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捐贈者和當地的非營利組織之間是如此的隔絕，使得它們相互之間的交流看起來就如同“雞同鴨講”。一方面，硅谷年輕、精通技術的捐贈者們想要的是“顛覆性”“創新”“指標”和“影響力”，而另一方面，那些非營利組織則苦於得不到他們的照顧。
位於加州聖何塞的硅谷技術中心
全文約4300字，讀完約需9分鐘，建議收藏。
硅谷的技術對傳統中間商並不友好。然而，硅谷卻在慈善領域創建了一箇中介機構，並很快成長為全球最大的基金會之一，這不免令人困惑。
10年前，由兩家小型社區基金會合並組成的硅谷社區基金會，為本地區富有的捐贈人與他們想支持的非營利組織牽線搭橋。這些組織有的近在眼前，有的遠在天邊。
硅谷社區基金會名下管理的資產超過82億美元。2017年，該基金會總共提供了10.8萬筆資助，資助總額達到13億美元。事實上，除了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之外，它是當年美國資助額最高的基金會。
硅谷社區基金會傲視群雄，受到全美矚目。但是因為基金會對捐贈者選擇資助的慈善對象沒有任何限定，一半以上的資助贈給了舊金山灣區以外的地方，剩下的大部分都給了像斯坦福大學這樣的全球性機構。硅谷本地的社區組織和那些為貧困人口吶喊的倡導者們感到被忽視了。
一些社會評論家指出，湧入硅谷的財富已經使工薪階層和中產階層的生活更加艱辛，因此，富人有責任減輕一些由他們所帶來的傷害。
這一論調確有爭議。但是，毫無疑問，這一地區的貧富懸殊明擺在那裡。姑且讓我們將硅谷定義為兩個縣吧：聖馬特奧縣和聖克拉拉縣。它們都位於舊金山市以南，是科技巨人蘋果、谷歌和臉譜網的總部所在地。
一家名為“合資硅谷”的研究組織的數據顯示：有大約270萬人生活在這兩個縣，其中有76000名百萬富翁；兩個縣有超過1100傢俬人基金會，坐擁總計316億美元的資產。 然而，兩縣有80萬人（佔總人口的近1/3）需要公共或民間機構的補助才能維持生計。
硅谷社會風投基金（捐贈人集團）執行主任珍·拉陶伊說：“硅谷是收入不平等的原爆點，當地社區組織的日子很艱難。”
2017年，這些問題和統計數據因一份名為《贈與代碼》的硅谷慈善報告而被曝光，並引發了廣泛討論。該報告的兩位作者認為，硅谷的捐贈者和當地的非營利組織之間是如此的隔絕，使得它們相互之間的交流看起來就如同“雞同鴨講”。
一方面，硅谷年輕、精通技術的捐贈者們想要的是“顛覆性”“創新”“指標”和“影響力”，而另一方面，那些非營利組織則苦於得不到他們的照顧。
那麼，接下來硅谷社區基金會怎樣努力彌合這一鴻溝呢？作為灣區最大的資助機構，它是否有義務，以及有什麼樣的義務來減輕鄰居們的苦難呢？更進一步地說，如果硅谷社區基金會不能解決該區域最大的問題的話，那它究竟應該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
由捐贈者決定錢怎麼花
圖為艾米特·卡森
卡森是硅谷社區基金會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他領導基金會實現了長達10年的驚人增長，年複合增長率達到了17%，而同期社區基金會一年的平均增長率只有5%。
在基金會2017年拿出的13億美元資助當中，除了192萬美元（不到2%）是自有的捐贈基金以外，其他所有資金雖然由基金會持有，但都受到捐贈者控制。這其中一部分是來自易趣、思科這一類企業的捐贈指導基金。
社區基金會負責財務管理，而這些公司保留對其資助方向的控制權。還有一部分來自所謂的支持性組織，它們與私人基金會很像，但運作起來限制少一些。迄今為止，硅谷社區基金會所持有的絕大多數資產都是捐贈者指導基金。
捐贈者指導基金(Donor-advised funds）是慈善資金的“停靠站”。
根據美國全國慈善信託的數據，捐贈者指導基金作為慈善業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已經從2010年的 336億美元飆升至2015年的786億美元。它們可以在社區基金會、宗教慈善機構、大學、銀行或者資產管理公司的慈善分支機構那裡暫時停留。
因為稅收原因，捐贈者指導基金對那些通過公開發行股票或出售公司而獲得大量資本收益的捐贈者來說有特殊的吸引力。這樣的人在硅谷有一大批。這些捐贈者想把錢捐給慈善事業，但尚未決定怎麼給，什麼時候給。
