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山是祁连山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元代以前，文殊山叫嘉峪山，意为美好的山谷。而让这座山脉声名赫赫的，是漫山遍野的石窟群，名曰“文殊寺石窟群”。文殊寺石窟群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认为，文殊山石窟群是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位于凉州模式石窟的范围内，是研究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对探究河西地区与西域的佛教建筑、艺术关系有重要价值。
名震西部的“小西天”
▲ 文殊寺石窟群
据史书记载，文殊山石窟最早石窟凿于北朝，而寺庙则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有1500多年的历史。经五代、唐、宋、元、明、清历代开凿、建筑、塑像、彩绘，在香火鼎盛时期，前山和后山建筑约三百六十余座，七十余院，石窟洞窟七十余座。庵、观、寺、院处处香烟缭绕，殿、亭、楼、阁遍布前山后山。寺庙多建在奇峰异峦之巅，壮丽玄妙，堪称西北奇观。
据乾隆二年黄文炜所撰的《重修肃州新志》称：“山峡之内，凿山为洞，建屋为寺，俗称三百禅室，号曰‘小西天’。”一般认为，文殊山石窟群始建于北凉时期(401年—433年)。现存元代泰定三年(1326年)所建《重修文殊寺碑》记：“所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从公元1326年上溯800年，为公元526年，时在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在此以前，酒泉属十六国前凉统治，后西凉李嵩在酒泉建都，接着又为北凉沮渠蒙逊的属地。北魏灭北凉后，酒泉即隶属北魏版图。所有以上这些朝代，都是佛教盛行时期，文殊山离酒泉不远，自然有兴建石窟佛寺的可能。
根据美术史专家史岩等调查，文殊山属于早期石窟造像。前山第一窟，原名千佛洞。开凿于悬崖高处，窟外有清代建筑的殿堂式窟廊三间，窟为北朝多见的中心塔柱式，是敦煌千佛洞早期造像多见的布局。窟四壁仍保存有类似敦煌北魏风格的壁画原作，这是文殊山窟群中最珍贵的早期遗迹。
在历史上，文殊寺石窟群与嘉峪关文化一脉相承。古文殊山称之为嘉峪山，万里长城西端起点嘉峪关就是因嘉峪山而得名。嘉峪山，是突起于祁连山主峰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由东南迤逦走向西北，与嘉峪关西北的黑山相交接，形成横亘河西走廊的天然锁钥，全长60华里。它与南面的祁连山相距40多华里不等，在地形和山势脉络上属祁连山系。其主峰2227米(高出地面约600多米)。《明史·地理志三·肃州卫》所说：“西有嘉峪山，其西麓即嘉峪关也。”也即《清史稿·地理志十一·甘肃》所说：“(肃州)西有嘉峪山，其西麓设关，俄罗斯通商孔道，税务司驻焉。”《重修肃州新志》说：“嘉峪关，在(肃州)城西七十里，嘉峪山西麓。”
在文殊寺石窟群中，有一件文物极为珍贵，这就是《重修文殊寺碑》。《重修文殊寺碑》产生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事实上，文殊寺石窟群的修筑和供奉佛像的时代还有可能早于这个时代。
公元366年，东晋废帝太和元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年乐尊和尚始凿敦煌莫高窟。从这个记载来看，文殊寺石窟群开始营造的年代要早于敦煌莫高窟。在敦煌名士宋纤开辟窟室，隐居文殊山时，经其三千弟子广为传播，经久不息，文殊寺石窟群的营造可能就已经开始。元末泰定初年，蒙古皇系察合台一支游历于河西，其皇太子喃答失重修文殊寺之后，引来众多善男信女，香火鼎盛，在当地影响极大，明清相继，民情风俗依旧。每年农历四月初一日至初八日都有文殊菩萨盛会。酒泉、嘉峪关地域内及周围各县各族民众，咸往集于此，朝山拜佛、祈神、许愿，而以文殊殿年代久远，最负盛名。
文殊石窟分布于“前山”和“后山”的两个区域，多达百余孔。文殊山峰峦叠嶂，巍峨陡峭，宛如一条巨龙盘踞在祁连山麓。据传因文殊菩萨显灵于此，建文殊古寺而得名。
