丷爱流浪的猫丷
大型农民起义爆发一般有四个条件：
第一，恶的政府；
第二，民不聊生；
第三，民众没有申诉的途径；
第四，政府没有制衡的力量。
通过这四个条件，来看看为什么春秋战国，乃是夏商西周都没有大型的农民起义，而秦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避免不了农民起义。
首先，春秋战国，政府作恶的程度有限。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诸侯，并没有无限的权力。春秋是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天子无权柄，权柄在诸侯之手；诸侯无权柄，权柄在大夫卿家之手；甚至有的诸侯国，权柄在大夫的家臣之手。国君没有权力如何作恶，诸侯没有权力如何作恶，大夫没有权力如何作恶。这是一个权力比较分散，权力不断在下移的时代，所以真正邪恶的政府，是非常少的。
其次，民不聊生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春秋战国时代，以民为本的思想还是比较浓厚。特别在权力下移过程中，掌握权柄的大夫一般都会主动讨好民众。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齐国的田无宇，他用大斗把米贷给百姓，用小斗收回，这样子来赢得民心。所以后来田氏终于取代姜姓，成为齐国的新主人。由于当时是诸侯制，人口的流动很大，在这个国家活不下去，还可以跑去别的国家，还可以跑到深山老林三不管的地带。从史料来看，民不聊生的情况，是很少的。
其三，制衡政府的力量。
以前我在读孔子孟子的政治学说时，总觉得有一个很大不足。孔孟倡仁义，抨击暴政，那么为什么没有设计一种限制暴政的政治理论呢？后来我思考了很久，才想通这个问题。在秦汉之后，中国沿用孔孟的政治思想治国，但实际上却早已偏离其道了。因为孔孟的理论，不是建立在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社会之上，而是在诸侯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诸侯就是不仅限制中央政府作恶，也限制其他诸侯作恶。
在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推倒邪恶政权的，主要是靠诸侯的力量。比如说商汤的崛起，就是以“道义”为号召，讨伐“不义之国”，不断扩张自己的实力。比如说有洛氏的君主贪图享乐，大修土木，百姓被迫去修宫殿，到了农忙时节，没有足够的人手收割庄稼，导致国家陷入饥馑之中，民不聊生。商汤便扛着“讨伐不义”的旗帜，发动对有洛氏的战争，灭掉其国。
周文王的兴起也是这样的，史记说他“阴修德行善”，为什么修德行善要用“阴”字呢？因为有政治目的。修德行善，是为了得民心，得了民心，就可以去征服那些失掉民心的国家。所以大家看，以前为什么农民起义很少呢，因为恶的政权，总会先灭亡的。
到了春秋战国，诸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失民心就只能是灭亡。不必老百姓起来造反，别的诸侯就把你给灭了。所以春秋战国，你看似乎很乱，其实它跟南北朝，跟五代十国那种乱是不同的，春秋战国的诸侯是世袭的诸侯，不是后来乱世旋起旋灭的政权。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内部是很稳定的，政治一般是很清明的。遇到了宋康王或齐湣王之类比较坏的国君，国家立马遭到围攻与瓜分。
其四，专制社会避不开农民大起义
秦一统六国后，中央集权制代替分封诸侯制，中央政府独大，没有任何制约的力量。再加上古代中国没有外部强大政治势力的干涉，当这个政府作恶时，又缺乏诸侯的牵制，就容易形成严重的后果。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基本上是恶政的最大受害者，当他们走投无路，又没有任何力量来改变这个政府时，只能采取自下而上的武装反抗，这是唯一的出路。因此，秦以后历朝历代避不开农民大起义，乃是制度使然，不是个人意志可以改变的。
君山话史
现在记载可能往“农民起义”上靠的，一个是春秋战国交际的所谓盗跖，号称有部众九千人，横行天下。但从相关材料看，盗跖的身份是鲁国大夫柳下惠的弟弟展雄，而且带领的九千人更像是一支流浪军团，依靠武力夺取钱粮资源，谋取生计，并没有什么反抗阶级压迫的行动。
战国时期楚国的庄蹻是另一个被作为起义者的人物，但实际上庄蹻也不是什么农民领袖，而是楚国王室成员和高级将领。他的反楚起事，很可能是在楚怀王被秦国扣留，楚国国内诸公子争权时候的一种参合。最后他奉楚顷襄王之命远征云贵，建立了滇国，也完全谈不上农民起义。
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大型农民起义活动，主要原因在于从政治经济上，春秋时期还处于分封制度的残余阶段，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大夫，大夫封家臣，这样层层分封，小国寡民为常态，统治者被被统治者近距离接触。民众与统治者的矛盾当然时有发生，但一般来说不会激化到需要大规模起义的地步。
一般来说，矛盾在分封单位之内就被化解了，反对国君或者丞相的往往不是农民，而是大夫或家臣；苛待底层的大夫或者家臣可能被民众打死，却不至于因此酿成大规模起义。以宋国为例，国人（市民）起来暴动，打死或者赶走执政者的例子很多，但这称不上大规模农民起义，充其量算是市民自发促进的政变，事后往往是另一波公室贵族趁机掌权；在平时，老百姓还能和执政的大臣相互嘲讽笑骂。
我们后世所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是等到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之后，由于秦国的暴政，或者后面什么朝代官宦勾结的压迫，导致全国相当一部分人都活不下去，这才会酿成大规模起义。同时，陈胜吴广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疑也是中国人思想上的一次突破，在这之前的人们，大概是不敢动这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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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口结构和秦国统一后的人口结构不同，古代封建等级非常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的农民地位很低，常年从事农业劳动，地位和奴隶差不多，一生为地主阶级服务。他们反抗的也只能是大地主，大贵族与国家的关系不大。
