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嬴政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给了许多人一种错觉，那就是大臣是分为忠臣和奸臣的，忠臣就是好人，奸臣就是坏人。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要表扬一个人，自然而然的要避讳或者隐瞒他的缺点，把他说成是一个完人，要批判一个人，即使他做了好事也是别有用心的。
魏忠贤太监的身份，注定他连奸臣都算不上，提到他许多读者没来由的就会想到一个词：死太监。仿佛太监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明朝的太监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存在，不仅仅定位于服侍皇帝起居，而是要参与政事管理的。比如说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前者类似于秘书，后者类似于秘书长。这可以看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秘书处。
从这个角度来说，魏忠贤更应该归入大臣一列。
大臣，从来就不能简单分为忠臣和奸臣。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把做奸臣作为自己的理想，即使是忠臣，也有很多面，比如说徐阶、张居正，治国他们有功，贪污他们有罪，算忠臣还是奸臣？
魏忠贤能够从一个小小的太监，变成一个张牙舞爪的权臣，与他的“忠”是有很大关系的，他的原名就叫做“李进忠”。
李进忠的成长经历就是一部普通人的奋斗史，他一无关系，二无学历，甚至连男人都有的东西也被拿掉了，要想获得权势，他只能采用一些外人看来不光彩的手段。比如说和皇帝乳母对食，再比如说铲除东林党。
但这些手段，大臣们哪个不会，哪个能说自己没有用过，党争是明代政治一大特色，从中后期开始就没有断过，只看立场，不问对错。只不过在这些大臣和后世的史学家眼里，太监是没有资格参与到上层权力斗争中来的，简单点说，在这些人眼里，权力斗争是属于皇帝和读书人的，是一种特权，任何挑战这种特权的人都可以看做是奸臣。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太监名声都不太好，即使有几个做出了功绩，历史学家对他们也是草草几笔带过。我天朝上国好男儿遍地，怎么能让这些身体不完整的人占据版面。
一旦有了这种认识，魏忠贤做好事就是应该的，做坏事是就要挨骂，别人挨一顿骂，他要挨一百顿，最后还要被加上一句：太监就没有个好东西。
但太监和普通大臣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他们对王朝的依附性远远大于那些科举大臣。如果说王朝是一个家族企业，大臣是皇帝请来的职业经理人。家族企业倒闭了，职业经理人随时可以跳槽。比如说崇祯皇帝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城破后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徇死？他答道：方求效用，那敢死？
可能是面试表现的太过失败，魏藻德最终死在李自成的监狱中，但成功人士大把，比如说洪承畴、吴三桂、钱谦益等等。
前朝的官员在后朝的吃的和十分常见，但前朝的太监呢？要么和皇帝一起被杀，要么流落民间，过着丧家犬一般的生活。
魏忠贤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纵然他贪污腐败，排除异己，但在保卫国家这件事情上，他的账算的很精明。为此他大胆的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抛开了私怨、违心推荐孙承宗、赵南星等。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大明朝不在了，去哪找这样好的工作。
急吼吼上位的崇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在那些大臣的蛊惑下，他立刻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看似除掉了一个大奸臣，实则给了更多奸臣贪污腐败的机会。而他自己又没有能力如魏忠贤一般驾驭住这帮见钱眼开的奴才。
一条腿生病了，虽然疼痛却还能走路，大夫上去就把病腿砍断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路都不能走了。
魏忠贤不死明朝不亡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并不是说魏忠贤这样的人就不能动，关键是你的在考虑周全的基础上动他，比如说你要砍掉一条腿，假肢准备好没有？是否有人陪床，是否有人搀扶？如果一切都没有，家里还有一堆家务等着你，你就不假思索进了手术室？
以后日子还过不过？
日慕乡关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于冯梦龙的笔记史料《燕都日记》。原文是这样的：“化淳昔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首。”
其实冯梦龙的这个记载，成了后世的一段公案。不只是这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李自成进京的时候，是不是曹化淳给开的门。
