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的精神家園：每天一篇名家散文/隨筆/經典短篇/語錄，涵養心性，變化氣質。
期淑世易俗之功
吳宓於1894年出生於陝西省涇陽縣，不及半歲，母親去世。父親吳建寅長期寓居上海，且又鰥居一人。故由祖母做主，過繼給叔父吳建常。嗣父吳建常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任涼州副都統，後任國民革命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的秘書長、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等職。抗戰時長駐西安。成長於這樣的家庭，嗣父的財力和官勢，不僅使他衣食無憂，而且為青少年時代能在陝、滬、京接受良好的教育，提供了經濟的支撐。七歲那年，他就在嗣母的管教之下，讀《史鑑節要便讀》和《唐詩別裁》等。九歲時走出家門，正式就學讀書。
1910年，清政府以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在北京設立“遊美肄業館”（清華大學之前身），詔令各省提學使招考優秀學童入學。他在西安參加初試和複試，以優異成績錄取。次年2月，遊美肄業館遷入清華園，是為清華大學歷史的開端。在入學複試中，他在全國四百多名入校生中考取第二名。開學不過半年，辛亥革命發生，清華學堂宣佈停學。他來到上海，考入“學費徵收最多而英文程度最高”的聖約翰大學。1912年5月，清華學堂復學，在聖約翰大學不過二個月的他又復入清華，直至1916年夏，於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
他年少時就喜舞文弄墨，十歲那年就練筆寫小說。清華複試那年就開始記日記，直至終身幾乎從未輟筆。入清華後，他利用暑假，將自己的詩稿編成《雨僧詩稿》。他還與同學湯用彤合著章回體小說《崆峒片羽錄》。他們只寫成前三回，約有三萬字左右，後又散佚。他還與同學施濟合作用英文寫成《天壇》，並作為美籍教師所授“歐洲古代史”的課程成績。在清華讀書時，發表過紀實小說《二城新事》、劇本《滄桑豔傳奇》和若干詩文。
早在1909年，他就已與表兄在西安創辦《陝西雜誌》，可苦於兩個少年讀書人，無力籌備經費，僅由西安公益書局出版一期而作罷。入清華的第四年，他即擔任《清華學報》編輯。同時又擔任《清華週刊》編輯，並一度代理總編輯。他如此熱衷於辦報辦刊，實與他的志向緊緊相聯。他本以富蘭克
林和福澤渝吉為楷模，意欲成就象他們那樣的偉業。他自知做不成富蘭克林、福澤渝吉，只能“期期於道義文章，”以在“神州古國當其末季、風雨如晦之中，”在“世界史上尚得留一紀念”。他說：“至進行之法，則發刊雜誌多種，並設印刷廠，取中國古書全體校印一過，並取外國佳書盡數翻譯，期成學術文章之大觀，而於國家精神之前途，亦不無小補；而尤要之事則社友均當實行完全之道德，期為世之修學者、營業者樹一模範，使知躬行道德未盡無用，且終致最後之成功，或者道可光明、俗可變易，則區區百年之志也。”
清末民初，報刊在中國作為新生事物，正在興起和發展之中。這自然為吳宓“期期於道義文章”，以逞其“區區百年之志”，提供了展示其才能的平臺。在清華讀書時，他就有志於“雜誌與化學二種”。在他看來，“化學工業”是門“實學”，可以發展中國的科學，以富國強民。他之所以沒有選擇，是因為自己“體弱而不耐勞”，難以有較大的發展。他認為辦雜誌，才是自己選擇的最佳“志業”。他是個有抱負且事功心較強的人，既然不能於“實學”有所作為，那就只有將抱負和志向投之於“治雜誌業”，他認為這對於他有如下的利益：“（一）旁徵博覽，學問必可有成。（二）殫力著述，文字上必可立名。（三）針砭社會。（四）發揚國粹。（五）遊美歸後，尚可日日修學，日日練習觀察，治事之餘，兼有進境。”
1917年9月，吳宓到美國留學。先入弗吉利亞大學學習文學。次年8月，又轉學哈佛大學。在哈佛大學經友人介紹，認識了最早來哈佛留學的梅光迪。兩人談起中國文化，竟是那麼的投入和契合，都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經梅光迪引薦，他很快又被免考，直接轉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師從白璧德和穆爾教授，研習比較文學、西方文學和哲學等。白璧德作為現代保守主義與新人文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對吳宓的影響至為深遠。
白璧德認為文藝復興以來，科學主義和浪漫主義因遵循“物的法則”而空前流行，可這些理論都偏離了“人的法則”，主張以人性之自我抑制本能之自我。這種思想與中國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極為相似。白璧德本人就十分欽羨孔子的思想，稱其為中國文化的精萃。他一再告訴中國留學生，中國文化的復興與否，不僅關係中國，也將影響世界文化的發展方向。吳宓在留學哈佛的日記中寫道：
