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的流浪漢馬昊迫切地想要留住這個家。
這個頭髮黏成一團、衣服散發臭氣的男人，在去年年末陸續砸了30餘輛汽車的車窗。菸酒、數碼產品甚至食物，他悉數偷走。他需要錢，他要養活一個家。
“家”就在陝西渭南市郊的一片草叢裡，那裡是城市化還未涉足的荒地。半人高的雜草和垃圾堆隔絕了這裡與不遠處的高樓大廈，贓物和食品包裝袋、鋪蓋、牛奶等散落在草堆各處。
這個“家”的一切都是偷來的，除了9歲大的“弟弟”亮亮。他們沒有血緣關係，3年前，從四川流浪而來的馬昊在這裡遇見了6歲的亮亮。之後，兄弟倆把家嵌進了這座城市的縫隙。
警察在草叢裡查獲了價值達數萬元的贓物。兄弟倆分工明確，那些高檔菸酒和數碼產品交由亮亮去銷贓。亮亮還不怎麼識字，但已能分辨各類數碼產品。
渭南市公安局臨渭分局巡特警大隊便衣偵查中隊中隊長周佼，為這一系列性質惡劣的砸車盜竊案感到震驚。最瘋狂的一夜，馬昊連續砸了渭南市區的11輛車。
依法逮捕馬昊後，她不斷梳理案情，一個更令人訝異的事實浮出了水面——從某種程度上講，亮亮像是昨日的馬昊。
兩個人共同的身份是留守兒童。兄弟倆在幼年都遭遇了父母的拋棄，不同的是，亮亮被扔給了收廢品的爺爺。而馬昊則在15歲那年從寄養的叔叔家離開，一路流浪。
9歲的亮亮說，自己害怕銷贓，也知道偷東西“是不對的”。但比起這些，他更怕失去這個偷來的“家”，怕失去那個從天而降的“哥哥”。
我就看看他心裡有沒有我
準確一點來講，馬昊真正的家在600公里外的陝北，儘管他已經7年沒回去了。離家後，他在北京賣唱過，也在四川和陝西乞討過，沒有明確的目的地。渭南不過是流浪之路的一個臨時落腳點，並沒有任何不同。
他在這裡遇見亮亮。一開始，他只不過是託在路邊放炮的亮亮，順手幫自己買一些食物。後來，他們好幾次在這座城市的荒地相遇，亮亮見了“熟人”興奮起來，拉住馬昊的手，“哥哥我們一起玩吧？”
馬昊愣住了。因為蓬頭垢面的外表，他極少白天外出，他不喜歡人們的指指點點，也極少與人說話。接受訊問時，馬昊告訴周佼，一開始他並不想陪亮亮玩耍，甚至“不想和任何人說話”。只是，當時才6歲的亮亮總是纏著自己，一口一個“哥哥”，他拗不過，就陪他去了還未建好的公園。亮亮一遍遍地坐積滿灰塵的滑梯，笑著，叫著，他坐在不遠處看著。
天快黑了，馬昊問亮亮：“什麼時候回家？”
6歲的男孩一言不發，只搖了搖頭。
亮亮是非婚生子，母親生下他不久後就離開了。後來，外出打工的父親組建了新的家庭，不包括他。他成了留守兒童。前幾年，為了一家人的生計，爺爺奶奶帶著亮亮舉家從河南民權搬到了渭南。他們把家安在了廢品之中——跛腳的爺爺接手了老鄉的廢品回收生意，喜歡喝酒打麻將；有精神疾病的奶奶不能幹重活，時不時躺在蛇皮口袋上傻笑。
他一點也不想回到那個廢品堆裡的“家”。他衝著馬昊說，自己沒有爸爸媽媽，至於爺爺奶奶，“反正也不會來找我”。
兄弟倆開始同進同出。馬昊帶著亮亮去公園摘葡萄和梨，在樹蔭下吃水果打瞌睡；颳風的天氣去荒地裡的垃圾堆，看著大風把塑料袋、垃圾和灰塵捲成一團，“龍捲風啊”，亮亮大喊；下雨天，他領著弟弟去草叢深處，那兒有被雨水打溼了翅膀的小鳥，撲騰撲騰地扇動翅膀，終於，鳥兒飛起來了，亮亮忍不住鼓掌。
正值夏日，馬昊的床安置在草叢深處的電房房頂，要抵達那裡，需要在一段2.5米高的圍牆上行走幾十米。身高不到1米的亮亮說，自己一開始很害怕，踩著磚頭爬上圍牆，一步一步挪動，“快嚇死了，不敢往下看”。可眼前就是哥哥的家，咬著牙就走過去了，“多走幾回我就不怕了”。
獨自流浪的生活突然硬生生擠進來一個孩子，開銷成了讓馬昊頭疼的事。他帶上亮亮，往城中村的巷子裡鑽，有人開門乘涼，有人支著麻將桌打牌，他們趁機渾水摸魚，小偷小摸。被抓住是常有的事，不過，對方瞧見瘦小的亮亮都會心疼一番，往往只批評幾句就放他們走了，連警也沒報。
