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吐槽君
这个事要从明代的税制说起。
很简单，封建社会的税主要有两类，一个是农业税，一个是商业税。而根据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文认为，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收上来的税其实总体上一直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减少！
这可以说是跟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开垦越来越多，然后商业越来越发达的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那为啥会出现这种怪事呢？
先说农业税。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制订了“鱼鳞册”和“赋役黄册”，也就是对农业税进行了具体的统计和计算。
有具体的土地普查是好事，但之后的事情就容易出问题。人口在增加，土地也会有新开垦的。如果按明初的统计去收税，自然造成大量的税金流失。
同时，官员权贵是有免税资格的！比如万历三十八年《优免新例》规定，现任甲科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这个自然就出现一个问题，会导致很多农民将土地“投充”到官员权贵手中，以便免税，其结果自然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免税的土地越来越多，能征税的土地越来越少，普通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
其实这个问题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发现了。但你如果想重新丈量土地，废除官员权贵的免税政策，那就是与士大夫们为敌，会用“与民争利”喷死你！
比如历史上张居正搞一条鞭法，重新丈量土地，结果“张居正，居正不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的段子都出来了。
清代的雍正皇帝想搞士绅一体纳粮，结果在民间雍正皇帝被黑成什么样子？
再说商业税。
洪武初年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朱元璋制定这个政策是想减轻人民的负担。但商人是逐利的，偷税漏税更是天性。再加上明代官商勾结，官员家庭会有亲属去经商，商人家庭也会努力让子弟参加科举。官商勾结的结果自然努力偷税漏税。结果就是明初的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收的税抵不上行政成本而被关闭。
如果你想改革税制，朝堂上“与民争利”的帽子就扣过来了。至于民间，那个《五人墓碑记》大家都有印象里吧，里面那些所谓义士那叫一个正义凌然，被打死的官吏那叫一个丑陋不堪。
之前，苏州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一个叫葛成的聚众反抗太监孙隆。这个孙隆是干嘛的呢？“时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监管税务”！
这件事发生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而之前的1599年和之后的1602年，其他地方也爆发过类似的抗税事件。距离满清入关也就40多年而已……
总之道理很简单，商业税收不上来，农业税又有那么多免税的，自然只能压榨那些没权没势的平民了啊！然后再加上那些贪官污吏的加码和侵吞，最后老百姓自然只有造反一条路了。
冷兵器研究所
崇祯帝上台后，极力清剿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东林党人卷土重来，趁机取消或降低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捉襟见肘，朝廷的税收主要来自于贫苦的农民，再加上连绵不断的天灾，农民苦不堪言就形成大量的流民，农民起义也就风起云涌。
到了明末财富钱财都掌握在大地主大财团的手上，东林党是明末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是大地主大商人的代言人，崇祯帝是有权，完全可以向这些大地主征收重税，但手下的东林党人不执行或者他们将这些税收转嫁于农民头上，崇祯也无奈，他仅仅是个空壳而已。
东林书院具有很大的舆论影响，以东林书院为大本营的文人官员越来越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人，他们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他们借着关心国事改革弊政之名行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对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向地主富商征款赈灾的行为极力阻挠。
另一批官僚像山东的齐党、湖北的楚党、安徽的宣党等依附皇室，交结宦官，被称为阉党，阉党势力是积极向大地主、矿主、盐商征收重税，减轻农民负担，坚决打击东林党人，使得朝廷的财政足以支付军饷和赈灾，国内局势相对平稳。
东林党与阉党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形成明末的党争，特别是东林党人当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国力迅速衰败，崇祯帝虽说勤政廉洁，但不会用人，用人不利，空有一番救国抱负，仍然挽救不了大明帝国的倒塌。
崇祯至死才想起魏忠贤的好，才彻底明白文人祸国，空谈误国。
遗产君
不是不要钱，是根本要不到钱，崇祯皇帝数次屈尊找地主官僚要钱，都被他们随便打发了。