“白師（指白璧德，作者注）謂於中國事，至切關心。東西各國之儒者，Humanists應聯為一氣，協力行事，則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於中國學生在此者，如張、湯、樓、陳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
此時，國內的新文化運動正狂飆興起，衝擊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吳宓不負導師的期望，擔當起“淑世易俗”的責任。雖說是間隔浩淼的大洋，可他的心早已飛回大洋的彼岸。他在《留美學生季刊》和《中國留美學生月刊》上，發表《論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的舊與新》等文章，積極參加新文化的討論，用他的話說：“宓雖身在美國留學，實不啻已經回國，參加實際之事業，活動也矣！”
陳丹青油畫《國學研究院》，從左至右依次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矢以孤身當百毀
吳宓在美國留學時，正是新文化運動發軔時期。當他在哈佛大學拿到文學碩士學位時，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已是深入人心，取得決定性勝利。新文化運動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的批判，使他尤為氣憤。他在日記中寫道：“目今，滄海橫流，豺狼當道。胡適、陳獨秀之倫，盤踞京都，勢焰熏天。專以推鋤異己為事。”他以為“今之倡‘新文學’者，豈其有眼無珠？不能確察切視，乃取西洋之瘡痂狗糞，以進於中國之人。”他感嘆：“嗚呼，安得利劍，斬此妖魔，以撥雲霧而見天日耶！”
按照規定，他仍可以在哈佛深造，可他歸心似箭，決心“為理想與道德，作勇敢之犧牲。”要回國“參加實際之事業”。他本已接受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聘請，將就任英語系主任。可當他得知已被聘任的四名留學生，“其議論主張，無非破壞國粹”等，便感覺“天下事可傷者，孰過於是？”十分不情願去北京高師。正當他倍感孑然孤獨時，先已回國的梅光迪自東南大學發來邀請，聘請他為東南大學英國文學教授。梅光迪對他還有另外的期待，那就是共同創辦《學衡》。
1922年1月，《學衡》雜誌在南京東南大學創刊，吳宓是主要辦刊人之一。從1922年1月創刊到1933年7月終刊，十二年的時間內，《學衡》共出版了79期。這是份文史哲綜合性學術期刊。吳宓在為《學衡》撰寫的簡章中說：“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不黨，不激不隨。”“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
《學衡》原是同人刊物，編輯中還有梅光迪、胡先驌、邵祖平等。可漸漸的由吳宓一人獨攬。他以為《學衡》“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雜誌，”故“悉力經營，晝作夜思”，以至“犧牲學業時力”。誰曾想，沒有人能予以理解，相反對他一人辦刊，多有批評。最為知交的梅光迪退出《學衡》，而且還說：“《學衡》愈來愈壞。我與此雜誌早無關係矣！”一時間，為《學衡》撰稿的人越來越少，再也無人熱心《學衡》，只有他一人獨力撐持。這令他極為痛心，感嘆道：“生平苦作，而不能感動一人。獨力辛勤從事，而無人襄助，無人矜憐，無人讚許，無人鼓勵，殊可痛傷。”
如果說他一般地排斥新文化運動，顯然有失公允。他自有中國新文化的設想，那就是“以孔教為中樞，以佛教為輔翼，西洋文化以希臘羅馬之文章哲理與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新文化……則當以以上所信之四者，首當著重研究，方為正道。”他力爭和倡導的則是博採東西，並覽古今，雜糅東西文化精髓，以使中國文明“昌明樹立於世界”。
他從不諱言自己之尊孔，他在《孔子之價值及孔教之精義》中說：“今日之要務，厥在認識孔子之價值，分明孔教之義理，使知孔子之為人，如何而當尊，其教人之學說，如何而可信。由於我之良心，我當尊孔，本於我之智慧思考，我堅信孔子之學說。故今舉世皆侮孔謾孔，雖以白刃手槍加於我身，我仍尊孔信孔，毫無遲惑之情，遊移之態。”這種堅守貫穿一生，迨至晚年，當批林批孔甚囂塵上時，他就是不溶入一片聲的“大合唱”中，真正的是“毫無遲惑之情，遊移之態。”高調疾呼：“寧可殺頭，也不批孔。”“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
