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風”系列人文社科講座
包拯在端州
▲主講人：李瑋
主講人：李瑋，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畢業。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戲劇家協會理事，曾任肇慶市戲劇家協會主席。退休前系肇慶市藝術研究所主任。現為肇慶名城與旅遊發展研究會會長。創作及與人合作有：歌劇《望夫石》，話劇《雙星喋血》、《昨天今天明天》、《打開山門》，粵語電視連續劇《沙煲兄弟》等。出版有《寶硯奇情——李瑋劇作選》、散文集《大明小輯》、武俠小說《獨劍闖端州》、《葉挺的故事》、《包拯》、《硯都清風》、《中國歷史文化名地——肇慶》等。
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任端州知州，任期三年。包拯在端州期間，治理水患，改造瀝湖（今星湖），在城內打七口井，改變了端州居民歷年來飲用西江水或瀝湖水的習慣，減少了疾病的發生。興建豐濟倉，在寶月臺興建西江流域第一家書院“星巖書院”。嚴格按照端硯貢數，他本人不持一硯歸。“包青天”就是從端州叫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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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雕像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天聖五年（1027年）登進士第。 嘉祐六年（1061年）任樞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追贈禮部尚書，諡號“孝肅”，後世稱其為“包孝肅”。有《包孝肅公奏議》傳世。
提振正氣根治瘟瘴開鑿七井
一
把史籍志書以及專家學者的所載所說，歸納疏理包拯治端三年所做的大事，按常識常理排列出先後順序、輕重緩急，除了排瀝屯田，發展生產以救荒饉，刻不容緩就是根治瘟瘴，使患病人口恢復健康，增強勞動生產能力，只有這樣做才有可能持續發展。
紹興進士龔茂良差遣英州安置時春遊端州，即興賦詩《端州一日有四時》曰：“晴雲當午僧揮扇，曉雨生寒人著棉。此是嶺南春氣候，一日常有四時天。”嶺南屬亞熱帶氣候，端州處珠江三角洲邊緣，氣候更為特殊、複雜。“賀江（西江上游一條主要支流）雨溼石，西江漲三尺。”上游小雨下游澇。端州春、夏兩季洪澇最多，西江洪水氾濫，北嶺山洪助虐，現今七星巖一帶經常受到淹浸。水來得快，去得也快，水退之後，留下荒塘沼澤，死水腐草日淤月積。北嶺山山高林密，樹林間鬱溼之氣蒸騰，濁氣交匯，迷漫不散，當地人稱之為“山林瘴氣。”人一旦吸納便會染病，昏暈無力，上吐下瀉，疾病有很強的傳染性，一人得病患漫一村。當時也說不清是什麼病，現今也只能推測可能類似於瘧疾，在當時的科學環境中，還不能確切得出結論。只傳是“瘴母”（ 如《聊齋》、《封神榜》、《西遊記》之類志怪書籍所描述的邪神）為害人間。
陸游《避暑漫鈔》也記載：“嶺南或見異物從空中墜，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這瘴母無常形、無常態，去來難尋，若即若離，多方變幻。無法解釋便產生“巫醫邪術” 的流行。雖然北宋天聖元年（1023），朝廷下詔：“禁廣南路巫覡挾邪術害人。”景祐三年（1036）二月，又以“廣南兵苦瘴甚，為置醫藥。”由於找不到根源，醫藥也起不了作用，遏制不了禍患的蔓延，“殺人祭鬼”、“巫覡挾邪”由迷信而滋生，也自然愈演愈烈，制止不了。