捐贈者把他們的資本收益存入一家捐贈者指導基金，申報後就能馬上獲得稅收優惠。與此同時，他們對委託管理基金的傘形組織進行“指導”，直到決定將錢捐到哪裡為止。（富達的調查顯示，90%的捐贈者將稅收優惠作為設立捐贈者指導基金的主要理由。）捐贈者指導基金對支出沒有限制，基金捐贈者還可以匿名。
捐贈者指導基金依靠的是一個被廣泛忽略的法律擬製。儘管法律要求捐贈者指導基金要找到類似硅谷社區基金會的慈善機構來進行託管，但實踐中還是由捐贈者決定錢怎麼花。
卡森和他的12人左右的發展團隊在一個已經人滿為患的市場裡運作。他們一邊跟富達、施瓦布等低成本、大規模的金融理財公司競爭，一邊又得同昂貴的私人慈善諮詢機構競爭。此外，有專職人員的家族基金會、宗教組織聯合會、有政治傾向的捐贈者指導基金，以及捐贈者團體都是他們的競爭對手。
難怪卡森不喜歡很強勢地去遊說捐贈者。他解釋道，硅谷社區基金會員工並不把自己看成是倡導者，甚至也不是什麼諮詢師，而是擔當召集人或者夥伴的角色。
卡森說：“傳統的社區基金會是那種自以為是的引導者模式。我要引導你暢遊慈善世界我要將你帶到到我熟知的路徑上去。跟著我走，就可以避開艱難險阻。”
但卡森不會這麼做：“我們會告訴捐贈者，外面是一片叢林，讓我們一起共同學習。”他對成功的定義就是讓捐贈者感到滿意，或者用商業的行話來說，他們願意成為“回頭客”。他說：“這筆資助實現了你作為捐贈者的目標了嗎？它對社區有幫助嗎？它讓你想在社區裡做得更多嗎？這才是我試圖促成和成長的，而不是我讓你做了我想做的事情。”
卡森可沒有耐心去回應那些質疑其全球資助的聲音。他指出，硅谷社區基金會的戰略計劃是他加入基金會之前就制定了的。根據該計劃，基金會的定位是“滿足捐贈者夥伴的需求，無論他們在哪裡；支持他們心繫的社區——無論是在本地，在全美，或是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這一“社區無疆界”的觀點反映了硅谷作為全球人才“磁石”的人口結構特徵。
硅谷慈善家與非營利組織關係緊張
卡森和他的同事不會去指揮捐贈者指導基金的持有者們向何處捐贈，但是他們可以支配屬於硅谷社區基金會的捐贈基金以及每年籌集到的其他資金。然而遺憾的是，在硅谷社區基金會所持有的82億美元資產中，只有2.16億美元，不到總資產的3%屬於捐贈基金。
2017年，硅谷社區基金會通過捐贈基金配以其他籌款，在自主資助項目上共支出了1920萬美元。所有這些資金都用於支持當地的4個社會領域：教育、移民教育、地區規劃和經濟安全保障。這4個領域將許多非營利組織排除在外，包括那些藝術、環保組織，特別是社會服務組織，如食物銀行和無家可歸者避難所組織。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硅谷社區基金會的這一戰略方針都是對社區基金會固有文化的一種背離。卡森說：“基金會過去到處撒錢的方式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力。”曾在半島社區基金會工作過的伍德對此表示贊同。她說：“今天的我們是一個比過去更有勇氣的基金會。”硅谷社區基金會的資助項目主要圍繞研究、倡導和政策工作。
一些評論認為，硅谷社區基金會應該把步子邁得更大一些。曾擔任聖馬特奧縣行政官的約翰·莫爾特比希望基金會能夠參與扶貧和解決保障房問題。他說：“如果你問生活在硅谷的普通人‘什麼使你的生活更艱難’，他們會談到交通，也會談到住房。這些問題硅谷社區基金會都沒有怎麼介入。如果這些問題從來都沒有被擺在議事日程上，那麼我會質疑它對社區的重視程度。我感覺它越來越被捐贈者牽著鼻子走。”
卡森說：“我們總是向我們的捐贈者談資助機會。”不過，他認為當地非營利組織需要證明自己的能力。他抱怨道：“我已經放棄了代替每一家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官員來證明他們能力的想法。”
儘管卡森和硅谷社區基金會試圖在硅谷做更多的事情，但結果卻乏善可陳。這一結果呼應了《贈與代碼》報告的描述：“硅谷當地的慈善家和非營利組織之間關係緊張，存在溝通障礙，它們之間總是視而不見。”
該報告的合著者希瑟·麥克勞德·格蘭特認為，新一代的年輕慈善家在科技行業致富，他們對傳統形式的非營利組織興趣不大。她說：“年輕一代為慈善帶來了創新和顛覆性方法。他們將捐贈看成是一項投資，而不是慈善。他們對顛覆現狀非常感興趣。”
索布拉託家族基金會的瑞克·威廉姆斯認為，富有的捐贈者和當地非營利組織的脫節並不是由於缺乏同理心，而是由於“缺乏社區根基”。硅谷的大多數人是從別的地方來的，而且他們中很多人埋頭自己的事業。