馬昊後來坦承，自己是故意帶上亮亮的。“抓住了，弟弟不用負法律責任。別人還會同情我們。”
但連續的失敗消磨了他的意志。他從前常常飢一頓飽一頓，白天撿垃圾，夜裡偷東西，不用為一個孩子的三餐發愁。他想離開，渭南本就只是他途中的一站。在亮亮最愛的滑梯前，他告知了亮亮這個消息。
6歲的孩子撲到他身上又鬧又叫，“哥哥你不準走，你走了我再也不幫你買吃的了。”自從兄弟倆混在一起，買飯的活兒都派給了亮亮。
一天，馬昊悄悄地躲在了遠處的草叢裡，“我就想看看他心裡有沒有我”。亮亮在那兒左等右等也不見哥哥的蹤影，天快黑了，這個孩子終於爆發出哭聲，“哥哥，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啊。”
這個流浪漢心軟了。十幾年前，他的父母離婚，母親離開了榆林老家，收好行李走上山路。當年同樣只有6歲的馬昊就跟著母親後面，一路跑，一路哭喊。他求媽媽不要走，可直到最後，母親也沒有回頭。
他覺得，自己和亮亮兩個瘦小奔跑的身影一點點重合了。
不冷，哥哥每天晚上都抱著我，我們一起看星星，他還給我講故事
兄弟倆決定在草叢裡安家。
垃圾和蚊蟲是他們的鄰居，兄弟倆雨天到附近廢棄的電房裡過夜，夏日爬到房頂乘涼，冬天則用撿來的木板和塑料殼做床。
他們一起去垃圾堆裡撿氣泡膜，比誰按出的聲響更大。靠近圍牆的地方有一片瓷磚拼成的空地，馬昊給弟弟買了輛遙控賽車，亮亮操縱著賽車躲過一塊塊磚頭，他就坐在不遠處陪著。
“他高興，我就高興。”接受訊問時，馬昊難得地抬起頭，他笑著告訴警察，“他（亮亮）說就喜歡跟我在一塊兒。”
亮亮很敏感地發覺，哥哥似乎變了。一直沉默寡言的哥哥突然囉嗦起來，他不再允許自己吃零食。以前，他玩滑梯和看龍捲風時總被催快點，因為哥哥要“趕時間”。後來，他把哥哥給的零用錢弄丟了，哥哥只說“丟就丟了，沒啥”，又塞給他幾十塊錢，順帶囑咐一句，“不能買垃圾食品”。
過去，哥哥一入夜就埋頭看手機，跟“四五百個人聊天”。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開始帶著亮亮遛彎，出門的時間往往是凌晨，街上空無一人，亮亮在前面跑，時不時停下腳步，回頭望望哥哥。馬昊在後面慢悠悠地走著，偶爾開口：“慢點。”
他們曾碰到酒醉的路人，對方衝著亮亮一通罵，後邊的馬昊聽見了，從路邊折下一根樹枝就衝了上去。這個身高只有1.6米出頭、駝著背畏畏縮縮的流浪漢衝到亮亮前面，嘴裡罵罵咧咧的，一步也沒退。
亮亮很少回自己原本的家了。偶爾一次回去，都是為了更換充電寶。他的爺爺直言，孫子是一匹“小野馬”。他也曾經出門找過，可賣廢品的人等著，自己又跛著腳，找著找著就疲了、乏了，“反正他早晚還會回來的。”
57歲的爺爺坦言，自己已“無能為力”。他給兒子打電話，說孫子天天夜不歸宿。他想讓對方每月寄錢，自己好帶著一家人回河南老家。可電話那頭的兒子只是沉默。許久，兒子才開口：“我真的沒有那個能力。”他組建家庭沒多久，小兒子剛出生，岳父岳母一家身體也不好。
“算了，算了。”電話斷了。亮亮和爸爸已經3年沒見了。
腿疼發作時，亮亮爺爺會喝42度的白酒來“麻痺神經”，他不敢去看病，全家人都指望著他，指望著每個月收廢品掙來的一兩千元過日子。他們在廢品收購站租的房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老兩口、亮亮和亮亮的堂妹住在一張床上。逼仄的屋子終年不見陽光，老鼠從床邊跑過。
他不知道孫子在想什麼。喝了酒後，他的脾氣很大，打罵孩子都沒有少過，“娃咋不體諒家裡的難處呢？”
“孩子被迷住了。那個人有手機，不像我只有老年手機。”他很肯定地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亮亮離開家的原因，是手機。