▲李瑋老師開講即與聽眾互動
在端州，殺人祭鬼雖未長見，求神問卜卻是無日無之。三聖宮、觀音堂香火不絕，人頭湧動；相鄰的悅城龍母祖廟廟門擁堵、煙火瀰漫，往往來來都是善男信女。在荒村陌道上，為染瘴疫死亡者掛白舉幡的送葬隊伍，也並因為求神保祐的人增多而有所減少。有的瘴疫患者，為了親人不受傳染，讓親人抬到山上去自生自滅，有的老人爬出家門，含悲吞淚投身西江了卻殘生。看到如此景象，心急如焚的就是一州之長的包拯。在排瀝墾荒的基礎工程進展的同時，急於解決的，其一是治理瘟疫，其二還是治理瘟疫，令人頭疼棘手的也是治理瘟疫。
古代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多有不為成名相，則為名醫的志向，都兼學一些歧黃之術，不精也通。端州的學者專家（也包括我在內），都說包拯“以生草藥結合中藥治理瘟疫。”說得都很有點含糊，很缺乏自信，這生草藥其實也都可以歸到中藥中去。如果真是如此，當地人（包括隱居渡頭村的梁燮）就可以做了，不必等到包拯來了才“出謀獻策”，這是關係到自己的生命安危的問題。他們（端州的民戶）一定也想過不少辦法來自保自救，病急亂投醫，中成藥與生草藥結合也自然有所應用，不會坐等包拯的到來才去實施。
端州民戶受到瘟疫的侵擾，北嶺山上的“猺種”也當不可倖免，而且山上的環境更加惡劣，受到瘟疫的影響更大，他們也一定有他們的辦法去防止瘟疫的為害。包拯排瀝屯田，以救荒饉也使“水疍山猺” 看到了希望，這才“熟化奔走”融入到端州民戶之中，山上俚猺的趨庭歸化，山上山下的文化交流也就自然的繁榮起來。清心的包拯，也自然不會忽略這種變化。以此推理，“以中藥配生草藥”，應該是以中藥與猺藥互為佐使，以治瘟疫，這是強強聯合，成效也就必然顯著。這是包拯致力於發動民戶，生產自救的同時，又一個喜人的收穫。這不是端州獨有的孤例，也不是包拯的獨創。“熟化奔走”，走就是相互交往，就是文化交流，就是易俗移風的過程。世界文化的文明，也都是“走”出來的。
▲典籍上的包拯像
包拯敏感地把握這種變化，在他在任其間建起了寶光寺。清康熈《肇慶府志》記載：“寶光寺在城東臨江，宋包拯建。”劉偉鏗著《地域文化研究》（廣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他在《拯治端遺蹟及其歷史意義》一文中說：寶光寺“祀玉皇大帝，遺址在今崇禧塔東堤圍上飛鵝嘴地段（後遷建玉皇殿於玉屏巖頂），因宋代皇帝自稱是玉皇大帝派遣下凡間管治天下的。包拯建此寺意在鼓勵居民服從朝廷的管治，維護社會穩定與國家統一。”
▲玉皇大帝像
玉皇大帝又稱玉皇上帝，總管三界十方，是中國民間信仰中至高無上的天神，他在眾神中的第一尊位是在宋朝確立的。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九日詔封王皇大帝為“昊天金闕無上聖尊自然妙有彌羅至真玉皇上帝”。亦稱為“玄穹高上玉皇大帝”。天上有玉帝，地上有皇帝，是國家祭祀、民間信仰互相影響的國俗民風。在水疍山猺趨庭向化的時候，包拯興建寶光寺，宣傳山上山下、猺人漢族都是大宋皇朝的子民，在民族團結，和諧共處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中藥與猺藥相互作用，疫情被迫制下來。可是時間不長，又出現了反覆，原來沒患病的人患病了，已經治好的人又二次得病，瘟疫仍然得不到有效的根治，使民戶百姓更是驚慌失措，惶惶不可終日。包拯心裡明白，要制止瘴疫的流行蔓延，就必須找到流行蔓延的罪魁禍首。他四處走訪觀察，仔細尋覓那“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的“瘴母”。
