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7日，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時說：“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於偶然性，我沒有被敵人打死。”這裡的25年，應該是泛指，其實是應該超出25年的，起碼應該以秋收起義的1927年為起點。至於在這一較長的歷史過程中，於槍林彈雨之間，毛澤東“沒有被敵人打死”，甚至也沒有受到過較重的肉體損傷，也是基本的事實。
毛澤東在書房會見美國總統福特
1965年1月9日，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再度訪華。毛澤東在與他會談時，兩人提及國際問題，不禁又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斯諾說：“那時（1942年）我在俄國當戰地記者。”毛澤東詢問道：“待了多久？”斯諾答：“兩年半。戰爭結束後，在英國、法國待過。我從未打死過人，我倒有幾次幾乎被打死。”
斯諾談到他在戰場上進行採訪，毛澤東則關心地詢問其安全問題。談話後來轉到中美問題上，斯諾提出兩國關係的改善有沒有希望之問。毛澤東回答：“我看有希望，不過需要時間，也許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也許你們有希望。按照辯證法，生命總是有限的。”也許是因為此前談及戰爭和生命等話題，毛澤東言語間有了一絲蒼涼的味道。隨之，斯諾說：“我看主席的身體很健康。”毛澤東接著說：“我準備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麼辦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說的戰爭中的危險，把我身邊的衛士炸死，血濺到我身上，可是炸彈就是沒打到我。”這是極少聽到的毛澤東親述個人經歷的故事，而且是兇險的經歷。於是，幾乎是本能的，斯諾緊張地詢問：“在延安時？”毛澤東回答：“好多次。在長征路上也有一次，過了大渡河，遇上飛機轟炸，把我的衛士長炸死，這次血倒沒有濺到我身上。”
“我沒有被敵人打死”，然而有“好多次”的危險，這都是此前人們所罕聞的。筆者遍查史料，只查到後者的有關內容。
這就是歷史上“毛澤東慟哭警衛班長鬍昌保”的故事。胡昌保，江西吉安人，1930年參加紅軍，1934年初擔任毛澤東的警衛班班長。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6月，中央紅軍總部率領主力部隊同中央機關由瀘定化林坪出發，經四川滎經縣進入天全縣境。就在毛澤東經過滎經縣三合鄉茶合崗時，敵機飛來，在上空盤旋掃射，當時毛澤東正在左邊的小路上行軍，來不及隱蔽，胡昌保急忙扶著毛澤東向右邊小樹林跑去，不幸被敵機俯衝投彈擊中，英勇犧牲。面對為保衛自己而犧牲的戰士，毛澤東不禁流下了眼淚。
毛澤東自述秋收起義之前的歷險
毛澤東歷史上遇到過的風險，筆者找尋到許多相關著述，其中提及毛澤東曾十幾次面對死神的威脅：中共一大會場被抄、早年遭敵通緝、韶山遇險、井岡山突圍、興國突圍、長征路上遇險、敵機轟炸會場、日軍空襲延安城、胡宗南進攻陝北、敵機偷襲城南莊、北平刺客、敵特密謀炸專列、炮轟天安門案、晚年視察南方路上的險象環生等。不過，其中一些尚難真正謂之歷險，而毛澤東本人講述過的，除上述其與斯諾言及的多次戰場上性命攸關的歷險，還有1927年秋收起義之前的歷險。
在1927年秋收起義的前幾天，毛澤東根據最後一次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前敵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在起義前到安源、瀏陽等地通知起義隊伍，結果，在從瀏陽去安源做工作的途中，意外地被當地地主的民團抓住了，將要被押送到團防局，情況十分緊急。在這一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沉著冷靜，巧施妙計，與敵人周旋，終於轉危為安。
對於這次遇險，毛澤東一直記憶猶新，後來他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曾專門提到：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冶萍礦工和農民武裝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袁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斃。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僱傭兵，槍斃我對他們並沒有特別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裡跑。我跑到了一個高地，下面是一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儘管有五六次我已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麼的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了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後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子彈能打死人”
毛澤東自述歷險，不僅僅是英雄主義的剖白，他更知生命的可貴，但革命必然是流血的，任何歷史的進步都不可避免付出代價。
1959年10月1日，在國慶節這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了新西蘭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在簡單的談話中，他含蓄地反對了“和平過渡”這種觀點。出於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及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再次提出要“兩手準備”。毛澤東對客人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長時期的武裝鬥爭，推翻了三座大山，現在手裡有政權，有軍隊，才有可能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和平改造。“如果只看現在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接受和平改造，就硬說中國革命是和平過渡，那和瞎子把象鼻子當成整個大象有什麼不同？”