（李自成进京）
有人说，李自成打进北京的时候，曹化淳已经回乡六年，不可能给崇祯皇帝说那个话，后来也不可能给李自成开门。但是冯梦龙在《燕都日记》中写得很清楚：“起复内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先有人伏内，通太监曹化淳弟曹二开门内应。”也就是说，曹化淳确实回乡了，但崇祯皇帝又把他叫来了。开门的并不是曹化淳本人，而是其弟弟“曹二”。
不过这个书也有问题，比如说“化淳昔事忠贤”，这显然并非事实。再说了，当初崇祯皇帝清理阉党的时候，就是主要由曹化淳来完成的。他既然打击了魏忠贤，能说这个话吗？而且按照崇祯皇帝的性格，他可能突然“收葬忠贤骸首”吗？那不是自己打脸吗？
当然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是探讨这个话是不是曹化淳说的。因为这不仅仅是曹化淳的观点，也是当下很多网友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对吗？
（魏忠贤剧照）
先说为什么有人会认为魏忠贤不死，明朝不亡？
假设魏忠贤不死还不行，还必须假设崇祯皇帝不管事。因为崇祯皇帝一旦管事，魏忠贤就得死。这是古代君权与臣权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的。
如果崇祯皇帝不管事，魏忠贤不死，那么朝廷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将是“阉党”的天下。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其他党派，都不会得势。这样，朝廷的所有命令，将由魏忠贤一人发出，不管是抗击满清南下，还是抗击农民起义，都将由魏忠贤和他的“阉党”来完成。
这样一来，明末将不会出现党争的情况，不会出现明朝官员相互内耗的情况。这确实解决了一大难题，避免了造成明朝灭亡的一个大矛盾。
那么，避免了“党争”这个大矛盾，是不是就能解决明朝末年的其它问题呢？
第一，阉党执政，能否振兴国内经济，解决赋税过重，引起民变的问题？
明朝末年，之所以农民起义蜂起，是因为连年大旱，瘟疫流行，老百姓活不下去。再加上为了战争，赋税过重。
阉党如果执政，他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至少，在朱由校当皇帝而阉党执政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做过什么努力。相反的是，他们穷凶极恶，反复欺诈老百姓。对于这样一批人来说，不贪污不搜刮老百姓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靠巴结贿赂上司（尤其是魏忠贤）起家的，他们要收手，显然是不可能的。
阉党被打击下去后，东林党和其它党派互相倾轧。但是东林党人在廉洁上，那是比阉党要好许多的。至少他们不会搜刮老百姓，不会引起更大的民愤。
（崇祯剧照）
第二，阉党执政，能否找到解决双线作战的办法？
明朝最终灭亡，主要是陷入双线作战之中，既要和满清打，又要和农民军打。无论是满清，还是农民军，都不愿意罢手。这可以说是明末的一个死结。阉党执政，能解开这个死结吗？很难。
而且，由于是宦官专政，无论是李自成，还是皇太极，都更有理由和明朝交战。因为他们可以有个“清君侧”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魏忠贤身份问题，很难在外交上有所作为。
第三，魏忠贤取代崇祯皇帝发号施令，能不能不像崇祯皇帝那样多疑且刻薄寡恩？
崇祯皇帝性格多疑而且刻薄寡恩，因此造成大臣们怕做事，不敢做事。敢做事的，会被崇祯皇帝杀头。比如袁崇焕，他想整肃纪律，杀掉毛文龙，就被崇祯怀疑而杀头。其他不敢做事的，本来是优秀人才，最终也变成了庸才。
如果是魏忠贤执政，他可能不会多疑，但是他肯定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他用的，只能是驯服他的那些人。但是，如果一个人丢掉气节，驯服一个宦官，这个人本身可能能力就非常有限。能力非常有限的人，能打赢和满清与农民军的战争吗？
第四，魏忠贤治国有没有能力？
魏忠贤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他在宫中的表现，除了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就没干过治国理政，振兴国家的事情。要靠这样的人来解决明朝末年积压的那些矛盾，可能吗？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一点。崇祯皇帝不是朱由校，他不可能把权力让给魏忠贤，他们不可能兼容，魏忠贤不可能不死。所以，一切假设，都只能是假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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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之殇在于争，文武争，武人地位全无，官至高到总兵（寓意武夫到头还是个兵）。武力废弛。帝藩争。。错误的策略使得藩王一个劲生孩子拿补贴，造成财政负担。文党争，党同伐异，不问是非，不求结果，只问出身（乡党），只求同学（如东林党）。这危害现代人看看世界各个奇葩国家，都能深有体会。而明朝最大的问题在于帝臣之争。