瘴母必然藏於民居生活之中，才能在不知不覺之間造成危害。包拯仔細觀察，北嶺塱塘沼澤的水，百姓不會用了，用的都是西江河流之水。西江河滔滔東流而下，而端州江灣處的水卻十分平緩，漂浮著民戶丟棄的汙穢物品。民戶用過的水，又都通過溝渠流回到江中。州署公職人員的用水，都是派人駕小艇到河中運回來使用，所以甚少染病，江灣的水受到汙染，州署的公職人員是知道的，但是沒有辦法解決，只能自保。端州民戶多習慣喝生水，未經煮沸，自然更為容易得病。包拯確定民戶飲用的西江河水，就是瘟疫傳播的源頭。要根治瘟疫，就要讓百姓不喝河水，要不喝河水就只有挖井。
▲肇慶龍頂崗包公井
挖個水井是小事，卻是一個智者與勇者才能做到，在到處都是水的地方挖水井，必然會引起驚詫和反對，強制施行會引起不滿，積極性也難以調動起來。很多時候，老百姓相信的是事實而不是道理。包拯找來差役，就在州署門前開挖了第一口水井，州署都喝井水，不再用船到江心運載。喝了井水不再得病，大家都相信了。包拯便在州內民戶密集的地方，選了六個開鑿水井的位置，讓端州民戶參與開鑿。
端州地下水源豐足，挖井不是難事，開鑿七口水井也不算太大的工程。但是，小工程大作用，小工程大能量，小工程大成效。長期受瘟瘴困擾的端州脫下了疫區的帽子，恢復了遠近的物資交流，民戶的精氣神因此昂揚提振，生產的發展因此而迅猛加速……包拯在端州三年所做的許多事情，史籍志書記錄簡略，唯獨挖井一事濃墨重彩，在歷代的見聞札記中更是不惜筆墨，記錄詳盡。元末明初郡人董源的《義井記》、清朝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袁枚的《子不語》、李調元的《南越筆記》、宋起風的《稗說》、張渠的《粵東聞見錄》、範端昂的《粵中見聞》、檀萃的《楚庭稗珠錄》、許奉恩的《裡乘》，還有當代中山大學教授趙仲邑的《精廬小札》等等都有記論。因為這七井起作用的時間長，從北宋一直綿延到清末，甚至民國初年還在使用。
董源的《義井記》是見諸史籍最早的記錄：“宋仁宗朝，包孝肅公以知揚州天長縣，徏知端州。病民元汲於江，作七井以便其用。其一在府治內，後人以其水清冽比公之介，名之曰包公井。距府治西嶽廟旁則其第二井也。其三存縣學前街南，俗謂之義井。其四在分司巷口。其五在廣濟倉右。自廣濟而轉北門之左，其第六井也。自城北而復主帥堂之前，其第七井也。（按，此處元代是肇慶路管軍萬戶兼同知廣南東道宣慰使所在地。明初系肇慶千戶所在地，是本地最高軍事機關，故董源稱之為主帥堂。）”
《義井記》還描述其中一些井的填塞與修復：“唯縣學前、分司巷口兩井，當通衢之衝，汲之者眾。然皆以罌缶出水，少不謹，則相撞擊破毀，歲久填塞。水涸之月，綆不能以及泉。井之用，於是乎有間也。高要縣判簿，樂平鮑君宣文，仰前人之遺矩，急斯民之日用，方廟學、義倉諸役甫完，欲興修治。即買右僦工浚之，復躬自指畫，出其瓦礫汗淖，補其敝漏缺。井之口，周以石闌。其外四偶，皆治使端正，甓砌平垣，尤愈於新……”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肇慶七井》記載：“包孝肅為端州守，嘗穿七井，城以內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門外者，曰龍暃崗井，民居環抱，清源滑甘，為七井之最。此郡城來脈，山川之秀所發也。大凡幽谿邃澗之水，飲之消人肌體，非佳泉。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側，土肉和平，而巽風疏潔，乃為萬灶所需，食之無疾。孝肅此舉，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為政，能養斯民於千載，用之不窮。不過一井之為功，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言鑿井之不可緩也。”
三
▲包公井
