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农民起义已经成为改朝换代的主流。几个大一统王朝除了西晋和隋朝外，基本上都是借助农民战争建立的，甚至有的朝代完全是农民阶级建立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这和我国古代统治者的思想定位有关。
在我们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是中华先民们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中华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独树一帜，是农业文明的领头者。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任何一个王朝在统治后期，统治阶级在无力解决土地兼并的情况下，但又要维护他们的特权统治，势必会加大剥削力度，这样的后果就是导致有地农民被剥夺土地，无地农民更加生活困苦。
为了生存，走投无路的农民振臂高呼，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是必然的。而夹缝乱世的胸怀大志者，利用农民起义的浪潮实现自己利益也是顺势而为。
但终宋一朝，却没有发生过像秦末大泽乡起义、东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末金田起义这样影响深远的农民战争。
两宋统治期间，虽然农民起义不断，但规模都不大。
即使宋徽宗宣和二年波及江南数州的方腊起义，也仅仅坚持了一年就被镇压了下去；而南宋最大的农民起义就是建炎四年的钟相、杨么起义，虽然坚持到了绍兴五年，但也只是被限制在洞庭湖一带。
钟相、杨么起义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宋朝的农民起义基本上只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而影响不到宋王朝的统治根基呢？
1、宋朝独有的土地兼并制度促使她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
任何一个王朝在建立初期，统治者为了谋求王朝的稳定，都会实行“减免赋税”、“休养生息”、“珍惜民力”的政策；只有到了王朝末期，因为已经固化的特权阶层加大了对土地的兼并，导致农民无法生存，才会发生农民揭竿造反的事情。
而宋朝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她在建国初期就开始了土地兼并。
宋太祖赵匡胤的皇位是由部下的将军们在陈桥驿通过黄袍加身得来的，这让他难以对自己的部下痛下杀手！怎么办？那就只有“杯酒释兵权”。
但是你赵匡胤做了皇帝收了人家的兵权，没有让大家享受应有的权贵地位，那就需要给人家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赵匡胤在“释兵权”之后又大肆封赏，将土地赏给了有功之人，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这样的结果就是宋朝立国不足百年，土地已经兼并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造成的后果就是“地窄人多，不能遍葬”，“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也就是说，宋朝的土地兼并已经严重到“活人活不起，死人死不起”的局面，宋人已经无法实现传统的“土葬”。
北宋地图
连死都死不了，死了还无法安葬。事情发生到这一步，按说农民兄弟应该揭竿而起才对啊，然而并没有。因为这一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竟然被宋朝人自己解决了，那就是他们改变了殡葬观念，由“土葬”改为“火葬”！
事实上，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流行“火葬”的封建王朝，这也导致了历代宋皇不得不立法禁止“火葬”，以求维持传统。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为了“禁民以火葬”，颁布了一道敕令，“京城外及诸处，近日多有焚烧尸柩者，宜令今后止绝”，这道敕令后被编入建隆四年颁行的《宋刑统》中；
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九月，监登闻鼓院范同上书宋高宗，他认为“今火葬之惨日炽，事关风化，理宜禁止”，建议朝廷“拨地令贫民葬亲”，杜绝民间火葬。宋高宗赵构接受建议，并
“申严法禁”。尽管自宋太祖开始，两宋王朝多次颁布禁令以求禁止火葬，依然无法杜绝这种不分贵贱的，俨然成风的社会习俗。
正是因为赵宋王朝无法禁止“火葬”的风气，他们不得不妥协。为此讲究人道主义的宋朝皇帝，建立了我国古代的一项利民制度，即“漏泽园”。
这是宋朝政府在全国州县推广的公益性公墓，主要用于免费收葬因为贫穷无葬身之地的死者和无主遗骸，对于没有棺木者还免费提供棺木，穷苦人家也可以自己申请一块免费的墓地；不仅如此，漏泽园还提供死者亲属祭祀的房间。
当然，两宋王朝还建立了公益性火葬场，当时叫“化人场”，帮助穷苦人家实行火化安葬。
古代汉族葬礼制度
两宋的福利机构不仅仅是漏泽园，北宋还有居养院（收养老孤幼的福利院）、安济房（免费医疗机构）；到了南宋，还出现了安老坊（养老机构），婴儿局、慈幼庄（收养弃婴和孤儿的福利院）等，基本上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