文殊山北面山坡建有千佛洞与万佛洞，两窟相距200米。千佛洞平面方形，深3.8米，宽3.94米，高3.6米。窟内中心柱每面分两层开龛造像，内塑一佛二菩萨，窟内西北壁面彩绘壁画，内容为千佛、佛说法图、立佛，下部绘供养人，三角垂帐纹。窟顶围绕中心柱四周彩绘乾达婆(飞天)，紧那罗(乐天)，她们不长翅膀，不托云彩，挥舞长巾，手持乐器，自由自在地在蓝天鲜花中乐舞。壁画采用西域浑染法，画风粗犷，着色典雅，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万佛洞深5.8米，宽5.55米，高3.7米，中心柱四面也分两层开龛，每龛内塑一佛二菩萨。四壁壁画为西夏重绘，内容为水月观音、万佛、经变图、本生故事画，四隅绘四天王，窟口上部绘布袋和尚，门内东侧上方为元代重绘的坛城图，下部绘西夏供养人，西壁壁画大部脱落，窟顶绘立佛，中心柱壁面绘罗汉及十方佛。这些壁画是在西夏壁画的底层发现的开窟时的原作壁画，从人物造型、构图布局、笔墨技法上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文殊寺石窟群壁画具有河西地区早期洞窟壁画的布局特点，有些壁画内容可弥补莫高窟之不足，有些则是敦煌艺术的延续和发展。现存的西夏时期的壁画是研究西夏佛教及其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
隐居圣地魏晋学宫
▲ 文殊寺千佛洞石窟壁画(局部)
在今文殊山的东段，即主峰以东约十五华里处，有一山口，俗名“文殊沟口”，即原称的嘉峪山口，两侧石壁陡峭，形成峪口。酒泉至卯来泉堡的大道由此通过，也是古代边防要口之一。峪内地形逐渐开阔，分为东、西沟，也称前山沟、后山沟。古代南、北两山，层峦叠嶂，沟壑幽深，林木葱郁，清泉流水，风景秀丽，实为一个天然美丽的峡谷。即使是今天的文殊沟，仍然是一个世外桃源，灵秀之地。
在这僻静的世外桃源般的景色中，还有另外一种文化景观：大批的隐者在这里广收弟子，传道授业，形成了魏晋文化界的新鲜生命，陈寅恪先生曾说：“河陇一隅所以历经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他认为是魏晋时期的河陇文化拯救了中华文明。
的确如此。公元四世纪、东晋明帝太宁年间(323年—325年)、前凉张骏(324年—345年在位)时，敦煌人宋纤，游学于酒泉，至嘉峪山，见嘉峪山有山川林木之胜，峡谷流泉之美，欣然留住。于是依崖凿壁，修石窟、建草堂隐居此山，苦研经史，修德养性，从事著述。并收纳弟子，讲学其间，前后于此数十年，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因宋纤绝意仕宦，多次拒绝官员拜访求见。《晋书·宋纤传》称宋纤“沉静不交当世，隐居酒泉南山。”前凉主张柞遣使强征为太子友，至姑减(今武威)，太子以执友礼拜见，称病不出，寻迁太子太傅，纤上疏明志：“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遗属，属诸知识，在山投山，临水投水，处泽露形，在人亲士。”遂不食而卒，时年82岁，谧日“玄虚先生”。(前凉)杨宣曾作诗《宋纤画像颂》赞扬他：“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
诗中的“为枕何石？为漱何流？”把宋纤说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者，在祁连山中修身养性，传道授业，来无踪去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表达人们对宋纤的敬意和敬仰。再者说来，当时祁连山中绿草茵茵，百花杂陈，人们初次看见这样的景观，不免心中滋生羡慕，加之那种雾霭茫茫的仙境之美，就更加坚信宋纤的不凡了。“身不可见，名不可求”则是说宋纤的高尚品质。
有一个成语“人中之龙”就是说宋纤的。人中之龙比喻出类拔萃的人。晋时酒泉太守马岌是一位高尚的人，他久慕宋纤的大名，有一次带着仪仗队、敲着铙鼓去拜访宋纤。宋纤身在重重的楼阁中，拒不见马岌。最后马岌边命令返回，边说：“我能听得宋纤的名声却不能见到宋纤，我仰慕他高尚的品德却见不到他的人，从今以后我知道他是人中之龙。”
在那个战乱频频的时代，幽寂的文殊山谷却有着朗朗的读书声，中华民族读书的种子在这里萌发、扎根、结果，一大批经典典籍、一大批中华瑰宝在偏远的河西走廊得以存留。所以，称文殊山为“隐居圣地、魏晋学宫”一点儿也不为过。
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 文殊寺千佛洞石窟壁画(局部)
据元代泰定三年1326年《重修文殊寺碑铭》记载，文殊山寺院在北魏时已具有一定规模。相传北魏太子拓跋恪身患疥癣久治不愈，魏孝文帝在大臣的建议下，让太子到民间访医求药，并派50名兵勇前去护伺。拓跋恪西游至文殊山下，但见这里松柏蔽日、流水潺潺、花草飘香，地上羊兔奔走，林间百鸟鸣啭，就决定在山下住些时日。一天，太子来到山后的一眼泉边，由于天气炎热，就宽衣入泉洗浴。不想第二天疥癣全无。太子相信这是神灵的保佑，就出钱在泉边建了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就是太子寺。那泉也叫药泉，泉址至今仍在。拓跋恪返回洛阳时留下了30名兵勇驻守文殊山，并让他们改穿青色的衣服，当地的老百姓为他们修了寺院，取名青衣寺。