包拯在州署前（府治內）挖的第一口井，“後人以其水清冽比公之介，名之曰包公井。”端州人認為，端州瘟疫是由於妖魔作祟，包公挖這口井把妖魔鎖住了，所以也叫這口井為“鎖妖井”。1984年建肇慶市第一人民醫院綜合樓而被填埋。計劃之時，肇慶的專家學者紛紛反對，認為醫院應遷出州署遺址，以保護文化遺產。主建者一意孤行，專家學者無奈退讓，建議樓高不能超過七層，這樣不會遮擋古城上披雲樓的視線，仍可登樓看到四塔擎天的景觀。主建者不顧市民反對，違規建起十三層高樓，這是肇慶最為違背民意的事件。事過不久，主建者在自己主建的十三層大樓上跳樓身亡。這當然不是由於有逆民意而懺悔，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如今肇慶市政府致力古城復興，肇慶市第一人民醫院遷址，十三層醫院綜合樓在群眾的呼聲中被拆除，被填埋的包公鎖妖井有望重見天日，三十餘年因果，也是彈指之間。
屈大均所說的城外二井，就是董源所列的第二井與第六井。第二井就是“民居環抱，清源滑甘，為七井之最”的龍頂崗井，民戶叫“大井頭”。1987年12月出版的《肇慶市文物志》記載：“大井頭古井位於市區西部龍頂崗西麓的三聯巷。井呈圓筒形，以弧形花崗岩石砌井壁。井口直徑0﹒75米，井欄為石灰岩，高0﹒35米，欄口有繩痕。”井欄是清朝樣式，已經歷了數百年之久，井欄由於使用損毀而重造，也是正常的事。由於該井得到附近清真寺回民的保護，至今淘洗之後井水依然還可以飲用。
董源所列 “其五在廣濟倉右。”劉偉鏗著《地域文化研究》記述：“……包拯所建廣儲倉的所在地。廣儲倉元代改名廣濟倉，明代改為豐濟倉，清代改為督標後營守備署，清末被醫生張玉屏購買，稱為玉屏園，故第五井又稱為玉屏園井。”解放後建高要縣委宿舍樓，井在樓外附近，井欄己是水泥建造，是接待參觀最多的“包公井”之一。
2007年《肇慶名地薈萃》第一、二期合刋，刊發肇慶市博物館老館長馮詠浩《包公井重現真身—調查考證包公井實錄》說：“多年以來，人們都認為米倉巷3號（原包公豐濟倉遺址）院內，現用兩塊大水泥板蓋住的那口水井，是宋代包拯興建豐濟倉時所挖的水井。但我心裡一直對那口水井有很多質疑。因為它沒有一點兒‘古味’。”經馮詠浩查實：在建設高要縣幹部招待所、縣幹部宿舍大院時，“解放初（約1953年）此處不斷接待鄉鎮幹部，那時又未有自來水，為解決用水問題，縣指派了當時縣府幹部歐振元負責挖了此口水井……”
▲米倉巷的朝暉糧站
真正的“米倉巷右”的 包公井，1973年建樓房時被蓋在樓底層內。馮老館長說：“建房時認為古井有水，可作消防用水，建樓時，特意在樓底層圈出一小地方像單車房一樣，容下了這口水井。”退休職工陳邦環對馮詠浩說，他曾多次淘洗此井，井壁留有井梯（井眼）壁磚都很圓滑，沒有稜角了。經馮詠浩考察研究：“該井深在6米左右，實測下層原古井石欄是由整塊石頭打製而成，由於年代久遠，被水桶和繩索摩擦得十分光滑，已成了不規則圓形。井的內徑在40至44釐米之間……井壁內徑約56釐米，古井內青磚均為寬13至15釐米，厚4﹒5至5﹒5釐米，其長度伸入井壁看不見，是宋代青磚常用規格。”可認定為包公所挖的古井。
真的包公井距假的包公井僅二丈有餘，正是處於董源所說的“廣濟倉右”的位置上。2017年籌備“2018包公廉政文化研討會”其間，有關方面將隱藏包公井的小房間拆去兩面牆壁，讓“包公井重現真身”，配合古城復興規劃，開劈為一個參觀點，供全國各地參加研討會的代表參觀、緬懷。時至今天，包公七井能夠看到的，也僅有被列入廣東省文物保護的龍頂崗大井頭的包公井、米倉巷廣濟倉右的包公井了。