硅谷社區基金會應該起到什麼作用？
硅谷社區基金會對2016年13億美元的資助總額深感自豪，但是好看的也只是這個數字：13億美元中的絕大部分是來自捐贈者指導基金和企業的“過路慈善”。另外，總額中將近42%是一筆5.5億美元的單一捐贈。這一交易凸顯了少數大額捐贈者對硅谷社區基金會籌資總額影響巨大。
舉例來說：2013年，扎克伯格向硅谷社區基金會捐贈了1800萬股的臉譜網股票，市值價格接近10億美元，佔當年該基金會籌資總額的70%；2015年，硅谷社區基金會70%的捐款來自12名捐贈者。
從這些大額捐贈的時機可以看出，捐贈人的捐款動力主要來自抵銷因股票變現所帶來的資本收益。
例如，GoPro公司的尼古拉斯·伍德曼和吉爾·伍德曼2014年給硅谷社區基金會捐資5億美元。這一捐贈發生在GoPro公司向公眾出售股份後不久，並在伍德曼兌現3億美元股票現金之前。而此時捐贈給硅谷社區基金會，則很可能可以抵銷因這次出售所需要支付的稅款。
談起管理費，硅谷社區基金會對捐贈者指導基金的收費在同行中絕對算不上優惠。它對300萬美元以下的基金收取1%的年費。基金賬戶上錢越多，收費比例便會低一些。
既然收費高，那捐贈者又能得到什麼呢？我們聽到了一些捐贈者的抱怨。3位高淨值捐贈者告訴我，他們在硅谷社區基金會開立賬戶是因為想支持當地社區，但他們越來越對基金會所提供建議的質量感到失望，甚至在要求基金會工作人員推薦當地資助機會時，仍然得不到滿意的回應。
還有其他跡象表明捐贈者對硅谷社區基金會的不滿。
根據硅谷社區基金會2016年的年度報告，2016年最大的資助之一是一筆價值2500萬美元的“捐贈”，贈予對象則是高盛旗下的捐贈者指導基金。2015年和2016年的兩年間，硅谷社區基金對富達、施瓦布、先鋒、美洲銀行和其他“捐贈者指導基金”另有將近2100萬美元的“捐贈”。這些錢只是轉到了金融機構的賬上，它們對慈善沒有一點貢獻，可在硅谷社區基金會那裡卻被標記為“資助”。
所有這些都讓我們難以準確地去回答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硅谷社區基金會的影響力和角色究竟是什麼？
硅谷社區基金會的確鼓勵了硅谷的富人們變得更加慷慨大方：通過捐贈者指導基金給富人們提供了更便捷、能節省所得稅的捐贈方式；將資產放入基金賬戶，一方面可以繼續獲得財務回報，另一方面可以去制定慈善捐贈策略。
你也會同樣期望，硅谷這些揮金如土的富豪們能夠更切實地去改善那些不那麼幸運的鄰居的生活。但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什麼改善。卡森和他的團隊在與其他基金會協作上動作遲緩，他們還未能或沒有興趣將硅谷社區基金會建成一個讓硅谷的大佬們聯合起來，推進令人振奮的變革性行動的中樞機構。
硅谷是一個多金、多智商，同時又存在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的地區，卻打造出了一家除了財大氣粗以外，表現平庸的社區基金會。
為了讓所有生活在硅谷的人都有更好的機會，硅谷社區基金會要變得更創新、更協作和更關注窮人的需求。最重要的是，硅谷社區基金會必須通過改變了多少人的生活，而不是管理了多少資產，來衡量自己的成功。
（注：本文有刪節，欲讀全文，可購紙質書籍）
本文刊於《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03；
作者：馬克·岡瑟，基金會、非營利組織和全球發展領域的資深記者、演講家和作家。他的文章發表在他的博客和《非營利記事報》上。他之前是《底特律自由新聞》的記者和《財富》雜誌資深作家。
原標題：《高科技巨頭創建的慈善機構》
【名詞解釋】
社區基金會：在美國，社區基金會通常被定義為某一地區或區域的居民為解決本地區問題而成立的具有獨立性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
捐贈者指導基金：英文為Donor-AdvisedFund（DAF），發源於美國，是公共慈善組織中的一種項目模式，由捐贈人捐資，在某慈善基金下設立一個子基金。捐贈人放棄這些財產的所有權，享有捐贈的稅務優惠，慈善基金擁有最終慈善捐贈的權力，但是捐贈人有權對此基金的資金用途和投資提出建議。
閱讀更多 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