他批評新文化運動者“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其所選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路，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鴆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言體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而苦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為惟一之泰山北斗”。他坦言自己職責所在就是，“指駁新文化運動之缺失謬誤，以求改良補救之方。”
這多少有些引火燒身了，魯迅在《估《學衡》》一文中批評道：“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在不過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秤星尚且未曾訂好，更何論他所衡的輕重是非。”胡適在《五十年之中國文學》中宣稱：“《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有這樣重量級的文學革命領袖人物的評說，吳宓和《學衡》的處境是可想而知。
他為此焦慮過苦惱過，他聲言：“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發生，故於今之新文化運動，有所訾評耳。”憑心而論，他並非“不歡迎歐美之文化”，並非頑固守舊，只是不贊成打倒孔家店，不贊成廢除漢字，不贊成全盤西化等。自以為新文化、新文學，應是“兼取中西，熔貫古今”。他曾這樣地夫子自道：
“世之訾宓毀宓者，指宓為儒教孔子之徒，以維護中國舊禮教為職志。不知宓之所資感發及奮鬥之力量，實來自西方，質言之，宓愛讀柏拉圖語錄及新約聖經，宓看明（一）希臘哲學，（二）基督教，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業之原動力；而宓受教於白璧德及穆爾先生，亦可雲宓曾間接承繼西洋之道德，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區區以歸，故更能瞭解中國文化之優點與孔子之崇高中正。”
使學生知我服我
吳宓說：“職業平淡而必有物質之報酬，志業難苦而常有精神之樂趣，皆二者之異也。職業和志業的合一，乃人生最幸之事。”他所孜孜以求的正是“職業和志業的合一”。正是這種追求，使他主動放棄德國、美國的聘請，也放棄去香港、臺灣的講學，獨獨選擇這塊生他育他的土地，以實現他的理想抱負和文化使命。他一生曾在十二所大學任教，十所大學兼職，多所大學作學術演講。算來他在清華大學和西南師範學院任職的時間最長。
1920年5月，當梅光迪邀其去東南大學任職時，他幾乎一點都沒有猶豫，立即電函辭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聘請，而選擇了東南大學。這是因為這裡有《學衡》，有志同道合的梅光迪。在這裡他可以完成恩師白璧德所期望的“淑世易俗之功”，所以，儘管東南大學的薪水低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他還是抱定決心“為理想與道德，作勇敢之犧牲”。
來到東南大學，他竟然閉門不出二十多天，謝絕一切來往，專心備課，直至準備充分，才於9月底正式開課。他在東南大學開設“英國文學”、“英詩選讀”、“英國小說”等課，又另外為四年級開設“修辭原理”。開學不久，英語系中又分出西洋文學系，主任梅光迪，教授吳宓。學生就因為愛聽他的課，英語系中竟有四分之三的學生轉入西洋文學系。
1923年春季開學時，清華學校高等科四年級學生梁實秋等來東南大學，聞吳宓講課精彩，連續聽課三日，深深折服，大力推崇。回校後，梁實秋在《清華週刊》發表文章說：“蓋自新文化運動之起，國內人士竟談‘新文學’，而真能確實講述西洋文學之內容與實質者則絕少（僅有周作人之《歐洲文學史》上冊，可與謝六逸之《日本文學史》並立）,故梅君與宓等，在此三數年間，談論西洋文學，乃甚合時機者也。”他還在文章中慨嘆清華學校怎麼就不聘請吳宓回校執教。
時隔一年，東南大學把西洋文學系併入英語系，系主任梅光迪赴美國哈佛大學任教，《學衡》同人也星散而去。吳宓本因梅光迪和西洋文學系而心繫東南大學。如今友人已離，西洋文學系裁併，他感覺在東南大學已沒有實際意義，便接受東北大學的聘請任英語系教授。
可不久，他就發現東北大學的辦學理念，與自己所抱的理想相處甚遠。學校當局官場氣十足，更讓他接受不了的是，學校利用他的聲譽，把他“看作是一架掙錢的機器（而且是一架粗苯的、效率不高的機器）！”他在給友人的信中稱，已經“感受到如此強烈和痛苦的體驗”。1925年2月，他離開東北大學來到北京。