張渠《粵東聞見錄》捲上“井水條”記載：“肇慶昔有七井，包孝肅守郡時鑿。內五外二，以象七星，在西城外者曰龍頂崗井，最為甘冽，今亦湮。城內五井不可考，當時碑石無存……”也就是說，他到肇慶考察時，已經看不到一口包公井了。張渠，康熙五十年（1711），由副榜貢生出任太常寺博士，雍正五年（1727）補刑部郎中。雍正八年（1730）六月題補廣東惠州知府，不久擢升為肇羅道員。雍正十年（1732）遷廣東按察使，後調任江蘇布政使，又曾任湖南、江蘇、湖北巡撫。《粵東聞見錄》應是他在廣東期間，雍正八年（1730）至雍正十年（1732）到肇慶考察（視察）的筆記。那時候他已經找不到一口包公井了。
張渠《粵東聞見錄》捲上“井水條”中還有一段話說：“……附城婦女多汲江爨。各署日需羚峽泉，僱夫舟運，窮日之力而往返。論者謂幽溪邃澗之水，飲之消人肌體，不如浚治龍崗舊井，多益而省費。”張渠也瞭解到由於幽溪邃澗之水不能喝，居民又只好汲用西江受汙染的水，官府又要費人耗力駕舟到羚羊峽去運水。這還不如把湮塞的龍頂崗舊井浚治再用。由於朝代不同，井欄便按清朝的式樣來構造。後來的學者專家也考證認為，重開的水井（包括米倉巷玉屏園井），還是包拯原來開挖的水井，只是在重新浚治時，隨著時代的不同，井欄的風格樣式也隨之改變。
▲包拯在七星巖唯一的摩崖石刻
包拯開鑿七井，應該沒有想到“能養斯民於千載”，“一井之為功” 的目的，只是一心根治有損民戶肌骨的瘟疫，提振正氣而促進經濟的發展。效益的後延，作用的持續，也都是後來人的見證與評說。在人類從野蠻而走向文明漫長的過程中，經歷著不斷的取捨與揚棄。有用則存、無用則廢，是不可以改變的規律。到了自來水完全取代河水、井水飲用的時候，井水不再為生活的必須。除了專家學者一代接一代去考證、研究這一段歷史之外，普羅大眾也就是留下一個念想與緬懷，這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不忘初心”。我們需要傳承的，需要弘揚的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激勵我們砥礪前行。
以軍力助民力排瀝墾荒
一
上溯至唐朝末期，嶺南端州除了南臨的西江，北邊還有源於北嶺的幾條內陸河涌。其中最大一條河叫“瀝水河”。這些內陸河涌季節性很強，每逢春夏遇到雨季，北嶺山的“山坑水”夾沙帶泥衝湧下來，河水便暴漲漫溢，而到了秋冬時節，河水便乾涸起來。年深日久，瀝水河積聚了大量沙泥，逐漸淤塞。每年的春洪夏澇，西江河水又淹沒了瀝水河周遭的大片土地，形成七星巖一帶成了“汪洋澤國”，西江的洪水與北嶺的山洪內外交匯，直淹至北嶺山下。洪水退去時，瀝水排洩不幹，又積滯成沼澤、溼地。
▲肇慶羚羊峽
以劉偉鏗為代表的一些方誌專家認為：西江自三榕峽起分南、北兩條水道，經雙羊峽（現稱羚羊峽）匯合流向珠江。端州是夾在其中的內河島嶼，稱為“兩水夾洲。”唐末宋初，北邊水道由於河床高而逐漸淤塞，成為一大片沼澤溼地，僅留南邊水道（即現今的西江河道）過零羊峽（後稱靈羊峽，今稱羚羊峽）流入珠江。北宋“至道二年（996），陳堯叟始築端州西江堤（基圍），讓西江北支淤成旱峽和耕地。”（1989年9月劉偉鏗、吳泳平編著《肇慶曆史風貌》）
“宋時西江水患頻繁，當時西江出三榕峽後，分為三支；一支經城南出羚羊峽，另一支經南岸、金渡沿宋隆河出金利和高明，還有一支從睦崗經七星巖出水基、鼎湖。每當洪水季節，城郊變成澤國。包拯到任後，在城西、城東構築堤圍，與城墻連成一體，把西江河水堵截在城南主河道上。繼而，包拯指導民眾在城郊排漬、築塘，墾荒發展生產。”（曾特《歷史上的包拯及其在端州的政績》，載1999年5月紀念包拯誕辰一千周年暨包拯學術研討會文集《廉吏風儀何處求》）。
以上兩說顯誤，劉文說，西江自三榕峽起，分兩條水道，將端州夾在中間，形成“兩水夾洲，端州是像現今硯洲一樣的內河島嶼；曾文所述說“包拯到任後，在城西、城東構築堤圍，與城牆連成一體，把西江河水堵截在城南主河道上。”包拯知端州時還沒有城牆，包拯離任十年之後才築土城，也只是“僅容癬宇” 。肇慶市水利局原副局長、黨組成員兼局總工程師李伯益認為，劉偉鏗等人的論證是不當的：“（1）西江經過三榕峽後，主河道為大鼎峽至羚羊峽之間的河道（即所渭南邊水道）。所謂北邊水道（即桂林頭—七星巖—旱峽—後瀝線）至今在景福圍沿線地質鑽孔勘探中，未發現地質資料可以證明是西江的主河道（或主要出水道、西江故道），歷史上瀝水河只不過是一條彙集北嶺山水的小河流，當西江洪水氾濫時被洪水淹沒並通洩一些河水而己。