儘管和亮亮的新“家”只隔了幾百米，但他從未踏入過那裡。
那個“家”比起廢品收購站的屋子還要簡陋，可亮亮卻找到了久違的快樂。他在這堆垃圾裡度過了兩載春夏秋冬。渭南的冬天，夜裡氣溫常驟降至零攝氏度以下，天空不時飄雪，周佼問過亮亮，“冬天你睡在草叢裡，冷嗎？”
“不冷，哥哥每天晚上都抱著我，很暖和。”孩子說。
“你們每天晚上都幹啥呢？”她接著問。
孩子的臉上露出了神采，“我們一起看星星，他還給我講故事呢。有時候，哥哥還給我唱歌。”
錢是唯一困擾兄弟倆生活的因子。馬昊決定砸車窗盜竊。這一次，他拒絕了弟弟跟從的要求。一個人頻繁地在深夜走上街頭，扛著撬槓，砸開車窗。
他說：“不要學我，以後大了會被抓的。”
那個草叢裡的“家”一點點被偷來的東西組建起來。馬昊被捕後，警察在草叢中找到了各類高檔菸酒和筆記本電腦，還發現了大量還未開封的牛奶箱。其中許多箱因為雪水的浸泡，包裝盒都生出了褶皺。
那也是馬昊偷回的。他砸開了一家商店的玻璃窗，搬運了20多箱牛奶。監控視頻裡，他胳膊夾著、手上拎著，一夜間運了好幾次。他有個很樸素的心願，要讓亮亮每天喝上兩盒牛奶。
“哥哥說我個子不高，要被人欺負，喝奶可以長身體。”亮亮說。
後來不找（媽媽）了，因為心裡沒有了
第一次和馬昊打照面時，周佼壓根兒沒想到，眼前這個流浪漢是這一系列砸車盜竊案的主謀。他看起來太髒太弱太瘦了，甚至分不清性別。他的衣服像一塊破布，是掛在身上的。他頭髮很長，在腦袋上結成了一個油汙大包，警察用力一抓，大包分毫未動，以至於他們猜測，馬昊也許是個道士。
被捕時，馬昊編造了一整套謊言，年齡、姓名、經歷全是虛假的，直到通過技術手段找到他的真實信息，他才啞口無言。他埋下頭，無論周佼問什麼、說什麼，都不肯抬頭。
直到說起那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弟弟，他忽然情緒激動，眼睛裡有淚花。
那一瞬間，周佼意識到，也許這兩個人的關係已經遠遠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當地“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她詢問亮亮案情細節，對方同樣滿口謊言，一會兒說“和哥哥很久沒見了”，一會兒說“不知道哥哥在偷東西”，可當她跟孩子提到“想要哥哥早點放出來，就應該把東西都還給別人”時，這個孩子扯下了掛在脖子上的玉石，掏出了兜裡的轉運石，“能不能把哥哥放出來？”
亮亮如今9歲了，還沒有上一年級，字也識得不多。但他能清楚地分辨蘋果手機的型號，也知道有劃痕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最多能賣多少錢。他用一個不透明的塑料袋裝上手機和電腦，再塞滿瓶子，如果碰到人問，就答“這裡面都是撿來的瓶子”。
“他感知不到髒、善、惡這些東西，他沒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卻能感受到誰對他好，誰對他重要。”周佼說。
那些經驗都來自於馬昊。大多數時候，他們各玩各的手機，馬昊看電視劇，亮亮打遊戲——遊戲也是馬昊教他玩的。他困了就睡，睡醒了先喝一包牛奶，再去附近的小餐館買飯。
偶爾，馬昊會跟弟弟分享自己此前的經歷。他告訴亮亮，當年自己在北京賣唱，原本一夜能掙一兩百塊錢。可一天晚上，他被一群混混搶走了當晚所有收入，混混還用刀捅傷了他。
怕極了的他沒有報警，心裡只有一個念頭：趕緊離開。他去地下通道售賣自己的音響。音響是15歲離家時他用偷出來的錢買的“飯碗”，從他初中輟學一路賣唱就跟著他，有幾年了。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想賣。
夜深了，有人問他，“一百塊賣不賣？”
“不賣！不賣！這個要賣幾千塊。”
