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無論評價高低，金庸小說事實上已是中國文化的域外傳薪者；其武俠世界，堪稱對中華文明最愜意的想象世界。
那麼，為什麼是香港，成就了金庸？為什麼武俠熱已經過去多時，我們還是如此沉浸其中？享年94歲的金庸，以一支筆，在香港一隅，重建了一個夢幻般的武俠世界，而這或許正是華人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體。
查良鏞的外交官之夢
金庸有多重身份，一個是寫武俠小說的金庸大俠，恣意書寫著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一個是成功的報人或者說企業家查良鏞，步步為營地在政治商業之間精確平衡。兩個身份之間重疊緊張，共同構成了金庸的人生底色，只談其中一面，斷然並非全貌。當然，金庸自己看重的或許還有另一個身份，也是他畢生遺憾最大的學者身份，為此，到耄耋晚年仍舊不惜奔赴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寫武俠小說，並非查良鏞的從小志向。當金庸還叫查良鏞的時候，他的家族是中國傳統的士紳階層佼佼者。查姓起源於周代姬姓，海寧查家這一支原籍江西婺源，從明清之際就是望族，康熙曾親筆題詞：“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據說，當地有諺語稱“查祝許董周，陳楊在後頭”，將查家排在第一，可見其地位。金庸祖父查文清光緒年間在丹陽任知縣，因為保護教案中農民而去職。世人熟知的學者查慎行、詩人穆旦，均出自查家，徐志摩、瓊瑤、錢學森與金庸都有親戚關係。
出生在這樣綿延上千年的家族，如果早生20年時間，查良鏞的夢想路徑恐怕還是維新派士大夫，不過當查良鏞出生的時候，中國民國已經建立12年。動盪中國裹挾於世界潮流之中，國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逐一從列強手中索取新生中國的權益，力圖重新定位中國在遠東秩序的地位，那個時代是顧維鈞這樣人物最耀眼的時代。他此刻的志向也自然而然是成為外交官。查良鏞13歲成為流亡學生，從江南來到西南，1944年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學習外交，一切看起來都是為了外交官在做準備。
不過，隨著時局急轉直下，查良鏞被學校勸退，其人生道路也中途轉折，進入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學習國際法。1947年，當時名重天下的《大公報》招聘翻譯，查良鏞以第一名入選，這是他從學生時代就很喜歡的一份報紙。當時的《大公報》不僅影響大，待遇也不錯。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因為原來同事新婚，查良鏞被臨時派往香港，這一去，就是半個多世紀。
最初幾年，查良鏞還是沒有放棄自己的外交官夢想。在外交部顧問也就是東京審判大法官梅汝璈賞識之下，查良鏞一度回到北京，謀求在外交部發展。但很快，他發現自己的出身在新時代並沒有太多的可能性，於是他重新回到香港，他的父親在老家被鎮壓，徹底斷絕了查良鏞的回頭之路。
金庸的誕生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已經有變化，但離後來東方明珠的地位還有距離。過去的內地人從上海去香港，多少還是帶有居高臨下的感覺。
四十年代末後，湧入香港的人口據統計就有75萬人，香港人口在當時就超過了250萬人。因為移民的湧入，香港變得更為熱鬧，為隨後六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奠定基礎，新的文化需求也在蠢蠢欲動。在謀生搵食的熙攘人潮中，有各種勞動力需要市民趣味的消遣，也有一群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文化群體，很多來自內地，也被稱為“南來文人”，不少棲身報業。
二者的結合，誕生了有別於傳統武俠與公案小說的新派武俠。1952年，太極派和白鶴派爆發門派之爭，當時還叫陳文統的梁羽生在朋友鼓勵下，在比武后數天趁熱推出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一舉成名。受到梁羽生案例的鼓勵，查良鏞在1955年開始在香港《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從此，世人知道了金庸。
五十年代末，藉助武俠小說創作的成功與積累，查良鏞脫離《大公報》，開辦《明報》，從此一手以查良鏞本名寫社論，一手繼續以金庸為名寫武俠。《明報》兼顧了大眾文化與時政新聞，定位在左右之間，在六十年代率先報道逃港等新聞，銷量穩步上升，鼎盛時期影響中外，也收穫了極大商業價值，從資本10萬元起家，九十年代上市，市值近9億港幣。
千古文人俠客夢，金庸與查良鏞的合奏如此成功，不僅使得其查良鏞名列香港富豪榜，金庸也蜚聲海外華人界。文革之後，金庸名聲傳回大陸，不僅受到要人接見，而且成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
夢幻的武俠世界
那麼多年前過去了，我始終無法忘記少年第一次聽到金庸小說時的刺激。
說的是《射鵰英雄傳》第一節。牛家村中，郭嘯天和楊鐵心上一刻還在對酒談心，立志以岳飛為志向精忠報國，與遊俠道士丘處機一見如故；轉瞬之間卻飛來橫禍，異族鐵騎呼嘯而來，導致兩個家族滅門，留下兩個孩子作為漫長傳奇的線索。
單單這一節，有中國傳統小說的寫意，意境類似林沖“風雪山神廟”，各種“無巧不成書”的設定更是脫胎於古典話本痕跡，也有西洋小說的寫實，埋下的復仇橋段隱然有基督山伯爵的氣魄。某種意義上，這種看似中國實則東西結合的模式，是金庸成功的關鍵。