（2）歷史上知州陳堯叟不可能‘將西江固定在南邊水道’ 。要將西江固定在南邊水道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多個朝代的努力才能‘固定。’”（2005年1月《肇慶文史》第十九輯《肇慶西江河道與水道“固定”》）
二
曾特先生說：“包拯指導民眾在城郊排漬、築塘，墾荒，發展農業生產。”還是說對了的。歷千年滄海桑田之變，正本追源，排瀝墾荒還應由包拯開始。
包拯踏足的端州，是一個土著俚僚尚未開化的“蠻荒”之地，是屬於典型的，急待開發的自然型地區。由於洪魔旱魃為害，生產方式落後，農戶耕種的都是“望天田”，撤下種子便聽天由命。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落後，加上瘟疫的長期為害，人們完全沒有駕馭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
中國曆代皇朝都派力役給農戶，宋代的力役制度沿襲自五代，基本上是按戶派差，因此力役也稱為差役。到比宋時，差役的問題日益顯現。有官方分析：“且以三千戶之邑，五等分（戶）等，中等以上（戶）可任差遣者的千戶；官員、衙前將吏不啻一二百屍，並免差遣；州、縣、鄉村諸邑役人又不啻一二有戶。如此則二三年內己總遍差，才得歸農，即復應役，直至破盡家業，方得休閒。”能夠說得清的賦稅，在北宋就有公田賦、屯田賦、民田賦、堿郊賦、雜變賦、丁口賦等等，沒錢便代以勞力。
上說的只是縣役的情況，“衙前”還不是民戶的差役，民戶負擔的差役是州、縣役和鄉役。由於徵役無節制，官員又乘機敲詐斂財，比較富餘的民戶交綱錢財可以免徐差役；而免除了富餘民戶的差役，實際上又向下分攤，讓出不起錢的民戶承受，成為中下民戶的沉重負擔，很多貧苦民戶甚至因此家破業敗。民戶為了應付沉重的差役，農業生產嚴重缺乏勞動力，田園因此而荒廢，也就嚴重影響了國家賦稅的徵收。
▲現場聽眾們都聽得陶醉
到了北宋建隆二年（996）五月，朝廷頒詔“令諸州勿復調民給傳置，悉代以軍卒”由軍役代替民役，減輕了民戶的沉重負擔，這是中國古代役法上的一個重大改牽。但是，這個改革觸及到各級官僚的切身利益，實施起來也就並不容易，尤其是嶺南山區，山高皇帝遠，攝官、蔭官放不下可以斂財的利益，更容易陽奉陰違，力役仍然強加到民戶的頭上。
包拯眼見沼澤荒丘多，可耕田地少，由於瘴疫蔓延，勞力缺乏，村墟頹墻破宅，了無生氣。節令催耕急，野地少耕鋤，無糧人心亂，這眼前之急不容忽視。人誤地一春，地誤人一年，當務之急不是說了再做，而是做了再說，他斷然下令廂軍掛起刀槍，脫下衣甲，包括州署的閒吏、差人，全都集中起來，到北嶺山下排瀝墾荒，雖然招來了不少驚訝、不解的目光，但是，這隻有百餘之眾的廂軍人等，也使被長期冷落的荒塘沼澤頓時熱鬧起來。屯墾出來的荒地，包拯要求軍卒，開出多少新田新地就立即搶種，不論水稻、包穀、紅薯、芋頭，能夠飽腹充飢的農作物，都要及時把種苗種下……
包拯不以廂軍來“備峒寇” ，去征剿嘯聚北嶺叢林中的“猺種” ，而是有點強制性的實施朝廷“令諸州勿復調民給傳置，悉代以軍卒” 這長期沒法有效實施的政策，以知軍州的權力，靈活運用起來，他調遣地方軍隊，象打仗一樣，搶回農時節氣，大力發展生產，以軍力助民力，舒解端州無糧之困。包拯後來在給皇上奏疏中說旳：“寬役力，薄賦斂，救荒饉”的施政理念，在端州的實踐中已經形成。