比如商鞅被秦国赐了一块地，叫商地，他之前叫卫鞅，后来以封地取名为商鞅。被秦孝公赏给他的那一块地区的赋税全贵商鞅所有。也就是说，在商地劳作的哪些农民，直接与商鞅打交道，交多少钱都是他说了算，农民不满或者起义也只能反抗商鞅。
有人说西周时发生了国人暴动，其实那是贵族阶级和富人对国王不满才发起的，其目的是把周厉王赶下台，而哪些人不是农民。
秦国统一六国以后，人民的矛盾直接与国家挂钩。苛捐杂税，徭役繁重，法律残酷等等，都会导致农民们的不满。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人民只负责生产劳动，即便像修长城这种苦差待遇也很好，但是秦始皇就那他们不当人看，所以造成他们不满，最好只好起义反抗。
朕史
我觉得原因有几个：
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还是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当时社会，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主要矛盾关系，所以奴隶的暴动，逃亡，奴隶主的镇压和追捕是矛盾主流。
二是春秋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农民与地主阶级关系还没有完全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之间的阶级矛盾还没有达到尖锐的地步，农民起义也就没有那么多，那么大，那么有影响力了。
三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变革是时期，虽然各个诸侯国变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底层的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客观上还是顾及了底层的人的境遇，解放了奴隶，承认了逃户等等。
四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生产力大发展时期。井田制的破坏，导致了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大亩制的土地划分，促进了土地的管理，而农业用具的不断改进，由石质农具向金属农具的发展等，大力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农业的发展迅速。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农民起义不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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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之前，除了国人暴动之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国人暴动，实际上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因为当时所谓的“国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平民，也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代农民，而是居住在城邑之中的贵族。国人暴动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周厉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当时的贵族们，他们联合发动叛乱，驱逐了周厉王。
而我们所说的后来的农民起义，其实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宋明的农民起义也不一样。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农民，而是一些破落小地主或者庄园主、贵族以及游侠之类的人为骨干，率领他们自己的奴客发动的起义。比如刘邦，在陈胜起义之前，就已经因为送夫役到咸阳，失期当死，就落草为寇，在芒砀山成为所谓的“群盗”，其实也就是脱离了秦朝政府管理的盗贼。
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况与刘邦相似，他们所押送的同样是夫役，但这些夫役并不是完全的自耕农，大多数是庄园经济下的奴客。而且，他们之所以起义，同样不是因为像后来的破产农民那样，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和刘邦一样，在去服劳役的路上遇到持续下雨，无法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服役地点，同样要被处死，为了活命才被迫起义的。这和后来的农民起义也不是一个概念。
黄巾起义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参与黄巾起义的并不都完全是破产的自耕农，大量的实际上是信了张角兄弟创立的太平道的庄园农奴主，他们率领各自的庄园农奴以及依附于他们以逃避国家赋役的奴客，参加了张角兄弟发动的起义。而这些庄园农奴主本身都是各地的豪强大户，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因为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张角兄弟的信众，想脱离朝廷的管理体系。
所以，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大乱，战争连绵，死亡枕藉，道路相望，但却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坞壁，也就是地主土围子，或者是在所谓的流民帅的率领下，向南方迁徙和逃亡，仍然是以血缘宗族为基本的联系纽带的。当时衣冠南渡的大量北方名门士族，都是携家带口，几百几千人一起逃亡到江南一带，寻找地方落脚的。