《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三年，又置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乞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崇宁，就是宋徽宗的年号。对的，崇宁就是宋朝那个大昏君；蔡京，就是大奸臣那个蔡京；这一对主仆竟然将北宋的福利制度推向了顶峰。
两宋政府之所以能够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建立社会福利体系，还是因为她的财政收入很高。但宋朝的财政收入并不依靠农税。土地兼并的如此严重，想要收农业税都没法收。
所以两宋的征税对象是商人，宋王朝能够维持巨大的财政支出，得益于商税收入，这一点和其他王朝是最显著的区别。
要以商税为主要的财政来源，那就必然依靠发达的商品经济。两宋发达的商品经济又给农民兄弟提供了另一条活路，那就是进城务工。
春耕图
2、高度发达的城市化，促使了农民工的诞生，也为农民提供了另一条生路。
作为中国古代最富庶的朝代，宋朝虽然也是农业文明，但她绝不只是靠种地，因为她颠覆了传统，更加注重海外贸易，这对实现国家经济中心收入转移和农村剩余人口输出，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有着重大的社会影响力。
宋朝在陆地上无法恢复汉唐时期的雄风，西域始终控制在外族手中，尤其是南宋，被欺负到龟缩在东南一隅，已经无法通过“丝绸之路”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而官员的俸禄和军队的支出，向辽、金支付巨额“岁币”，对两宋王朝来说都是一笔笔沉重的负担。这就促使宋王朝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政来源，而海外贸易就是其中之一。
宋代贸易港口是历朝之最，约有20余处，并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5个市舶司，市舶司下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
海外贸易的发达，又促进了宋朝城市化的发展。
宋朝的城市化是我国历史之最，约达到22%；北宋都城汴京，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两宋的城市化能取得如此成就，这得益于自由迁徙政策。
城市化的高度发达，带动的自然是城市商业的发展。两宋都城的商业规划没有唐朝那么死板，相反并不限制商业区范围，人们的需求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
海外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两宋手工业的发展，矿冶、军工、造船、陶瓷、制盐、纺织、造纸、印刷、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无地农民进城务工；而城市人口的激增对经济作物的需求量也是大幅度提升，宋朝出现了面向市场种植的专业户。
依靠海外贸易和国内发达的商业，两宋的财政收入之高前所未有。既然自己的钱够花了，当然就不用去为难农民兄弟了，所以宋朝的农民徭役比例是很低的。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宋高宗的话就是对海外贸易的最好定性！
这种良性的发展自然更是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兄弟带来了活路，农民工创造的活力在两宋时期得到了第一次彻底的释放。农民兄弟既然可以活下去，也就没有必要去造反了，所以起义也就没有了群众基础。
宋朝市井生活
3、宋朝重视文官利益，是天子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实践者，也为农民提供了一条最为高大尚的道路，培养一名可以挤进体制中的读书人！
谭嗣同曾经说过：从来没有不流血的变法。
宋朝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从他变法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变法失败，身陷留言旋涡之中王安石只是被流放，并没有遭到当权者的杀害。
宋朝这一场变法可以算是温柔的变法了，王安石的结局还是得益于宋朝不杀士大夫的传统。这也可以说明宋朝的文人是历代王朝中最幸福的。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军权，并立下不杀文人的誓言后，文人的地位开始抬升；而宋真宗赵恒的一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劝世良言，更是将读书人地位推到了顶峰。
宋朝因为得国不正，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在科举制度上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大批的文人通过考试被吸纳到利益集团中，成为了大宋王朝的特权阶层。