“媽的，給你一百塊你還不賣。”說完，那人衝上去和馬昊扭打在一起。
他的音響沒了。馬昊去網吧過夜，有人瞧見這個身材瘦小的男生，主動打招呼，“你當我弟吧，跟我混得了。”他同意了。兩個人一同上網熬夜，第二天一早，馬昊醒了，身上的錢一分未剩。
那是他最後的積蓄。此後，未滿18歲的馬昊開始在全國流浪。
“哥哥跟我說，這個世界壞人比好人多。”亮亮說，馬昊從不讓他一個人在夜裡出門，因為“有的人連蘋果也會搶”。
用亮亮打開話題後，周佼注意到了馬昊身上的絕望感，“這麼多年，他家裡人不關心他，（他）又在社會接觸了大量陰暗面的東西，所以才讓他那麼消極，對生活完全不抱希望。”
十幾年前，馬昊曾一度發了瘋地想找媽媽，他多次離家出走，但每一次都被家人抓回來。後來，有關媽媽的消息越來越少，他“不找（媽媽）了，因為心裡沒有了”。
因為父親外出務工，他和姐姐曾被寄養在叔叔家。馬昊的姐姐告訴周佼，自己的弟弟當年“很善良”。母親離開後，弟弟一度變得沉默寡言。進入青春期後，馬昊發現了自己對音樂的熱愛，他試著向父親提出，自己想學音樂、做歌手。
這個想法遭到了父親強烈的反對。再大一點時，馬昊變聲了，他厭惡自己不再清澈的嗓音，認為自己永遠失去了做歌手的夢想。
“他恨家裡所有的人。”馬昊的姐姐說。
訊問馬昊時，周佼見到的是一張平靜的臉。這個年輕人說話嗑嗑巴巴，甚至不敢抬頭與她對視。心理醫生診斷後認為，馬昊如今“嚴重自卑，存在語言交流的障礙”。
只有聊到亮亮時，馬昊的話會多一些。他時不時詢問亮亮的情況，又忍不住說：“不想讓他看見我現在的樣子。”
也許亮亮永遠不會知道，他的哥哥其實已經打算離開，只不過是“離開這個世界”。馬昊已經計劃好了，多幹幾筆，多攢一些錢留給弟弟。錢差不多了，他就找一個下雪天，喝點酒，一個人脫光衣服躺在雪裡，“什麼也不知道，然後就凍死了”。
那是他透露過的、為自己設想的生命結局。
你把他給我關起來！
案件發生後，馬昊的親屬從陝北匆匆趕來。但22歲的馬昊告訴周佼，自己唯一的要求是，“不見任何一個家人”。
周佼想解開馬昊心中的疙瘩。她問對方，“不見親人，難道你打算出去後再做老本行麼？”
對於馬昊，周佼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身為成年人的馬昊應該為自己的違法行為付出代價。但另一方面，這個年輕人卻在最應該接受教育的年紀流浪，一路遭遇相對陰暗的人和事，始終沒有一隻手將他拽回來。
她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因為有了亮亮，才讓馬昊重新獲得了對生活的渴望，也正是因為想為弟弟多留一些錢，他才會瘋狂地砸車，導致最終被抓。而這，又陰差陽錯地打亂了他自殺的計劃。
這名從警11年的警察找到馬昊的親人，希望和對方談談這個年輕人的遭遇，可對方見著周佼卻說，“能不能花點錢把人弄出來？”
這種態度她並不陌生。9年前，她曾辦理過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個不滿14歲的少年和幾個18歲上下的青年結成了一個盜竊團伙。他們白天擠在一間小旅館，夜裡出去盜竊自行車和電動車，賺了錢就去上網。在網吧，這群孩子學會了抽菸、喝酒以及賭博。
她所見到的未成年犯罪案件當事人，有人長在單親家庭，有人是留守兒童。有的結成了團伙，也有人獨自犯罪。但共同點是，他們都缺乏關愛，缺乏經濟來源，很多人性格自卑敏感。
一個年輕的男孩是開摩托車搶劫的“飛車黨”。周佼抓住他後問，“你不怕單手搶的時候翻車嗎？不找個伴兒嗎？”
“我不找，找了的話，如果他被抓住，肯定會供出我來的。”他表示，自己不相信任何人。
因為年齡的原因，那3個盜車的未成年人接受批評教育後，就被親人帶了回去。可沒過幾年，她又和這群孩子打了照面。那一次，他們因為搶劫被依法逮捕。去年，這群已經成人的孩子又一次和周佼碰面。在“掃黑除惡”行動中，他們再次被抓。
