场倒是极其来得,具体表现就是高中状元,而且在十几年功夫就从一个状元郎历任翰林编修、翰林院掌院、礼部侍郎。而在其任上,他也表现出极其优秀的才干,为当时执政的张居正所赏识,提拔进内阁。

在张居正秉政期间,国家大政基本他一人说了算,而阁臣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傀儡。但是申时行不但有能力有想法,在某些事件上还可以保持超然的地位,这一点很让张居正欣赏。而在张居正去世以后,张四维全面否定张居正执政期间的所有举措时,又是申时行主动站出来为张居正鸣不平,还在张四维迫害张居正家属时力保,让朝野内外对其一片赞誉。

张四维

申时行担任首辅以后,一方面检讨了张居正执政期间的过失,比如擅权,又比如阻塞言路等;另一方面,又将张在执政期间所制定的德政全部保存下来,并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修改。比如张居正力推的考成法,在施行一段时间后被证明是很难推广的:各地官员为了达到考成的标准,勒索起百姓比以前还要变本加厉,因此兴起的各色加派、交不上税而引发的各类民事案件甚至是大狱变得越来越多。申时行在考察各地之后,决定将其废除并改用其他方法来对官员进行考评。

申时行不仅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更有着相当的执政功底,办起事情来大多都能做到上下皆准。为了解决北京人民的吃饭问题,他鼓励京畿附近开垦水田;为了让皇宫用度减少以免伤民,他奏请皇帝批准减少江南织造数目。在他执政期间,还提拔了一大批优秀的将领,为日后的万历三大征储备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如平哱拜的叶梦熊、抗倭援朝的邓子龙、入朝参战还平播州的刘綎等人都是在申时行任上得以展现才华的。

叶梦熊

但是申时行的名气远没有张居正大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执政能力虽然不凡,但到底比不了张居正。更关键的是,由于当时已经和平了很多年,举国上下都失去了进取之心,张居正锐意进取的改革措施得不到人们的支持。而申时行吸取他的教训以后,所做的只是调和上下,两边和稀泥,在其任上并没有提出太多创新性的举措。

作为明神宗的老师,申时行没有像张居正那样做到一个严师该做的,反倒是神宗皇帝不想干什么,他就顺着他的意思:皇帝不想上朝,他没出声;皇帝不想听讲课(经筵),他就不讲。皇帝喜欢听别人骂张居正,他就开放言路。这些做法都顺着皇帝的意思,结果就把万历惯得越来越调。尤其是他打开了张居正曾禁闭的言官之路,这也就为他日后的下台埋下了祸根。

明神宗朱翊钧

万历虽然喜欢别人上书骂张居正,但他更讨厌言官借古讽今、捎带手嘲讽自己一波,可偏偏这就是言官们最喜欢干的事情。万历对这类人都不手软,罢官的罢官贬谪的贬谪,而其中申时行往往都会保护那些言官。可那些明明是申时行保下来的言官不但不念及他的恩德,反而觉得是他坑的自己,长此以往下去,申时行在言官们的心目中的形象一跌再跌;再拿他和张居正再一比较,就更让人觉得申时行不过尔尔了。

骂万历的著名奏折《酒色财气疏》

历代皇帝对于储君之位这个问题都不大能解决得好,朱翊钧更是如此。出于对皇长子朱常洛出身的厌恶和对皇三子母亲郑贵妃的宠爱,他一直不太想立皇长子为储君。而外朝的大臣们则一再坚持非立朱常洛不可,这就让君臣之间的关系非常尴尬。申时行作为首辅,只能奔走于上下之间调和关系。而文官集团中却又偏偏体谅不了他的苦衷,在皇帝已经承诺“只要你们一年不拿这事烦我,明年我就立储”的情况下,还要逼着皇帝早日立储,这一下就让皇帝抓住把柄,宣布立储期间再推一年。此时申时行在家守孝,为了平复皇帝的心情他给皇帝上了密折,表示:“册立之事,您已经下定决心立皇长子了。那些小官不懂您的心思,您不用因为他们生气,乾纲独断就好。”

朱常洛

由于保密工作不到位,申时行的密折还没送到万历手里面就被人发现,朝野哗然。这位首辅大人敢骂别人是小官,那你自己是大臣?这样,本来是为了调和上下关系的一封奏折被视作申时行蔑视同僚的证据,弹劾他的奏折从全国各地飞向北京。

迫于压力的申时行只好宣布退休,皇帝再三请求也不出山。二十多年后,他在家中以八十高龄仙逝。那些自以为自己成功了的言官并没有吃什么好果子,“争国本”一案此后又持续了十年,换了好几任首辅才得以落实。

文官集团

申时行的能力虽然相对张居正还有所不足,却也是相当厉害的。但他在执政期间无所创新,一味和稀泥的做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上下都对他有所误解。在各类问题已经积攒了两百余年的万历年间,必须要有一剂猛药才能革除弊端,申时行做不到,这也是他最后退休的原因。


青言论史


申时行,是张居正后,担任首辅时间最长的内阁首辅大臣。他担任首辅时,距离张居正逝世仅一年。与张居正在历史上的显赫名声不同,申时行在同僚中的评价是“行政记录如同一张白纸”。

但是申时行被任命为首辅,是一连串的意外机缘促成的。

张居正在任时,张父去世,按律“丁忧”,但万历皇帝“夺情”留任。尽管如此,在以道德治国的明代,朝堂上对张居正的“夺情”留任,依旧指责不断。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张居正回乡服丧三月。为了保证中枢系统依然能够按照张居正的改革路线前进,张居正举荐了两人入阁,参与机务。一是礼部尚书马自强,一是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当时内阁中,还有吕调阳、张四维两位阁臣。马自强、申时行入阁,阁臣增为四人。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张四维继任首辅。但不出一年,这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按当时的政治形势,自然不可能再来一次“夺情”。而比申时行资格较老的吕调阳、马自强已经病死,申时行自然代理首辅。而张四维在居丧期即满时,又突患重病,而且一病不起。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申时行深谙为臣之道,对明朝的政治制度也洞若观火。为了弥补因张居正去世而造成的朝堂官员中的巨大思想裂缝,采用恕道的执政方针。但也因此被评价为“放弃了传统道德理想而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

最终在万历皇储之争中,成为道德的牺牲品,而不得黯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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