而且宋朝的统治者非常大方，他们为文人官员提供的俸禄都很高，可以说是变相的“贿赂”文官的嘴。只要加入这个体系后，文人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养老，相貌出众一点的还有机会泡泡美女；如果能力再强一点，在东华门下被捉婿，连老婆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就算还没有加入宋朝特权阶层的读书人，也是充满希望的读书人，眼前的道路一片光明，没有人会感觉到自己人生的颓废，如果要怪就怪他们自己不努力。
读书，已经成为宋朝人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去努力做的一件事，农民兄弟自然也不例外。既然有一线希望，又有谁会想不开拉着一大帮的农民兄弟去创业呢。
你干，人家农民兄弟也不一定干。
如果某些农民兄弟真的发了狠，一心想要起来闹事，但本身没有读过书，也没有高水准文人，比如类似于张良、房玄龄、朱升、刘伯温等这样的人，帮助他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鉴于农民兄弟和地主阶级的资源、信息获取的严重不对等性，创业成功的机率非常的低，基本上就是火刚烧起来就被大雨浇灭了。
宋朝官员
4、宋限制武将特权，无限制的扩军，真正实现了军队是个大熔炉的至理名言。
我们对宋朝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宋朝的军事相对弱小，而且还维持着一支人员超额的常备军，这也成为宋朝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兵员太多。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中的“裁兵法”、“将兵法”就是针对军队进行改革的。
军队的冗员太多，不仅加重朝廷的财政支出，还严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当时仅北宋都城东京的禁军就有八十万，而这还不算地方上的厢军。
养着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对“其境土狭民众”的大宋王朝来说，绝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那么，宋王朝还要养着这么多军队干嘛？因为老赵家图省事。
为什么说图省事？老赵家的当家人相对比较神经质，毕竟赵匡胤的黄袍加身让他们担心历史会来个重演。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虽然收回了武将的兵权，并把军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保不准社会上还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还是会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但人家只是惹事生非，还没有走到极端的那一步。但老赵家并不管，他们没有心思一一甄别，只来个一刀切，把社会的败类、不和谐因素、闲杂人等全都一股脑的塞进厢军之中，美名其曰“吃皇粮”，就是要告诉这些不良分子，不要瞎胡闹。
当然，这么多军队不是全部都用得上，怎么办？非常好办，除了禁军以外，驻防各地的厢军在和平年代必须要负责一切民生活计，比如修修路、挖挖沟、抢抢险等，反正他们是大宋王朝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老赵家的男人确实聪明，算计别人的算盘打得哗哗响。他们花了这么大精力把厢军拉到工地上挣工分，让厢军参与民生工程建设，不仅促进了社会安定，而且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徭役，让农民更加自由、轻松。
不过，老赵家的好心也只是针对读书人。对于厢军，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在有了作战任务以后，这些人必须要有充当炮灰的觉悟。谁让你们大都是社会上各种不安定、不安分人员、闲杂人等组成的呢。
在这样的环境下，让农民放弃安定生活去“闹革命”是不现实的。
宋朝军队
所以就如开篇所说，宋朝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闹，方腊和杨么虽然规模上稍微大一点，但和黄巾起义这种成为军阀横生，天下大乱的破坏者，以及黄巢、李自成这种风卷残云，一举端了当权者老巢的暴力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她们无法恢复汉唐时期的雄风，疆土更是被后来者追上，而且都灭亡在外敌的手中，但对于内确实是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时代。
当然，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宋朝再富裕、再人性化，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所以也不可避免发生农民起义。
尽管两宋时期的农民起义次数较多，但并不影响统治者们的心情。
所以在史书中对他们的记载，并没有黄巾、黄巢、李自成那样详细，而且宋军的平叛速度也很快，这一点又有别于其他王朝，所以“叛”、“乱”等就成为宋朝农民起义军的特有名词。
方腊起义
閱讀更多 江東汪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