這五六個孩子貫穿了周佼迄今為止的11年從警生涯。一開始，這名警察講究辦案的結果和效率，這些孩子犯罪的動機並不在她思考的範疇之內。直到一次又一次碰見這群孩子，周佼心疼地想，自己旁觀了一群青少年二次乃至多次犯罪，卻什麼也沒做。
許多曾被忽略的細節被她重新翻了出來。有家長曾經當著警察的面怒斥孩子，“我回去弄死你。”還有家長怒氣衝衝地吼周佼，“你把他給我關起來！”
在周佼看來，這就像一個惡性循環。孩子犯了錯，家長往往想的是推給學校和公安。“可關了又如何，一樣治標不治本。這些孩子出去以後還是你的孩子，還是要回家，你不去了解孩子想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只是一關了之，能行嗎？”
“光靠公安機關去打擊去處理，未成年犯罪案件能徹底解決嗎？”她問。
“他們在社會底層不斷地扭打、掙扎。隨著年齡增大，不斷犯罪，直到被關進監獄。”她還記得，八九年前遇到的那群孩子，最後一次見面時，他們中有人得了乙肝，有人得了肺結核，可沒人說得清自己的病是怎麼得的。
這次面對馬昊和亮亮時，周佼覺得，自己一定得做點什麼。“我只想讓孩子回來。要把他繼續放在外面，真的就完蛋了。”一次和亮亮閒聊時，這個孩子說，自己“不想見爸爸”，也“不認識媽媽”，至於爺爺奶奶，“最起碼比我爸媽好”。
她時不時給孩子帶去食物和牛奶，同時下決心，要讓亮亮重回校園。
只是，亮亮的爺爺提起孫子依舊頭疼。常常一個不留神，孩子又跑得沒了蹤影。他只能向兒子求援，透過電話，亮亮和父親有了難得的一次交流。
“我跟你說，你再不聽話，我回去收拾你。”父親說。電話這頭的亮亮始終沒有回應，過了很久，他點了點頭。
她給孩子照了很多照片，卻不知道能發給誰
和周佼相熟之後，亮亮後來才告訴她，其實，警察們帶著馬昊去草叢裡追贓的那一天，亮亮就在不遠處。隔著幾十米，他爬在一道圍牆上遠遠地看著。
第二天他又去了那裡，哥哥沒有回來。
第三天還是沒人。
他固執地在那兒等了好幾天。
法院今年宣判，馬昊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三萬元。
半年過去，亮亮帶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故地重遊，荒草和瓦礫已經覆蓋了他們曾經的小窩，站在兩米多高的圍牆上，他找不到自己曾經的家了。
瞭解到亮亮原生家庭的情況後，周佼開始替亮亮在渭南上學奔走。她帶著孩子重新辦理學籍、補打疫苗、買保險、做體檢……周佼自己也有一個正在上幼兒園的女兒，她很清楚，“別的同齡孩子都是天真爛漫，有哪個家長會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和亮亮在一起上課呢？將心比心，誰都會擔心自己的孩子被帶壞。”
可她還是想試試。
公辦的渭河小學最終接納了這個超齡學生。班主任王豔老師也嘀咕過，“我會不會一天到晚都忙著‘破案’啊？”這個孩子的頑皮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第一天見面時，亮亮在校長辦公室裡上躥下跳，一會兒在沙發上蹦躂，一會兒鑽進茶几裡，王豔聞到了亮亮爺爺身上的酒味，出言提醒，亮亮一臉開心地扭頭問她，“你是狗鼻子嗎？”
聊到最後，王豔和周佼達成了共識，不管怎樣，先試一試，不要輕易放棄這個孩子。
當在這座城市流浪兩三年的亮亮終於得到一張課桌時，王豔發現，她給亮亮講過的規矩和道理，這個孩子竟然悄無聲息地消化了。下課離開教室，亮亮會主動把凳子挪進去，不發出聲響；午休時，他即使睡不著也會把頭伏在桌子上；放學後接他的家人總是來得很晚，有別的小朋友等急了，亮亮會把自己剩下的那份零食遞給對方，還順帶哄哄那些弟弟妹妹。