隨即，毛澤東又自謙地說：“我哪裡是什麼天才的軍事家和戰略家，我只是比那些死背教條的人多懂得三條道理：人要吃飯，走路要用腳，子彈能打死人。”
“人要吃飯，走路要用腳，子彈能打死人。”這難道是深奧的道理嗎？它不是普通的常識嗎？或許，威爾科克斯不太明白毛澤東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他是帶著疑問告別毛澤東的。
毛澤東和威爾科克斯的第二次見面，是在1963年5月22日。毛澤東那天要去外地視察，時間很緊，所以，威爾科克斯一下飛機，就被有關方面接到了人民大會堂，說是毛澤東要會見他。
威爾科克斯聽說毛澤東要會見自己，十分興奮。見了毛澤東，寒暄了幾句後，他開口就問毛澤東是不是還記得四年前在天安門城樓上講過的那句話。毛澤東回答記著，並對那句話做了詳細的解釋。
“人要吃飯”的意思是：軍人也是人，要是沒有飯吃，不僅沒法打仗，而且根本活不下去。所以，指揮員一定要重視後勤工作。可是第五次反“圍剿”時，指揮紅軍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卻不懂得這樣一個基本常識，只知道要部隊打仗，不知道要保證前方的戰士有飯吃，有衣穿。由他們指揮打仗，怎麼能不失敗？
“走路要用腳”的意思是：當時紅軍沒有汽車、飛機，部隊調動完全靠步行。部隊常常要翻山越嶺，冒著敵機的轟炸掃射趕路。可是當時的指揮者卻不明白這點，他們看著地圖指揮，把代表部隊的小旗子從一個地方拔下來，插到另一個地方，就認為已經完成了調動部隊的任務。他們在地圖上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把一支部隊“調動”出幾十裡甚至上百里，按照他們命令轉移的部隊要徒步跋涉好多個小時，甚至好多天。等趕到目的地時，已經疲憊不堪，敵人卻在以逸待勞，怎麼會不打敗仗？
“子彈能打死人”的意思是：這些脫離實際的軍事指揮官似乎認為敵人的子彈打不死紅軍戰士。一支部隊在前線同敵人苦戰了幾天幾夜後，需要撤下來休整。可是指揮官們仍然把這支部隊當作生力軍使用，命令他們“猛攻猛打，乘勝追擊”。在這樣糟糕的指揮下，第五次反“圍剿”怎麼能夠取得勝利？
毛澤東在對這句話做了說明之後，接著又說：“我沒有進過軍事學堂，有人罵我‘抱著一本《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我原來連《孫子兵法》都沒看過。聽說有人這樣罵我，才想辦法弄到一本來看。那些迷信洋教條的人瞎指揮，好多同志為之犧牲，真是血的教訓啊！我們是因為打了敗仗迫不得已才長征。今天頌揚長征的勝利，不能忘了三十萬人打得只剩兩萬六七千人的教訓。”
慨然談生死
1961年，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之後，在與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談話時，毫不忌諱提及自己的生死，由此談到“接班人”問題。顯然，毛澤東對此是有所準備的。
1964年，毛澤東在一次軍隊幹部的會議上也談及生死的問題。他說：“原子彈下來，就一條路見馬克思。人年紀大了也會死。人如果負擔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脫辦法。”
1965年5月，毛澤東在長沙會見胡志明。在談話中，毛澤東向胡志明提出希望自己能夠秘密訪問越南。對此，胡志明雖表示歡迎，卻擔心他的安全問題，因為當時美國正對越南狂轟濫炸。倔強的毛澤東卻說：“我就是要去看轟炸，要去轟炸的地方，好幾年沒看到轟炸了。”
胡志明聽了毛澤東的話，說：“等形勢好一點兒請你去。”毛澤東不悅地說：“形勢好轉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現在去。以前，我被國民黨、日本、美國的飛機轟炸了幾十次、幾百次，就是沒有炸到我。現在，我想到你們那裡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胡志明馬上又說：“你目標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認得出你來。”毛澤東說：“可以化裝成一箇中國專家就行了。”胡志明接著回答：“怎麼化裝都認得出來。等適當的時候，我會請你去的。”
最終，毛澤東未能如願。在他的有生之年，除了蘇聯，其他國家他都沒有去過。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的身體開始明顯地衰老。他的精神和心態也悄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一種莫名的孤獨感和滄桑感總是環繞在他的思緒中。他開始時常與人談到生死的問題，包括在與外賓的談話中。
1973年11月，在與澳大利亞總理的談話中，毛澤東說：“我和周恩來都看不到中國革命結束了。”
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與其曾共同出席過中共一大的毛澤東自是無限感慨。不久，他在同來訪的金日成會談時，不無傷感地說：“董必武同志去世了，總理生病，劉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上帝請我喝燒酒。”5月，毛澤東與醫生談話，又提到“上帝也許要發請帖請我去”，並且用古詩說道“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隨即，他解釋說：“這就是我此時此刻的心情。”
1975年10月，毛澤東在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談話中說：“我是供來訪者參觀的展覽品，我不久要歸天了，我已經接到上帝的請柬。”基辛格馬上接話說：“別接受得那麼早啊。”毛澤東笑著說：“好，我服從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文中是醫生、博士的意思。在這裡，毛澤東則將之作為雙關語，基辛格是博士，而能夠控制疾病的，只有醫生了。12月，美國總統福特和基辛格訪華，毛澤東在與其會見中，用幽默的語言對福特說：“你們的國務卿干涉我們的內政，他不要我去見上帝，上帝的命令他敢違抗啊，上帝請我，他不讓去。”
1976年，毛澤東在病重之際，抱病會見尼克松的女兒一行。在簡短的談話中，毛澤東說道：“一個人負擔太重，死是解脫。”
與護士長的一次長談
