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了“海禁”、“银禁”的皇帝与大臣们发现，世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异邦商人手里突然有了取之不竭的白银，对中国产品购买的也更加疯狂。这些人仿佛专门为了“钱荒”的大明帝国送银而来。困扰明朝百年的缺钱问题突然就这么解决了，中国人自此开始了不缺白银的生活。
这些银子从何而来？从美洲进口。自从西班牙发现了美洲之后，西班牙的船队从美洲运回了大量金银。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明朝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
白银从此成了联结整个世界贸易的纽带：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本身没有任何可以被中国看中并愿意与之交易的产品。如今，靠着白银，欧洲终于获得了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的资格。
据估计，在1545-1800年里，世界的白银产量约为13.7万吨。而这13.7万吨白银，至少有6万吨通过茶叶、瓷器、丝绸等贸易进入中国。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从明朝后期能够采用银子作为货币的最根本原因。
由于白银从全世界不断流入，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超级“用银之国”。但这对欧洲来说，则是银荒的转嫁。
西方挖出来的白银都被运到了中国，到了1800年以后，美洲的白银产量大幅度降低，西方人没有了白银可供交换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干脆干起贩卖鸦片赚白银的勾当，这最终导致了1840年的战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鸦片战争本该叫做“白银战争”。当然，这是后话。
大量白银的流入，使得明朝经济快速地兴旺繁荣起来。此时的明朝，已经变成一个世界贸易中心。它物产丰富，商品齐全，各国都乐于跟明朝进行贸易。
然而诡异的是，这场本该在世界各国间不断流转的白银，却在中国止步了。也就是说，不管流入多少白银进入中国，都再也没有流出来。并且按理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应该会像滥发的纸币一样造成通货膨胀现象，但当时的情况是银价并没有随着白银的增多而降低，反而出现了白银腾贵的现象。
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我们以中国史上对金银最为痴迷的万历皇帝为例一窥全豹。
万历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爱攒私房钱。为了敛财，他想尽各种名目征税，比如你想养只鸡，先交税吧。大臣工作干得好不好，要看进贡金银有多少。在他的影响下，崇祯时期的官员阮大铖对贪污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想当官的人，只要拿钱，就能当官；犯法的人，只要拿钱，就放了他。执法的可以公开索贿，自己留一部分，其余全上缴国库，这样一来，国库就充足了。”
要说这么辛苦搜刮来的白银，放在国库里干些正事，也是件好事。可白银一旦入了万历的荷包，不管以什么名目，让他吐出来都是极其困难的。
万历年间，边境发生战事，大臣们哀求万历拿点银子出来发军饷，他考虑再三只愿拿出了一点零头以示心意。而那些被他视若珍宝的白银此时正在库房里慢慢变黑发霉。上有皇帝“带头”藏银而不用，更别说大臣和百姓们竞相把银子埋在地下了。
“藏银地下”成了明朝的一种社会常态。这种囤积白银的偏好，导致市场上流通的白银逐渐减少，从而使得西方廉价的白银在持续流入中国的情况下，购买力依然居高不下。
在那个没有汇率的年代，这导致了中国的商品被欧洲各国的廉价白银大量洗劫。同样，大量的出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货币的大量涌入，也使得明朝经济空前繁荣，财政收入空前扩张。
到了明后期已经成了一个“消费社会”。百姓们多年来由于缺钱而被压抑的消费欲望，被大大激发起来，这使得明朝的手工业、商业得到迅猛发展。工商业既然成了能挣大钱的行业，势必导致大量的务农者更愿意进城做小买卖。
另外，手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原材料的上涨，种粮食不如改种经济作物，这使得明后期粮食产物相当匮乏。这种在国家还没有能建立起金融秩序时，就提早的、过度的市场化，使得明朝大部分地区无法应对灾荒或粮食的短缺。
果然，1610年后，流入中国的白银逐渐减少。过于依赖世界市场的明朝，出口一旦受阻，国内立即陷入经济危机。忧患意识极强的国人又开始惯性地“藏银地下”，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的萎缩。于是，非食品价格通货紧缩，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没有确立汇率、国际贸易准则的年代，明朝政府过早地把一切交给市场，盲目依赖货币进口，而忽略了货币金融的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安全。于是明末那场空前的粮食危机成了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表面上看，李自成灭了明朝。但实际上，明朝覆亡于它的经济崩溃。而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就是白银短缺。可以说是白银毁了大明帝国。现如今来看，一个白银产量稀缺的国家，竟然会选择别国富藏的白银作为自己的货币，这无异于把自己的金融命脉委于他人，非常讽刺与荒唐。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甚至把明亡的教训，视为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缺位”，而将一切放任给“市场”的典型案例，并将其作为观察随后数百年中国的一个重大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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