文臣家族吞并土地，不纳税。禁海运，为垄断海上商业，禁商税，为家族牟利。造成朝廷财政赤字严重。而有脑子的皇帝利用宦官，锦衣卫对抗文臣集团（嘉靖朝为代表）为国家创造额外盈利，弥补亏空。魏忠贤干的就是这活。至于说太监弄得民不聊生。。。谁下去迫害老百姓？老百姓有几个钱？宦官下去都拿士绅开刀。只是笔在文人手里而已。崇祯上台，被文臣忽悠瘸了，废东西厂，轻锦衣卫，杀魏忠贤。导致财政危机，结果最后只能消减政府部门，造成大量失业（李自成就是政府邮政局员工被裁员了）。又在普通人身上增加了负担（农税）弥补财政。当遇到自然灾害，政府无钱赈济，人活不下去只能造反。遇到造反又没钱用在军费。此时那些文臣集团不愿付出任何财富（记得李自成快打到北京，崇祯问其舅舅要钱，只给几百两）。最后只能被灭了。so，魏忠贤还在，证明帝王知道要用宦官，锦衣卫等手段至于文臣集团，也会用他们弥补财政。遇到灾祸更能救济（不拿出粮食太监们会让那些士绅抄家灭门）。最后结果当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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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许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说简单很简单，说难也难。虽说历史不容假说，但是大的方向是可以看明白的。
魏忠贤（1568年－1627年12月11日），字完吾，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自宫后改姓名叫李进忠，被天启皇帝朱由校赐名为魏忠贤。天启，出任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极受宠信，被称为九千九百岁。
魏忠贤和别的太监不一样，不是在幼年就成了太监，而是20多岁后，穷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才自宫当了太监。其人不识字，但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长期混迹于灯红酒绿的场所。进宫后，一直混的并不如意，万历皇帝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人，一直到30多年后，15岁的天启皇帝继位，魏忠贤才逐渐受到重用，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算是大器晚成。
司礼监秉笔太监是明朝特有的职务，是给皇帝代写批示的人，不要看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实际上这个职务影响力很大，明朝著名宦官刘瑾、冯保等都担任过司礼监秉笔太监。其实，以职务论，秉笔太监不是最大的，还有掌印太监，掌印太监最大，这时掌印太监是王体乾，《明史》云：“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故忠贤一无所忌”。因为某种原因，这个掌印太监自愿降身份，甘居魏忠贤之下，以至于魏忠贤成为事实上的太监老大。
加上提督东厂，管理特务机构，魏忠贤的权力就更大。明朝特务机构有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等，但长期存在的是锦衣卫和东厂，锦衣卫是正式国家机构，锦衣卫指挥使由国家正式文官担任；但东厂是大内机构，其提督由太监担任，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这个提督东厂的权力是相当大的。
翻翻《明史熹宗本纪》，短短七年的时间，真是内忧外患，少数民族起义、农民起义、女真崛起，党争激烈。就在天启皇帝继位的头一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战役，明军战败，明军共损失兵力约5万人，损失骡马约3万余，损失枪炮火铳约2万支，元气大伤，损失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16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上了皇帝，共计当了7年，魏忠贤也陪伴了7年。魏忠贤深得天启皇帝信任，到后期几乎是言听计从。给魏忠贤的侄子侄孙封公爵，要知道明朝除了开国和靖难之际封过公爵，一般情况下，连侯爵都不轻易封，功勋卓著的王阳明也只是在死后被隆庆皇帝追封为侯；万历皇帝的外公想封侯，被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拒绝，张居正劝告万历皇帝和李太后，要珍惜国家名器，不要乱搞赏赐，直到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的外公才如愿。公、侯、伯、子、男，五等，魏忠贤家两个封了公爵，这还不要紧，魏忠贤有了更大的称呼，九千岁、九千九百岁，皇帝是万岁，亲王只称千岁。很多人就纳闷，天启皇帝怎么这么糊涂？一个太监，就敢称为九千九百岁。
就我分析，天启皇帝朱由校不是傻瓜，他的心智算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年幼，这点天启皇帝自己知道。之所以这样对魏忠贤，有深层次原因。