晚年的毛澤東曾經多次談及自己的生死問題。對此，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的回憶最為詳實。
1963年羅榮桓逝世之後，毛澤東與吳旭君有過一番長談，這也是毛澤東生前最為集中的一次講述他的生死觀。多年後，李敏等主編的《真實的毛澤東》一書追述說：
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同志逝世，毛澤東到北京醫院向羅榮桓的遺體告別。從那以後，他一直很少講話，幾天睡不好也吃不香，顯得心事重重的樣子。就在這時，他寫了一首詩《吊羅榮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著覺跟吳旭君聊天。回想往事，談起他母親。“我喜歡母親。她是個善良的農村婦女，待人誠懇。”他靠在床上對吳旭君說，不停地吸菸。吳旭君坐在他床腳下聽著。“儘管她不懂搞群眾關係，可她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時候，來了好多人為她送殯，排著長長的隊，跟我父親死的時候不一樣。父親對人苛刻。我總忘不了這件事。”“你母親去世的時候，你不是不在嗎？”“我不在就不能聽別人說？”“你對你母親怎麼個好法？”吳旭君好奇地問。毛澤東搖了搖頭說：“我作為兒子不夠格呀。生不能盡忠，死不能盡孝。我就是這樣的人。”“這也怪不得你。你那麼早就投身革命，尋找真理，為解放全中國做出了這麼大的貢獻，也算是孝敬母親的。”吳旭君寬慰他說。……
毛澤東繼續抽菸，沉思了一會兒，他突然說：“我死的時候你不要在我跟前。”“你別開玩笑了，假如真有那麼一天，我怎麼會不在你身邊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會及時給你治療護理，不讓你得大病。”“不，我死的時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澤東堅定地說，“我母親死前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我想讓她給我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我要離開一下。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現在，我腦子裡的母親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著時一樣。現在你明白我為什麼不讓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給你一個完美的印象，不讓你看見我的痛苦。”
“咱們別老說死的事吧。”吳旭君說。毛澤東固執地說：“我這個人就這麼怪，別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來說。在戰爭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還是沒死。人們都說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辯證法。辯證法告訴我們，有生就有死，有勝利也有失敗，有正確也有錯誤，有前進也有後退。冬天過去就是春天，夏天熱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這些呀？”吳旭君說：“我們研究的範圍比較窄，不像主席說的這麼廣泛。確切地說，我們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醫學方面有的還落後於其他學科。雖然生、老、病、死只有四個字，可是在這個範疇內還有許許多多微妙複雜、無窮無盡的問題。比如，如何提高優生率。怎樣防老，減緩衰老過程。對疑難、不治之症怎樣找出一個預防治療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這些問題都需要繼續研究，有待解決。”
聽完吳旭君的話，毛澤東笑了。他掐滅菸頭說：“講得不錯嘛。你承認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時期的表現。那好，按這個科學規律，我和羅榮桓同志一樣也會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對這麼突然的提問，吳旭君一點兒思想準備也沒有。吳旭君嚇呆了，好久沒說話。“你怎麼了？”毛澤東問。“主席，咱們不要談這個問題，換個話題吧。”毛澤東認真起來，用肯定的語氣說：“你不要回避問題嘍。話題不能換，而且我還要對你把這個問題講透。給你一點兒思想準備的時間。我書架上有本《形式邏輯學》，你拿去讀，明天我們再接著談。”
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吳旭君從他的書架上找到《形式邏輯學》回到休息室就看起來，以應付“考試”。毛澤東說話從來是算數的，你休想打馬虎眼。第二天，吳旭君陪毛澤東吃過第一頓飯以後已是下午，吳旭君離開飯桌，坐在沙發上，他就問：“你的書看得怎麼樣，我們接著昨天的談。”吳旭君說：“這本書的頁數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覺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問題似懂非懂。”“形式邏輯講的是什麼？”他像個嚴格的老師似的問。吳旭君把準備好的幾段有關形式邏輯的定義背給他聽。他聽完以後說：“那你就根據概念、判斷、推理舉個例子，考考你學過的東西會不會用。”吳旭君沒想到他會提這樣的問題，想了一下說：“所有的金屬都是導電體，銅是金屬，所以銅是能導電的。”毛澤東點點頭：“講得不錯，你再聯繫我們昨天談的問題舉個例子。”吳旭君想，自己從來沒把毛澤東與死聯繫起來想過，她的工作是保證他健康、長壽。另外，從感情上講，吳旭君根本不願他死，中國太需要他了。吳旭君無法在這個問題上運用殘酷的“形式邏輯”，所以她直率地說：“昨天談的事我舉不出例子。”毛澤東看著吳旭君為難的樣子說：“那好，讓我替你舉個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著手指說：“人都是要死的，這是個概念。根據概念，然後你作出判斷，毛澤東是人，看來這個判斷是正確的。那麼，根據判斷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澤東是會死的。”