1925年1月，他被聘為清華學校教授。2月，清華學校正式更名為清華大學。是時，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校長曹雲祥聘請他為籌備處主任。他首先聘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為研究院教授，並主持制定《研究院章程》等。6月，他正式就任清華大學研究院主任。這實際是個行政職務，過多的事務性工作，讓他煩不勝煩。他在日記中寫道：“宓到清華，長羈身於行政事務，而未能專授功課，使學生知我服我，舍長用短，……而且與小人俗子角逐齮齕，不亦哀哉。”他自覺太痛苦了，執意辭去研究院主任一職。
他開始專任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教授（1928改為外國語文學系），兼任大學部國文系（後改名為中文系）主任至1928年。他緊隨世界教育的發展方向，努力培養學生成為“匯通東西之精神思想而互為介紹傳佈”的“博雅之士”。經他的培養，清華大學湧現出很多“匯通東西”的“博雅之士”，他們中有錢鍾書、季羨林、曹禺、李健吾、許國璋、王岷源等。
他生命的精彩原本就屬於三尺講臺，許多他的學生在數十年後，依然將他的講學風采，永遠地定格在自己的記憶裡。他的學生、北大教授王岷源生前著文回憶：
“我先後選習了他開的兩門課——《英國浪漫詩人》和《希臘羅馬古典文學》。這兩門課都講授的很好，我從中獲得不少知識。特別是‘浪漫詩人’一課，對二十多歲青年，一般都很有興趣。在課堂上聽著講述拜倫、雪萊、濟慈的詩篇和他們富有浪漫色彩的生平，真是一種享受。雨僧（即吳宓，作者注）先生講課時也洋溢著熱情，有時眉飛色舞。雖然時光已經過了60年，今天我依然可回想起雨僧師當年在課堂上講拜倫的《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第三章21以下諸節、雪萊的《西風歌》、濟慈的《希臘古甕歌、》《夜鶯歌》、《聖艾格尼絲前夕》等篇什的熱烈氣氛。”
抗戰勝利後，遷往西南的各大學紛紛復員返回內地。吳宓本擬由成都重返清華，因武漢大學的一再邀請，便往武漢大學擔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至此與清華大學脫離關係。在武漢大學三年，他還兼任華中大學國文系教授、湖北師範學院外文系教授。1948年4月，回家省親途徑西安，被西北大學挽留講學二週。5-6月間，又應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力的邀請，赴廣州中山大學講學五週。1949年4月，他又飛回重慶，任北碚相輝文學院外文系教授，後又任北碚勉仁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兼任沙坪壩重慶大學外文系教授。1950年4月，任四川教育學院外文系教授。10月，四川教育學院與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合併為西南師範學院。自此，他一直在西南師範學院執教。
吳宓先生很勇敢
他的學生錢鍾書曾說：“吳宓先生很勇敢，卻勇敢的不合時宜。他向所謂‘新文學運動’宣戰，多麼具有堂吉訶德躍馬橫劍衝向風車的味道啊！”又說吳宓“是偉人，也是傻瓜。”其實，吳宓的勇敢來自矢志不渝的信念，即“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孔子儒學“有裨於全世界。”“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
他抱定宗旨，要捍衛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表示“以虎穴之孤身，為補牢之左計，不問收穫，但問耕耘，以求內心之稍安而已。”其時，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實質性的勝利，白話文再也不用鼓吹和推行，而幾乎成為所有媒體的文字表述。可他偏偏視而不見，還要挺戟而戰，這就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有些不自量力了。可就信念的堅守而言，他不失為一位偉人，可就其不識時務而言，無疑他又是一個傻瓜。
這是他一生的堅守，以至到了晚年，西南師範學院召開批林批孔會議時，有人問他：“你對‘克己復禮’有什麼看法？”他竟然脫口而出：“‘克己復禮’是很高的道德標準！林彪是反革命，他永遠做不到。”又說，林彪應該批判，孔子不應該批判。校領導出於保護他的願望，不得不讓他在家休息，以免他口沒遮攔，說出諸如上述的言論，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全國解放後，我們經歷了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這些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以一定的衝擊，吳宓自然也列在其中。但自他入西南師院以來，鑑於他的學術聲望和教學實績，學校領導和師生都對他極其尊敬。他是四川省政協委員，學校每逢開大會，都要請他上主席臺就坐。學校考慮到他的教學和科研的需要，特意給他修建一所庭院式的平房小院。文化大革命中，他與其他教師一樣受到批判，也下鄉接受勞動改造，可西南師院的廣大教師，總是安排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從未讓他下過地和肩挑背扛。他的學生、西南師範大學教授趙慶祥回憶：