與之相對的，是這個孩子依舊敏感而自卑的內心。課間，她看到亮亮想加入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拉圈圈的遊戲，卻又不好意思開口。她在遠處就悄悄向其中的男孩招手，告訴對方，“你們跟哥哥一起玩好不好？”
男孩聽了，麻溜地跑回去，一把抱住了亮亮。
在班裡，所有同學都叫亮亮“哥哥”，他過去的經歷沒人關心，王豔發現了孩子繪畫上的天賦，還讓其他小朋友圍過去欣賞亮亮的畫作。靠得近了，有愛乾淨的女生忍不住想開口，她盯著女孩，輕輕地搖了搖頭。
班裡曾發生一起“盜竊案”，同一天有3個小朋友的東西被偷，站在講臺上的王豔連眼神都沒有投給亮亮，“我必須去相信他，我要讓他知道，老師沒有懷疑他。”事實證明，事情跟亮亮沒關係。
在王豔看來，不僅是亮亮在學習重新融入學校，其他小朋友和他們的家長也獲得了珍貴的一課——學習去包容、理解、接納那些弱勢底層的人群。家長委員會的其他家長時不時給亮亮帶些吃的，還為他湊過一次書費，學校做活動時，他們還特地給亮亮拍了許多照片。
王豔的電子相冊裡，有一部分全是亮亮的照片，那裡記錄了孩子每一個階段的成長，足有幾百張之多。她給他照了很多照片，卻不知道能發給誰。亮亮的爺爺總是喝得醉醺醺地來接孩子，奶奶更是路都認不清，孩子的父親她至今沒有見過。
其實，她本來差一點就能見到孩子的父親了。那次，一向寡言的亮亮話多了起來，他告訴王豔，“我爸爸過幾天就回來了。”
王豔在孩子臉上看到了期待和笑容，可一天兩天過去了，還是沒能等到那位父親。
亮亮原本準備了很多話要跟父親說。他還給自己素未謀面的弟弟準備了禮物。那是一個小書包，“我從我叔那兒看過視頻，我弟可小了，很可愛的。”
作為孩子的班主任，王豔也很想和孩子的父親交流一次。“僅靠周警官和我，對亮亮一年兩年可以如此，三年四年呢？換了班主任、回了老家，亮亮又該怎麼辦？他會不會再一次盜竊？”她想讓孩子的父親“意識到自己的責任”。
這個暑假，亮亮的叔叔結束了外地的打工，回到廢品收購站幫忙。亮亮的生活也忙起來了，他時不時跟著叔叔一起去網吧待著，那兒有一群叔叔的朋友。他還負責為這群人買食物和水，東西很重，他曾在電瓶車上失去重心摔了下去。
渭南市公安局臨渭分局巡特警大隊大隊長衛英康，也在一直關注這起案子的後續進展。他認為，“人的因素是千變萬化的，更重要的是從制度上去保障。”他希望，從法律層面和制度層面能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參與，“來共同挽救案件裡的弱勢群體，同時形成常態化的機制”。
“預防很重要，但絕不是公安一家可以承擔的。需要司法部門、孩子的家庭乃至全社會形成合力。”他說。
不管怎樣，眼下亮亮的生活總算回到了正軌。前些日子，周佼忙完一個案子，順道拐去了渭河小學。60幾個孩子正在大教室裡排練節目，9歲的亮亮個兒高，站在最後一排，一堆孩子比劃著，周佼湊近一聽，他們正在唱《我愛我的家》。
她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她不知道人群中的亮亮是否能理解歌詞的意思。她只清楚，這裡才是這個孩子應該待的地方，這裡就是孩子的“家”。
亮亮偶爾還會想起那個草叢裡的家，想念半年未見的哥哥。
他會問每一個來看望自己的人，“哥哥什麼時候能回來？”得到確定的答覆後，他又忍不住自言自語，到時候哥哥也許“頭髮變短了”，自己“會不會認不出來了”。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本文亮亮、馬昊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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