宋朝有兩種軍嘆：一為“禁軍”即隸屬中央的正規軍，也稱為上軍，被視作“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戰”，守衛疆土，以作戰為主。《水滸傳》中赫赫名的豹子頭林沖，就曾經是十萬禁軍的教頭；一為“廂軍”，是各州之鎮兵，聽知軍州的指揮。廂軍雖然也有守土之責，但主要是從事各種勞役，因此也稱之為“役兵。”廂軍的來源頗為複雜，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種人都有。為了適應各種勞役，廂軍可以專門招募一些有一技之長的人，甚至可以將發配來的罪犯，也編入到隊伍中去。稱為“配軍”。林沖被高俅陷害，也曾做過配軍守山神廟的草料場，被人罵為“賊配軍”。
▲肇慶包公祠
由於地方廂軍兵員、兵種複雜，“因事募人，團立新額”，有什麼工役便立什麼軍號，所以軍號也就特別多，如橋道軍、開河軍、寧淮軍（專為治理淮河）、步驛軍（徒步遞送官方文件），還有諸如水運軍、防河軍等等，只要有特殊的需要，便可以募人團立。當然人數是有控制的，以端州大邑，廂軍人數最多的時候也不足一百五十人。包拯也可以組成護堤軍、排瀝軍和屯田軍的，但是以包拯的個性以及他“講求實事，不尚空談”的作風，他不會去講究這些虛有其表的事情。
三
“康定元年（1040），名臣包拯以天長縣知縣任滿升為知州，在任三年……開渠築塘……頗有善政。”（劉偉鏗、吳泳平著《肇慶曆史風貌·宋代西江的封建化進程》）。劉偉鏗在談及包拯的治端遺蹟時也說及，“包拯曾派出有一技之長的人到江淮去，把江淮平原的先進生產工具繪成圖形，回來之後鑄鐵仿造，改革端州落後的生產工具，提高生產效率。”這些舉措都是極有可能的。
新任的知軍州事不坐公堂，不徵賦稅，不“備峒寇”，忙著調遣人馬擔泥挑石、排水圍地，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新鮮事，引起了端州民戶的關注，人們先是遠遠觀望，聽說墾出的荒地可以不交賦稅，便帶上鋤頭、鍬鏟也幹了起來，人氣一天比一天旺盛。調動廂軍排瀝墾荒並非長久之策，把民戶吸引過來才是要達到的目的，從軍隊助力到民眾自救，包拯以軍力助民力，讓老百姓自己走出一條自強致富之路。
▲《包孝肅公奏稿》書影
青黃相接，生意盎然。新田熟地，豐收在望，在被開墾的處女地上，只要撒下種子，便能收穫果實。這是端州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新氣象，端州民戶奔走相慶，奉出神像，辦起廟會（俗稱出會）遊行四鄉。使北嶺山上的“猺種”也眼紅心熱起來。這些困守山林“依山而居，以山為食，至地力竭，又徙他山”的俚僚土著，也早已不滿於遊耕的顛沛流離的生活，看到新來的州官不派兵征剿，便相繼走下山來，投親靠友，觀望瞭解。
端州州署張貼出告示：凡屯墾出來的田地、魚塘，無論人等，都可按官價租賃貸購，缺少資金銀兩，可以到收成之後折糧谷交納。北嶺山上的土著渠帥（農奴主、部落首領）便大膽的下山圈田置地，農奴主便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為田主，其屬下的洞丁（農奴），沒有能力置田買地的，依舊為田主耕作，也自然順理成章的變成了佃戶，田主不能再有農奴，農奴獲得了人身的自由。四十多年前，狀元知州馮拯實施“括丁法”，強行將嶺南土著渠帥屬下的世襲農奴變為向朝廷納賦供役的“編戶”，未能徹底改變現狀。包拯排瀝墾荒，發展生產，基本上終結了千百年殘餘的農奴制度，促進了端州的封建化進程。
清光緒《肇慶府志》卷七記載元朝學者王楑在《包孝肅公祠記》中說：“公在宋康定初，由殿中丞出守於端，以清心直道為治本。地方千里，不識盜賊，夷無叫囂，水疍山瑤，熟化奔走，恩威並著，歲乃太和……獨恨方誌不能傳公行事，而海隅之民，戶誦人詠，至今稱之。君子謂有功於民則祀之，孝肅公之食其土地，宜矣。”這是比較準確、客觀記錄包拯治端首績的文字。能夠使“水疍山瑤，熟化奔走” ，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況在瘟疫肆虐、百廢待興的重重困難之中，果斷施政，以軍力助民力，排瀝墾荒、發展生產所取得的成效。