我在之前很多文章中都说了，明朝官方正式的税种、税率以及官员的俸禄都是不变的。明太祖建国后，采取了多重措施保护农耕、打击贪污，加之当时明太祖晚年的人口只有五、六千万，国家的财政状况足以应付。后世随着人口膨胀，皇家宗室人口剧增，开支越来越大。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全国的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合计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沉重的宗禄负担使得嘉靖皇帝陷入财政困境，为此嘉靖皇帝开始在减少宗室开支上下功夫，嘉靖皇帝晚年颁布了《宗藩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宗室的负担。
但到嘉靖这个时候开始，明朝财政真是缺钱了。太平岁月，朝廷缺点钱还不要紧，但从嘉靖年间开始，南倭北虏的问题就比较突出，缺钱会要命的。嘉靖皇帝虽然削减了宗室的开支，但朝廷的钱还是不够用，为此嘉靖皇帝的儿子隆庆皇帝上台后决定开关搞海上贸易，明朝一直是闭关锁国的，但这次真没有办法了，实在缺钱，朝廷在福建漳州设了个定点港口，搞对外贸易，叫“月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朝廷赚了一些钱贴补开支。
但到后来，钱还是不够用，还是缺钱。隆庆皇帝当了6年皇帝后去世，儿子朱翊钧9岁登基，是为万历皇帝，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是个相当精明的人，万历皇帝年幼不能亲自治国理政，李太后就死死盯住两个人，死死依靠这两个人，死死相信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一个算是“内相”，一个算是“外相”，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开启了为期10年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张居正和冯保密切配合，把里里外外管的基本基本服服帖帖，干成了许多以前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情。吏治好转了，工作效率提高了，生产关系理顺了，生产力提高了，国库的钱粮\t越来越多。万历皇帝高兴、李太后高兴，张居正更是志得意满。据说某手下拍马屁，用黄金制成“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的牌匾送给当张居正（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张居正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
但是这两个家伙玩的有点过，后来都被万历皇帝清算，一切改革回到从前。没有张居正的日子，万历皇帝越来越不好过，吏治又开始腐败，胡说八道的官员又多了起来，效率又开始下降，财政又开始紧张。万历皇帝从小被张居正和冯保吓怕了，大臣们只知道有张居正，不知道有万历皇帝，实在气不过。清算张居正后，始终没有给张居正平反，也没有再扶持一个强势的内阁首辅总领朝纲、威压各方。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外臣做大，危险较高，自尊心也容易受损，自尊心颇强的万历皇帝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勤政了几年，后来就不上朝了，甚至很少接见大臣，太烦了。但是总的来说，张居正死后，万历一朝外无权臣、内无大太监。
越到后来，万历帝越不关心其他事，只关心钱。后世人都说万历皇帝贪财好货，他为什么这么贪财？缺钱！皇帝缺什么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话是这样说，一旦皇帝找你要钱，谁会痛痛快快给？电影《大明劫》里，督师孙传廷代表朝廷向关中地主要钱打战，地主给吗？给一点点，不够你塞牙缝。非得动刀动枪。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命“发帑金赈宗室”，明朝庞大的宗室远支已经没有饭吃了，需要皇帝拿出私房钱赈济。
有明一代，商税是固定的三十税一，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定下的规矩。明初，国家百业待兴，商税过重对发展经济不利，所以三十税一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但是随着经济逐渐繁荣，三十税一的确太低了，大家看看现在的税收是多少。万历年间的经济比较繁荣，从《金瓶梅》《三言两拍》等明代书籍就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繁荣程度。
为什么不采取正式途径，提高有关税的税率？万历皇帝当初也想提高商业税的税率，但在崇尚“轻徭薄赋”的儒家理念下，加上朝中许多大员都是东南富户，提高税率就是动了他们的奶酪。所以，正式提高商税的税率是一件难以完成的工作。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由外藩继承皇位的，因为正德皇帝死后没有儿子和亲兄弟，只好由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当上皇帝的朱厚熜想认自己的亲爹为亲爹，但大臣们说，朱厚熜要喊伯父弘治皇帝朱佑樘为爹，喊自己的亲爹为叔父。前后争了17年，嘉靖皇帝打死打伤无数大臣才得手。万历皇帝不太喜欢长子朱常洛，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大臣尤其是东林党不同意，但万历皇帝也没有下狠手，结果东林党赢了，争了十几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此事称为“国本之争”。皇帝要办点正事，真的很难。