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同样是，一方面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激发起义的事件也是因为主持朝政的司马元显要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充当兵役，才激起了江东地区已经免奴为客的农民的不满，在五斗米道领袖孙恩的率领下起义。而在起义中充当主体的所谓免奴为客者，也就是指刚摆脱了庄园奴隶地位，通过租佃地主土地等方式获得相对独立性的“奴客”，仍然不是后来说的农民。
而我们现在习惯上说的农民起义，其实主要是指自耕农，尤其是在朝廷政策失当，赋税比较重，加上天灾人祸，大量的自耕农陷入破产境地，成为流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团聚起来，发动的起义。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方式上，大量自耕农的存在，是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前提。没有自耕农，就不会有大量破产农民变成流民，也就无所谓农民起义了。比如唐朝的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就都是这种破产的自耕农为主体的流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庄园农奴制其实是集体经济，农奴们只是在庄园地主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劳动，生息繁衍，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庄园地主负责的，不用他们自己独立承担。而这种庄园农奴经济的好处就是，内部实际上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生活必需品统一配给，剩余都归属于农奴主。所以，这种几百几千人的庄园农奴经济体实际上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强的，远远高于后来单家独户的自耕农。
但从普遍的庄园经济向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转变，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差不多相当于从战国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才最后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耕农数量还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到东汉时期，当时的自耕农农民为了逃避国家赋役，还主动依附于庄园主，成为所谓的奴客，也就是出现了倒退。而这个过程的完成，恰恰是因为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大混乱，原来的经济组织体系才彻底衰败了，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所以，在小农经济还非常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家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但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对来说却是比较稳定的，是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后来那种性质的农民起义。
这当然不是说，庄园经济就比小农经济更好。庄园奴隶的人身权利是没什么保障的，庄园主杀死农奴不用承担责任，一直到刘秀当皇帝，才强制要求杀死农奴也要负责。从庄园农奴制到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至少自耕农在人身权利上是独立和完整的。这里想说的只是，小农经济天然就是比较脆弱的经济模式，抗风险能力非常低。而且，家庭规模越小，抗风险能力也越低。因此，农民必须要组织起来，才有出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的时候，宋儒一直在讨论重建乡村秩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时候农村已经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而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又比较低，因此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组织体系，至少是能够建立一个相互帮助的体系。宋儒最后给出的方案，也就是提倡各种乡约民规，鼓励乡贤主导乡村秩序，形成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
萧武
发生过奴隶起义，春秋时期鲁国人展跖(一些古代文献称之为盗跖)，他是鲁孝公儿子公子展的后裔。他曾率几千奴隶转战黄河流域，对当时的诸侯国造成沉重的打击，对促使社会形态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发挥积极作用。
跪射俑
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东周王权被弱化，国家分裂，被分封的诸侯国分治割据，群雄争霸的特殊历史时期。
整个的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就是强大的诸侯国打败弱小的诸侯国，逐步实现国家重新统一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各个诸侯国内部的战争，各个诸侯国家内部还是很稳定的，因此，就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