在歷史上，水疍與山猺這兩個大族群是合而為一的，統稱之為“夷蜒” ，《隋書﹒地理志》記載：“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徭。”可見隨唐時代“莫徭（猺族族群）一詞是與‘夷蜒（水上疍民）’”混為一談，歸在一起的。包拯治理端州時，始將疍、猺區分為兩個大族群。包拯只是為了管治的方便，沒有刻意作文字說明，而州署的文告也沒有清晰的說明，後來的方誌也就少見記載。包拯的後輩，出生於皇祐五年（1053）的陳師道，他所著的《後山談叢》才從文字上將猺與疍區分開來：“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者為之猺，舟居者謂之疍。”所為“二廣” 應是廣南東、西路，包拯是在工作實踐中首將水疍山猺分開的。到今天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中有瑤族，而遍佈江河湖海的“疍” 卻只得了個“水上居民” 的稱呼，令人覺得十分遺憾。
四
我也有王楑“獨恨方誌不能傳公行事”的感慨，但是，也不能都怪方誌的“不能傳”，包拯從來也不想自己生前身後之名，也是一個原因。再者，我們的專家學者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往往容易忽略了“經濟基礎”這四個字。包拯來到端州，是不可能立馬就修驛站、建書院，挖井治瘟役的，開局首要的頭等大事就是發展經濟，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持，什麼神明之政都是望梅畫餅。翻開史籍志書，包拯治端，發展經濟的舉措，確實也少有記載；專家學者的雄文宏論也少有細論。我以為做了什麼是史籍志書的記錄，怎樣去做，就應該是專家學者研究的課題。
▲包公墓
知州不是官品，是差遣，就是朝廷派你這個官到某個地方去主政。知州要知什麼？上知國家法規、律令、政策，下知地方歷史、民情，知環境，知風俗，知老知喪知嫁娶，知民心所需，知百姓所求……一個地方的主政之官，不知便不能行。所以稱知州比稱市長更為準確。我之所以研究包拯以軍力助民力，排瀝墾荒，發展生產，因為包拯還知軍（兼軍分區司令），這當然是重要的條件。他知當務之急就是把經濟搞上去，無論採取什麼辦法，都必須形成一個全民大生產的運動。這是三年“神明之政”的根基，這是他來到端州必須立馬去解決的首要問題，經濟問題不解決，他就什麼事情也做不了，即使知也行不動了。
決定包拯必然利用他的軍隊還有三個理由：其一是朝廷曾經有政策；其二是廂軍的制度與可以承擔的責任；其三是形勢的十分緊逼。以包拯生性峭直獨具的個性，以及他心清道直的為官品格，更有恩師劉筠“注重實際，力戒空談，對社會存在的問題要尋求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的諄諄教導（程如峰《包公傳》）。他以軍力助民力排瀝墾荒發展經濟就是必然而不是偶然。我曾經為此請教德高望重的文史專家和歷史學家，他們都認為“極有可能”。歷任知州都訓練廂軍“備峒寇”，包拯卻讓軍隊助民力發展生產，似乎不合常理，但是，常理只是適合常人！我因此堅定了我的研究。當然，這也僅屬一家之言，祈望得到更多專家學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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