既然正式提高税率难以做到，而实际上又缺钱，怎么办？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日子过不下去的万历皇帝开始派遣太监采矿。一开始只是在河北一带，后来蔓延到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陕西等地。因为太监们不懂地质学，实际上并没有开多少矿，反而发展成一种敲诈勒索，常用手法是寻找富裕人家，说他家地下或祖坟地下有矿脉，人家当然不愿房子被拆、祖坟被刨，于是就要交出一笔银子给太监才能避祸。矿税不是朝廷的正式税种，也不是交给国库，而是直接交给万历皇帝。不少大臣就在想，万历皇帝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万历二十八年（1600），东林党的老大李三才向万历皇帝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万历皇帝不理。李三才再次上疏：“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万历皇帝还是不理。这个李三才说的话，实在难听，差不多意思就是：这样下去是要亡国的，你要这么多钱带进棺材吗？万历皇帝的脾气实在好。
东林党老二叶向高，当年也反对矿税，在天启皇帝时担任内阁首辅，他向天启皇帝上的第一份奏疏中写到：我以前总是怀疑，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皇祖要这样刻意地收敛天下之财呢？现在东虏发难，封疆突坏，举国之财不能继辽饷，不得不时时请发内帑，我才忽然明白了皇祖的深谋远虑。虽然是拍马屁，但说的也是实情。
你以为万历皇帝不知道征收矿税的危害，但当务之急是缺钱，说其他的都是扯淡。实话实说，没有这些钱明朝可能更早完蛋。万历三大征要钱，防御努尔哈赤要钱，赈济灾民要钱，赈济宗室要钱，太需要钱了。
为了对付努尔哈赤，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朝廷开始征收“辽饷”，但这个钱不算多。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万历皇帝告别人世，东林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来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干了29天皇帝，就追随老爹去了。15岁的天启皇帝登基，也缺钱啊。天启皇帝毕竟年轻，没有爷爷万历皇帝经验丰富，也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要钱找谁要？他发现了一个人才--太监魏忠贤，以魏忠贤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去办这些很难办的事情。你们说天启皇帝傻，只会做木匠，但天启皇帝不想做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的坏人，坏事还是让别人干，你们说我傻就傻吧，傻人总比坏人好。
刚才说了，魏忠贤不像其他太监，魏忠贤是成年后进宫的，人情世故、江湖规矩都懂得不少，手法也比较老道，加上不要脸，干这事正合适。魏忠贤学习万历皇帝，派遣太监到江南地区征收商税。和万历的矿税一样，这是非法活动，没有经过内阁同意。这些派下去的太监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力反抗。苏州出现了打死征税官员的事件，这还了得，上头威胁要派兵镇压，地主们这才乖乖交出带头闹事的5个人，这5个人被押往北京处死，《五人墓碑志》说的就是这个事。
在魏忠贤的淫威下，地主们屈服了，官员们也老实多了、听话多了，一大批官员甘愿给魏忠贤当儿子、孙子、走狗。总的来说，有魏忠贤在，天启皇帝不缺钱，这个时期朝廷军费比较充足，辽东局势得到缓和，毛文龙在朝鲜的一个海岛——皮岛建立起抗金根据地，威胁后金后方，稳定了局势。在正面战场，取得了宁远大捷（天启六年，1626年）等多次对后金作战的胜利，努尔哈赤在这一年死了，后金从进攻转入防御。
干这么肮脏和艰难的工作要有帽子啊，不然谁听你的，要行雷霆手段必须要有雷霆之威。天启皇帝在这个方面一点也不含糊，不但给了魏忠贤秉笔太监的帽子，还让他提督东厂，魏忠贤自己没有儿子，给魏忠贤的侄子侄孙封公封侯。公文中的规定动作“朕与厂臣”，厂臣就是魏忠贤，将魏忠贤和天启皇帝并列。大臣上疏说大家“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天启皇帝不理。大家称呼魏忠贤为九千岁，天启皇帝难道不知道？知道，没关系。魏忠贤有威，天启皇帝才有福，天启皇帝只认这个理。
魏忠贤不但从富人身上要钱，而且敢从皇室宗藩下手，《明史熹宗本纪》记载：行宗室限录法。说的是天启五年，天启皇帝下令将宗藩的宗禄定为永额，就是每个封在外地的亲王，不管你家生了多少孩子，你家的俸禄是固定的数额，生多少孩子无关，总额就那么多，不再像以前一样，宗室生一个孩子，朝廷就给一份俸禄。这个改革是触动皇室利益的，一般人不敢做，肯定是魏忠贤大力推行的结果。别看木匠皇帝傻，人家干的可都是大事。
