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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小偷家族》，我最直覺的感受是，是枝裕和可能已經超越小津安二郎了。
這麼說，當然只是我個人的感受。我看小津的電影比較多，並且非常喜歡，而是枝裕和我看得少，因為他被稱為“小津安二郎傳人”，讓我感覺，既然是傳人，那大概是很難超越前輩的吧？
小津和是枝裕和都非常善於表現家庭題材，但是看過是枝裕和的一兩部電影之後，我覺得他的情感和細節表現得過於細膩，而氛圍掌握得不如小津，所以會給我一種小家子氣的感覺。
於是我沒有去看更多是枝裕和的電影，直到這部《小偷家族》讓我對他的印象大大改觀。
有影評人歸納，是枝裕和的電影是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展現學緣家庭的內部矛盾，另一類則像《小偷家族》與《無人知曉》這一類，雖然還是家庭題材，但是更大的背景則包含著社會議題的，只是這些社會議題被非常完美地嵌入到家庭題材之中去了。
《無人知曉》我還沒看過，只說《小偷家族》。其實從是枝裕和的經歷就可以知道，他絕不僅是隻關注家庭題材中的那些小溫暖、小確幸的。在當電影導演之前，他是一個電視紀錄片導演，所拍攝的題材大多與社會議題相關，例如毒氣事件等，可以說從當電影導演之前，是枝裕和就非常有社會關懷。
這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有如走路的速度》中也可以看到，在瞭解他以前，我以為他會是一個小清新型的導演，認為人生中最巔峰的時刻，就是四歲的女兒認真地問自己長大了以後是不是不能嫁給爸爸。
但是看這本書，你會發現是枝裕和的複雜性，的確有很大的部分，他是一個溫情脈脈的中年男人，總是能關注到那些溫暖人心的生活細節，例如在給爸爸的遺體做調整的時候，不小心觸碰到父親的鬍渣，而回想起兩歲時，爸爸抱著自己看棒球比賽時的那種觸感，而不禁大哭。
另一方面，在這本書中，你也可以看到是枝裕和的批判性，他期盼日本的媒體，批判人的島民根性：
“定居在日本這樣的島國，
居民尤其缺乏與不同的人群接觸、促進自身成熟的機會。
四面環海的地理位置本該促進以海洋味沒接的對外開放，
但不知從何時起，大海被視為屏障。
經歷漫長的歲月後，“島國根性”蔓延開來。
說的直接一點，這是一種病，
因此才滋生出
“日本是單一民族”
“萬世一系”
“中國人身上有犯罪基因”
等困擾內外的幻想和謬言。
更糟糕的是，
由於自身不成熟，
個體對籠罩整個群體的
（在外界看來只能稱之為暴力的）
單一價值觀不加批判、隨波逐流，
並沉湎在如此便能心安理得的錯覺當中。
我想這就是當今日本社會（世間）的特徵。”
在電影這件事上，他直言不諱自己不喜歡的一些導演的作品，也批評日本政府對電影不恰當的扶植政策。
溫情與深刻，這兩年加起來，或許才是完整的是枝裕和，而也這一點也是我認為是枝裕和可能已經超越小津安二郎的地方。
小津的電影當然好看，他總是能捕捉父母與子女之間那種既相愛又相互牽絆的氛圍，把家庭的溫情與無奈拍得入木三分，最讓我喜歡的，還是那種緩慢的節奏，彷彿一個鏡頭下去，這一輩子就要過完了的悠悠之感。
但是在《小偷家族》這部電影裡，我看到的是枝裕和的超越之處是，他已經不僅僅表現的是家庭題材，他把更大的社會問題嵌入到家體之內，通過這一個家庭，折射了日本社會或說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例如：
家庭這種社會基本結構的潰敗。在電影裡，三個小孩都是被家庭某種程度上遺棄的，三個孩子不見之後，他們的家長都沒有報警，而是人其死活。在看似文質彬彬的社會中，這麼多父母對自身責任的拋棄，折射了日本社會，家庭結構的分崩離析，家庭已經無法承擔起提供社會支援、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作用。
三個孩子在原生家庭裡沒有感受到的溫暖，反而遭到虐待、拋棄、遺忘，而他們在這個看似不堪的小偷家族裡卻可以互相取暖，得到了最基本的人性的關懷。
這樣的表現，難道還不具有足夠的批判性嗎？只是是枝裕和的批判隱藏得很深，可以說是綿裡藏針，他努力刻畫的，不是故事的離奇、劇情的衝突，而是把這這隱藏在幾個主人公日常的互動之中。
如他自己在書裡所說的：
“說到底，電影就是要對日常生活進行豐富的描述，並且把它真實地傳達給觀眾。‘人’比‘故事’更重要，我不打算改變這個觀點。”
此外，是枝裕和雖然不對故事中的主人公加以道德批判，但是卻對虛偽、無效的現代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救濟提出了溫柔的批判
媒體對事件的報道，與電影觀眾的感知南轅北轍，媒體總是片面化地用社會道德規範的慣性來看待社會問題，而絲毫不能反應一個複雜的個案中種種人性的矛盾。
警察、法院對事件的調查與處理，雖然看似遵循了法律，但是卻對事件中受害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算是最好的結果，只是滿足了人們對於墨守陳規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預設：小孩應該回到自己父母的身邊（而不管他的父母對他的虐待），誘拐兒童的人應該被判入獄（而不管，當初他們可能只是為了憐憫而救助她）。
這些，是枝裕和都沒有通過故事或人物之口直接說出來，而是展現給你看，當家庭不再能提供基本保障，媒體報道遠遠不能真相，警察、法院的社會救助機制失靈，人會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境地，而在這樣的境地中，我們還能依靠什麼生存下去。
正如是枝裕和同樣寫在這本書中，也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所說的那樣：
“電影不是用來審判人的，導演不是神也不是法官。
壞蛋或許是用來讓故事或者事件變得更容易理解，但如果不用壞蛋這個角色，是否反而可以讓觀眾把這個電影當成自己的問題，帶回日常生活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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