据传，文殊山是因文殊菩萨显圣于此而得名。文殊山寺庙因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游历讲法途经此处，见神光现于长空，文殊菩萨金光闪闪，骑狮而行，逶迤而去，便在此处住了三个月，后肃州民众在此修建了文殊寺，重塑了文殊菩萨金身，供人们膜拜。从此，这里游人云集，香客络绎不绝。后经人们的不断增修，逐渐成为了佛、道两家分域修炼聚会之所，善男信女云集朝拜之地。
在古代，人们把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叫供养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
文殊寺石窟群的开凿，也是众多的供养人精神和财物的奉献。从开凿初期一直到民国到解放初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有大规模的石窟营造，这种持续不断的文化传承，世所罕见。也是文殊寺石窟群的亮点之一。
文殊山山下雪水潺潺，林泉处处；不仅如此，文殊山东西两峰之间的峡道即文殊山口，还是祁连山后讨赖大坂的通道。《读史方舆纪要》上说：“文殊山口在卫(明代的酒泉称肃州卫)西南三十里，为南疆门户之要筹，卫卒戍守，南疆无虑也！”
《河西志》上说：文殊山在酒泉城南三十公里，有前山后山之分，后山峰峦相连，林壑尤美。旧志称：“山上獐鹿放伏，树梢鸟雀喧呼，幽林雅趣，洵称美景”。观于此，其胜状概可想见。
同时，生活在这里的东纳藏族部落，作为河西“民族走廊”上重要的部落，千百年来在祁连山腹地开垦和书写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并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和多元化的特征。游牧文化、藏族文化、长城文化以及丝路文化在此碰撞，或多或少地汇聚交融。
文化的交流、交融，不是一蹴而就的。交流，需要共同的文化认知；交融，需要血脉相融的文化情感。几千年以来，祁连山南部山区和草原，生活在这里的乌孙、月氏、塞种、匈奴、鲜卑、羯、氐、羌人，从这里进入河西走廊，开启了民族冲突、文化交融、经济互惠的民族大融合的大幕；几百年以来，东纳藏族也是从祁连山的夏牧场和秋牧场进入这里。几十年以来，河西走廊尤其是酒泉嘉峪关的信众，捐资修复了文革期间几乎被破坏殆尽的石窟遗址，使文殊山又恢复了昔日的袅袅香火。
今天，从文殊山到堡子滩草原到祁连山深处，仍然依稀可见断断续续的长城和城堡遗址，民族冲突和融合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文殊山就像一块磁石，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把各民族人民团结向善的美好愿望连接在了一起，使这里成为宗教文化和民族团结交融的荟萃之地。
为了进一步保护石窟遗址，成立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殊山石窟群文物保护管理所，主要开展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对群众性的开窟造佛活动进行了严格规范，对窟区文物现状进行了全面普查。2011年肃南县文物局对石窟群的危岩体、水害等进行了实地调查，编制完成了《文殊山石窟群危岩体抢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2012年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因年代久远，地震、雨水、风化等自然因素的侵扰，该石窟群山顶的岩体多数开裂，不少石窟前的护坡已经被雨水冲断，加上人为破坏的历史残留，石窟群保护显得尤为紧迫，据资料记载，该石窟群仅在1964年由当地进行了简单的安防维护，至今再没有维修保护。2013年，文殊山石窟群迎来首次大规模维修加固，此次维修由国家文物局投资，该工程前期已投资580万元人民币，主要对石窟群前山万佛洞、前山千佛洞、后山千佛洞、后山禅窟等进行岩体加固，并修建了人行步道。
文化之所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一直延续着一种难以忘怀的价值追求。荒芜的文殊山，在连续不断的叮当斧凿声中，一点点雕凿、一次次打磨，越发晶莹，越发壮观，这在中国石窟史上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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