东林党人是做什么的？我也不想说多。当时有人编了《东林点将录》送给魏忠贤，共108名，老大李三才，老二叶向高，著名的还有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邹元标（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名人）、左光斗等，都是大权在握的要员。不能说这些人是坏人，但他们是卫道士，要保卫明朝的祖制，反对变法、反对变更祖制，什么废长立幼、增加税收啊，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就是有一批东林党的前辈在坚决反对，这批前辈中以司马光为首。国本之争、移宫案等都和东林党有关，整天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破事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是大打出手，把皇帝逼得无所事事。康熙皇帝曾经说，明朝坏就坏在哪些喜欢多事的言官手里。
但是魏忠贤毕竟是宦官，是太监。太监从幕后走向前台，这让以正直、气节自居的东林党无法忍受。但不这样做，天启皇帝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在大臣中培养一个九千岁吧？那样钱可能是要到了，皇位也可能变成别人的了。
魏忠贤的办事能力、执行力都很强。太监又听话，明朝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威胁皇权了，在相互牵制中，皇帝是各方的共主，别看魏忠贤欺负大臣有一套，但是在天启皇帝面前跟孙子差不多，一有人向天启皇帝告状要整魏忠贤，魏忠贤都要跑去天启皇帝哪里哭诉求情，甚至要求降低自家的待遇。
但是魏忠贤毕竟是流氓出生，滥用了天启皇帝给予的权力，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像个黑社会，魏忠贤手段过于毒辣，伤天害理的事没少干，冤案没少制造，天启皇帝用魏忠贤有点“恶人治村”的味道，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这些就是崇祯皇帝上台后清除魏忠贤的原因。
天启七年，22岁的天启皇帝告别了他挚爱的木匠事业，搬到了昌平的十二陵，和祖宗们住到了一起。 天启皇帝临死前对弟弟崇祯皇帝说，魏忠贤“忠贞可计议大事”，这事《明史》上有记载。
16岁的朱由检登上了皇位，崇祯皇帝从小读书读得好，有政治洁癖，容不下为非作歹的宦官，上台后不听哥哥的话，3个月后就把魏忠贤给办了，把阉党陆续清除，赢得东林党的交口称赞、拍手叫好，大明中兴有望咯！
崇祯皇帝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但钱从哪里来？自视甚高的崇祯皇帝不搞万历皇帝的那一套，也不搞魏忠贤的那一套。实在没办法，崇祯皇帝就伸手向全国人民要钱，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崇祯皇帝向全国征收“辽饷”，以田为标准征收，每亩加征银三厘。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又加征“练饷”，崇祯这下成了“重征”。这些钱最后都负担到最辛苦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身上，把人民一步步送给李自成和张献忠。
魏忠贤来钱的路子是从富人身上啃肉，崇祯皇帝是从穷苦人身上要钱。魏忠贤的行为不合法但合理，崇祯皇帝的行为合法但不合理。
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快要攻进来了，崇祯皇帝吹哨子（敲钟）集合大臣，可是没有人来，东林党人也没来，大部分都去迎接李自成去了，争取在新朝廷谋个好位置，只有一个太监陪着崇祯一起去上吊，也算黄泉路上有个伴。传说上吊前，这个太监曾说，若是魏忠贤在，事必不至此，崇祯皇帝表示同意。崇祯皇帝死前也算明白了个道理，自信很重要，但是自信满满一般就不是好事，崇祯皇帝的缺点就是过于自信，自视甚高，结果坏事了。
若是魏忠贤一直在，明朝会一直很黑暗，但理论上不会那么快灭亡。因为有这个狠角色在，帝国的机器就不会缺燃油，阻挡机器前进的障碍也会被相对容易清除。但恶人在朝廷，终不是个办法。
坐看东南了
没一点道理！十个魏忠贤也挽救不了摇摇入坠的明朝！！！因为当时全国土地已被藩王和贪官污吏分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在他们手中，农民无土地，又遇罕见天灾，全国已经进入大饥荒状态，仅剩的粮食又集中在藩王和贪官污吏手中，造成政府无粮赈灾，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靠吃草根、树皮、观音土生活，有的地方竟发生人吃人的现象！陕甘一带最为严重。最终逼得农民不得不揭杆而起，逼反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最终推翻了明朝！！！
梦中想着你211620873
腐败朝庭迟早要亡的，这与崇祯皇帝弄死魏忠贤无关。当时朝庭腐败，苛捐杂税甚多，民不聊生，民变四起，最后明朝被推翻。尽管魏忠贤当权时做了一些事，但他却是一个最大的贪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