举个例子，在李自成逼近北京之时，崇祯觉得岳父周奎有巨资，平日生活奢侈，在大明生死存亡之际，他身为国丈，与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与共，怎么也有些担当吧。于是他派亲信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此时表现，堪称影帝，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金?”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1万两。这是3月10日,距离京城陷落、崇祯自杀只有8天。
这幅画应该比某些电视剧更真实的还原了崇祯自缢的情形，据给他收尸的人描述，崇祯穿的蓝色袍服，没有戴帽子，以发覆面，只穿着一只红鞋，另一只脚上只有白色锦袜。明朝皇帝并不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天天一身明晃晃的“土豪金”，大部分时候是穿的素色衣衫。
明末，君臣关系很奇葩——皇帝不信任臣子，臣子没有担当。皇帝哭穷，权贵们（实质就是大地主官僚）心里也有小九九：“江山国家是你的，金山银山是我的，凭什么让我出钱保卫你们老朱家的王朝?” 于是皇帝找他们要钱，他们也哭穷，彼此在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还有貌似正义化身的东林党人，他们多出身于江南工商地主集团利益，工商业和田产是他们的根基。
也正是这帮子人，在1644年那个春天，让崇祯皇帝一次次放弃了南迁的计划。在宋明理学盛行的年代里，这些清流们谁也不愿意背负一个抛弃宗庙社稷的骂名，没有主动提出南迁计划给崇祯下个台阶，甚至在左中允李明睿在朝堂上提及建议迁都后，纷纷跳起脚来反对，大骂数组忘典。
结果城破后，多数人第一时间跑去拜贺新主子李自成；另一部分南下了弘光政权，一年后又组团开城投降，第一时间剃了金钱鼠尾表忠心。还留下了“水太凉”（钱谦益）和：“我愿欲死，奈小妾（顾横波）不肯何。”（龚鼎孳）两段“佳话”。
南明王朝勉强维持一年多后，南京城破，带头跪在城门口迎接清军的正是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和他的老伙伴们。
明朝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没有福布斯排行榜。崇祯明明知道这帮人贪污受贿，有的是金山银山，他也屡屡以国家民族大义进行说教，但地主官僚们就是不愿意放血，他虽贵为天子，却一点辙都没有。史料还记载，崇祯上任后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都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崇祯为了筹钱，还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
亡国之际，只有皇帝两口子干着急，岳父都是看热闹的，一家子人都这样，向其他地主官僚要钱，难度可想而知了。
这些官僚们个个都是有产业的大地主豪强
对于普通有产者来说，皇亲国戚和亲信大臣们尚且如此，平头百姓更没必要操心，谁当皇帝，不都是一样穿衣吃饭吗?而且大明的杀鸡取卵式的“三饷”（辽饷、剿饷与练饷）已经让民众苦不堪言，甚至破产，没准换个做龙庭的反倒可以改善一下；守城士兵也是如此，欠着军饷，军粮也供应不足，还赶上大瘟疫，犯不着往死里卖命。
然而，对比20世纪咱们中国抗战，中华民族倾尽所有捐资抗战，从巨商富人的大额捐资到小贩杂役等底层的劳苦阶层的血汗钱，再到学生孩童的几角小钞.........比如藏族贵族出身的黄正清变卖家产，一人就捐了飞机30架。单看海外华人，抗战期间的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占中国军费的1/3。
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较晚，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在20世纪初，国家面临灭亡，被列强肢解的危急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千年以来，受到儒家思想“家天下”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普遍没有明确的民族主义，也没有国际领土边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和国家的概念，包括中国这个词，虽然很早出现，但只是代表地理方向，并未出现当今的含义。
甚至辛亥革命以后，还有不少愚民以为是反清复明了，或者认为“共和国”就是像“大清”、“大明”一样，只是另一个王朝的称号，领导人上台执政就是“做龙庭”，只要不影响穿衣吃饭，爱谁谁。所以，几百年前的明末，满朝文武冷眼看着皇帝赴死，却一毛不拔，富商地主冷眼旁观改朝换代的行为也不足为奇。
大学军事理论教师
首先，明朝的官员的俸禄是非常低的，远远低于宋朝，也比不上清朝。当时的七品官，也就是县官，一年的俸禄仅仅是90石米，而且其中40%还要被朝廷折换成棉布等物品，具体算下来，一年的俸禄大概只能养活15个人，所以当时的明朝官员如果不贪污，日子都是非常清贫的。这件事说来也奇怪，当时朱元璋规定明朝官员俸禄时，之所以给这么少，是因为朱元璋对贪污非常憎恨，怕当官的被金钱所惑，但说实话，工资给这么低，这不是逼着明朝官员贪污吗？这也是到最后明朝官场腐败透顶的原因之一，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安贫乐道。
言归正传，先不说明朝官员普遍穷，就是那些因为贪污而家财万贯的官吏，以及地主乡绅，崇祯能像他们伸手吗？崇祯不敢，这种事只能是自愿，不可强制。
因为如果你强制掠夺官员的家财，把自己的官员惹恼了，逼反了，那你这个政权就不存在了，也就没人替你卖命了。地主乡绅同样如此，你强制征收一个地主的家产，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其他地主就会倒向农民起义军，明朝灭亡的只会更快。
所以，这种事是不可强制的。
耶律萧
土木堡之变后，皇帝的权力基本被文官集团架空了。而明末就更不用说了，崇贞基本上都是聋子和瞎子。而每个地主豪商在朝堂上都有代言人，崇贞连商税都收不到，更别说什么向他们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