新派武俠三大家，世人首推金庸、古龍、梁羽生。梁羽生出道第一，古龍去世最早，倒是金庸始終盛名不衰。如果從人物刻畫而言，古龍無疑更得人心，更有西方的戲劇性，從歷史文化而言，梁羽生更為中規中矩，頗得中國名士派頭，金庸的長處，其實更在於兼容幷包。
梁羽生去世時候，我曾經在公號徐瑾經濟人（econhomo）點評過三人：梁羽生小說可謂武林世家，翩翩有禮，格調有度，古龍則堪稱江湖奇俠，將金庸小說中有所節制的西化與情節發揮到極致，愛之者與憎之者皆眾。一般人常以金庸為武林盟主，也並非浪得虛名，但是金庸成為一種文化現象的背後，不僅僅存在於文本本身，更在於金庸文本適應潮流的超凡表現力。曾經拍過電影的金庸其小說本身就具備很好劇本潛質與觸覺，在“金學”長長的食物鏈上，少不了學院媒體的微言考據、林青霞和翁美玲的如花笑靨、王家衛和張紀中的插科打諢。
金庸數量對比其他武俠小說家，並不算多，“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基本涵蓋了他的主要作品。但金庸小說流傳之廣，可以說凡有華人處，必有金庸迷，尤其在各類影視作品迭代演繹之下，金庸作品已經超越金庸本人的定義，成為多數華人的集體夢境。
金庸以細緻雄渾的想象力構建的這個造夢空間，華人讀者們自可以各需所需，家國情懷、兒女情長、俠義忠奸，都被編織於從蒙古草原到燕京風雲的歷史解讀之中，完美地滿足了華人讀者們的各類心理需求。金庸小說的世界，就是一個華人讀者能夠擁有的對中華文明最愜意的想象世界。唯一的遺憾只是這一想象的世界也早已遠去，而唯其遺憾，才可供人沉浸其中。
金庸迷的構成主體複雜，但從年齡來看，中青年為主。有意思的是，我之前和上了年紀的一些朋友聊天，他們倒是真誠地表示看不下去金庸小說，因為文字隔膜，也不夠精細——這種表態不難理解，我成年後多次打算重讀金庸作品，卻發現再也難以下嚥。
各種差異，不僅僅反映年齡偏好，更是映襯代際之間的文化差異。對於文化斷裂的一兩代人而言，金庸小說提供不僅僅是娛樂，更是現實的教誨，他們對於武俠的認同不僅在於情節人物，更在於精神世界的共鳴，武俠的世界不僅是成人童話的投射，更是歷史理想的投射。
金庸自己曾經謙虛地說，“金學”的說法不敢當，“金學”不值得研究。我過去常常認為金庸小說是通俗小說，其思想文學性無法比擬類似的《魔戒》作品，歷史與想象力難以比肩《權力的遊戲》等作品，但是越加思考，其實越發現，無論如何評價金庸小說文學價值高低，但從影響而言，金庸小說作為中國文化的域外傳薪者，卻是不爭的事實，即使金庸無意讓他的作品充當這一角色。
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但是新派武俠的誕生流行其實與時代也息息相關。在連夢想都喪失的年代，金庸作品的意義也在於重新以想象的美好建構國人的自信。
歷史一直類似中國人的宗教，而好的小說無需說教就完成了其道德教誨，因此披著歷史外衣的武俠小說其實在娛樂之餘，已經伸張了其道德訴求。金庸曾經總結其小說價值在於“強調是非觀念，做人強調要有俠義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來，同情弱者，見義勇為，不該做的事情不做”。這些價值看起來簡單，在特定時代卻堪稱彌足珍貴的道德教誨，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其實部分填補了時代的空白與扭曲。
邊緣的傳奇
從某種意義上講，金庸生活於香港，精神世界卻一直在大陸；當年查良鏞去香港，原計劃只是暫時，最終這裡卻成就了自己的太平紳士傳奇。他對此心知肚明，寫詩說“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
香港，成就了金庸與查良鏞，在一個別處完成對故國的想象。然而，為什麼偏偏是是當時的香港，成就了新派武俠與金庸？今天看來，對比內地與臺灣，香港看起來或許是文化沙漠，事實上或許是中國文化最後的劫餘。不獨金庸，國學家錢穆文人、劉以鬯、張愛玲等人也不約而同棲居此間。
作為邊緣的香港，原本是劣勢，卻因為政治變化，將邊緣變為優勢，遠離了各類運動的中心，保留了一寸空間，無論是經濟騰飛還是市民社會，新派武俠還是古典文化，甚至文人報業。當機會重新來臨，邊緣地帶的生機，往往扮演了中心地帶的反哺角色。
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崛起的富裕過程，不僅僅對應著企業家查良鏞的資本積累，而香港作為多重勢力的飛地，也給予了報人查良鏞可能的博弈空間。至於小說家金庸，也成就於香港當年的可能性。
從這個意義來理解香港，那麼金庸小說的地位也很清晰了。張愛玲曾經謂香港：“兼有西湖山水的緊湊與青島的整潔，而又是離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國的一鱗半爪給保存了下來，唯其近，沒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一鱗半爪”看起來是貶，其實卻是滄海遺珠的感慨，金庸小說作為這一鱗半爪的衍生產品，也足以慰藉真正的沙漠眾生。也正因此，金庸小說中雖然心念念江南塞外，但核心要素卻隱約閃現著香港的投射，無論是郭靖死守襄陽城的意象，還是韋小寶逃遁的“通吃島”——在時代變遷中，孤島香港是最後的堡壘，是小資教主張愛玲所謂的邊城，香港本土小說家西西所謂的浮城。
香港的邊緣或者“淪落”，成就了金庸的傳奇，查良鏞收穫了完美的人生，而香港卻徘徊於命運的路口。金庸的作品在歷史中承擔的角色，是他意料之外的產物；等到香港回到中心，查良鏞隨之也達到生命的巔峰。某種意義上，他們的使命也共同走到了終途。急流勇退，一向是金庸推崇的智慧。（作者為青年學者、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本文首發於FT中文網，經作者授權轉載於其個人公號“徐謹經濟人”（ID：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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