“1976年8月的一個晚上，我去看吳老師，我問他的腿是怎樣受傷的，他說是跌倒摔傷。1997年夏天，我曾就吳宓老師腿骨受傷的事訪問了中文系的許多老師，當時在梁平開批鬥會，兩個紅衛兵從兩邊架著吳老師快步走向會場。在通往會場有坡度的路上，三個人一起跌倒在地，眾多參加會的中文系老師都親眼看見。兩個紅衛兵爬起來了，吳老師年事高造成足關節受傷，並不是打斷了腿。文革中，西師各級領導多被打倒，新被打倒的算活老虎；吳老師在前一階段時間也被說成反動學術權威，年事又高，只算作死老虎，當然受苦就要少一些。”
這麼一個“不合時宜”的學者，之所以格外地受到呵護和尊重，是與他學識淵博和教學魅力密不可分。他的許多學生回憶，聽他的課乃是一種愉悅的精神享受。但凡上課鈴響，只見他身著一件白色長衫，左手臂上掛著一根手杖，清癯的面容上架著一副眼鏡，邁著矯健的步履走進教室。每每隨著講課內容的深入，他的情緒也會跌宕起伏。他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大師，在將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進行比較後，他說：“中國詩歌重韻，西方詩歌更重節奏。”為了讓學生更直觀地理解，他當即背誦一首莎士比亞的長詩。背詩的過程中，邊背誦邊走動，每至詩的節奏處，便用手杖重重地點擊講臺，發出悅耳的“篤篤”聲。
《紅樓夢》是他一生學術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他最早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全面而又系統地解讀《紅樓夢》。他將西方家喻戶曉的盧梭、雪萊等人的思想言行與《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參照比較，認為《紅樓夢》“為中國小說一傑作。其入人之深，構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國小說，亦見甚匹。……若以西國文學之格律衡《石頭記》，處處合拍，且甚覺佳勝。”他說：“想象力過強之人，易攖瘋疾。詩人多言行奇僻，人以為狂。莎士比亞雲：‘瘋人、情人、詩人，乃三而一，一而三者也。’（見《仲夏夜之夢》V.I）盧梭晚年，即近瘋癲，寶玉平日舉動，常無倫次，又屢入魔。寶玉嘗有‘意淫’之說，此意字即想象力之謂也。”
他賞識賈寶玉的重女輕男，他說：“《紅樓夢》中賈寶玉曾經說過，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人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兒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覺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他還自豪地說：“有人重男輕女，女孩子有什麼不好？林語堂是三個女兒，陳寅恪是三個女兒，我也是三個女兒。”語氣間溢出一種滿足感。《紅樓夢》研究深深地溶入他的腦海中記憶中。晚年，他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尤為明顯的是記憶力日漸衰退，多年相與的同事，往往忘記了姓名，可《紅樓夢》的回目，卻瞭然於胸。有人曾經試問過，竟然是每試不爽，全然答出，一字不錯。
1977年1月，八十三歲的他一目失明，一腿殘跛，晚景悽然。儘管落實政策後，他的二級教授的工資頗豐，可一向大方的他竟然拿出大部接濟親朋和困難的教師，甚至還常常被一些人騙去。胞妹吳須曼看到哥哥已不能生活自理，便將他接回老家陝西涇陽照料。次年1月14日，吳宓病危，經解放軍513醫院搶救無效，於17日逝世，享年八十四歲。1979年7月，西南師範學院召開全校師生大會，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中共西南師範學院委員會在為他平反的決定中說：“把吳宓教授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現行反革命分子’，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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