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鞅之前，秦國是一個任人欺辱的弱國，所以秦孝公才在流芳千古的《招賢令》中說：
商鞅入秦
諸侯卑秦，醜莫大焉。
然而到商鞅之後，經過商鞅一系列努力，秦國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強國，逼得以前的老敵人、一直看不起秦國的魏國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很委屈的割地求和。
歷史上也有這樣的公論：秦穆公以後，秦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君王就是秦孝公，而秦孝公之所以重要，之所以為之後秦統一六國打下堅實的基礎，與商鞅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於此而言，商鞅之於秦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功臣，秦國如果沒有商鞅，沒有商鞅的變法，以後的強大自然無從談起。可就這樣的人，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繼位，他也不想想這個“王”是怎麼來的，上任伊始，就將商鞅車裂，並夷三族，給予了極為嚴厲的懲罰。
殺了商鞅，就意味著商鞅錯了，可秦惠文王呢，殺了商鞅之後並不妨礙他“不改商君”之法，不改商君之法就等於承認商鞅的功勞，承認商鞅的功勞卻將人處以車裂的極刑。
互相矛盾的兩種做法在秦惠文王手裡居然高度統一，他這麼做究竟是為什麼呢？
史書上說：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
因為公子虔、甘龍、杜摯等輩告商鞅謀反，秦惠文王擔心王位不保，所以處死商鞅？
然而就這個說法，別說後人不服，就是秦惠文王本人也是不相信的，《戰國策》中有這麼一段記載：
詔書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
秦孝公病危的時候，因擔心秦國改革半途而廢，所以曾打算將君位傳給商鞅，但商鞅卻堅辭不受。
秦孝公想光明正大的傳位給商鞅，商鞅都堅辭不受，倒反而在秦孝公死後偷偷摸摸的造反，當然也有人說，商鞅之所以堅辭不受，是因為知道，沒有接受君位的實力。
那麼，秦孝公活著的時候沒有實力，死了以後就有了。
種種證據可以說明，商鞅根本沒有造反之心，秦惠文王也是一代英主，他不至於那麼糊塗，他也是不相信商鞅會造反的，可問題是，知道商鞅不會造反，那公子虔、甘龍、杜摯等人的說法就是站不住腳的，既然站不住腳，為什麼還以造反的罪名將商鞅誅殺。
明知商鞅冤枉，還將商鞅車裂，秦惠文王之所以這麼做，原因其實很簡單，但也很無情。
公子虔、甘龍、杜摯等人是誰？
秦國老貴族，有盤根錯節的勢力，秦國秦懷公、秦靈公、秦簡公、秦出公、秦獻公時期五代朝政混亂甚至君王更替都是由秦國老貴族一手操縱。
勢力之大已經可想而知。
秦孝公父親秦獻公時期，已經著手仿照魏國改革，可就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初租禾”，承認土地私有，便觸及了舊貴族的利益，引起舊貴族的反對，所以非但不敢深入，而且還將打敗韓、魏兩國之後奪得的土地分給舊貴族，以博得他們的歡心。
同時為了擺脫舊貴族的控制，還專門將國都從雍城遷到櫟陽。
當時秦國舊貴族的勢力就這麼大，大到可以影響國家決策，大到連君王都得忍讓三分。
秦獻公就小小改革一下，便費了那麼大周折，那商鞅呢，獎軍功、廢井田、郡縣制等等，都是從根本上否定貴族特權，要將他們的利益連根剷除。
也就是說，在商鞅手裡，舊貴族與商鞅之間已是不可調和的生死矛盾了。
這樣的矛盾，秦孝公活著的時候他還可以設法平衡，但秦孝公一死，新繼位的秦惠文王沒那麼大能力，這時候以公子虔、甘龍、杜摯等為首的舊貴族就開始發難，汙衊商鞅造反，等於掀開了矛盾的鍋子，讓秦惠文王和商鞅之間做個取捨。
那麼，二者之間該選擇誰呢？
秦惠文王是一代英主，所以他深深的明白：
秦惠文王
商鞅的作用在於商鞅之法，如今商鞅的改革已經完成，商鞅之法已經深入人心，留著他也沒什麼用處，卻會引起舊貴族的一致反對，從而給秦國造成混亂。
這樣一來，秦惠文王便已成竹在胸，如果兩方必須捨棄一個的話，那就只能是已經57歲，對秦國沒什麼大用的商鞅了。
原因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無情。
於是，為了秦國的利益，秦惠文王明知商鞅冤枉，但還是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將商鞅車裂，夷三族，以平息舊貴族的怨憤。
商鞅就這樣死掉，如同一根嚼的沒味的甘蔗，可商君之法，商君精神卻得以千古流傳，所以，他還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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