毛澤東接著說：“我設想過，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種。兩年前在武漢見蒙哥馬利時我也對他講過。第一，有人開槍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車翻車、撞車難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會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讓小小的細菌把我鑽死。可不能輕視這些眼睛看不見的小東西。第五，飛機掉下來摔死。”他笑著說：“中央給我立了一條規矩，不許我坐飛機。我想，我以後還會坐。總之，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囉。”說完，他開心地大笑起來。
吳旭君聽了這些話，覺得心裡很沉重，一點兒也笑不起來。她說：“咱們能不能不說這些不吉利的話？”“你這個人呀，還有點兒迷信呢。”他指著吳旭君的鼻子說，“你是個搞自然科學的，應該懂得自然規律的嚴肅性。”
他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顏色鮮豔的紅衣服或花衣服，要興高采烈、滿面春風地參加慶祝會，然後你就大大方方地上臺去講話。”“講什麼？”吳旭君茫然地問。“你就講：同志們，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新陳代謝嘛。‘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停了一會兒，他認真地對吳旭君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裡餵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吃肥了你們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就叫物質不滅定律。”
“不能，萬萬不能。”吳旭君連連搖頭說，“平時我一切都聽你的，這件事不能聽，我也不幹！”毛澤東不再笑了，臉上顯出不高興的神。他說：“你在我身邊工作了這麼久，離我又這麼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張實行火葬，我自己當然不能例外。我在協議上籤了名的。”“你還訂了什麼協議，跟誰訂的？”吳旭君驚奇地問。“和中央的同志們袁在懷仁堂籤的名袁不信你去查遙照此辦理大有好處袁留下我的遺體會增加人民的負擔。”事後吳旭君才知道的確有這麼一份倡議書。
這麼長長一段的回憶文字，充分展現了晚年毛澤東的生死觀，其從容、豁達、明智，體現了一代偉人的風範。
1956年4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議：“所有的人身後都進行火化，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在會議休息期間，秘書把倡議書送到了毛澤東手中。倡議書在論述了殯葬改革的意義後，要求凡是贊成火葬的人都要簽名，毛澤東率先簽名。隨後，朱德、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內外同志共136人陸續簽名。當時不在北京的或沒有參加會議的部分領導人聽說這個消息後，也紛紛向中央或有關部門表示同意這個倡議。
1959年2月10日，陳雲為此還專門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了一封信。他說：“前幾年有一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自願簽名死後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會議所以沒有簽字。我是贊成火葬的，特補此信，作為我的補簽字。同時我還贊成屍體解剖的，因為這無損於死者而有益於醫學。因此，如果我死後醫生覺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來證實一下當時診斷醫療是否正確，請讓醫生解剖。”
上述實行火葬的倡議書，後來以《倡議實行火葬》為題，收入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並注為“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原件刊印”。全文如下：
人們由生到死，這是自然規律。人死以後，應當給以妥善安置，並且採取適當的形式進行悼念，寄託哀思，這是人之常情。我國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種安葬死者的辦法。其中主要的辦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廣。但是土葬佔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以我國曆代封建統治階級把厚葬久喪定作禮法，常使許多家庭因為安葬死者而陷於破產的境地。實行火葬，不佔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節省裝殮和埋葬的費用，也無礙於對死者的紀念，這種辦法雖然在中國古代和現代還只有一些人採用，但是，應當承認，這是安置死者的一種最合理的辦法，而且在有些國家已經普遍實行。因此，我們倡議，在少數人中，首先是在國家機關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根據自己的意願，在自己死了以後實行火葬。為著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漢口、長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場外，我們建議，國家還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適當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場，我們認為安葬死者的辦法，應當尊重人們的自願。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辦法，必須是逐步的；必須完全按照自願的原則，不要有任何的勉強。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有土葬的長期習慣，在人們還願意繼續實行土葬的時候，國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對於現存的墳墓，也是不能粗暴處理的。對於先烈的墳墓以及已經成為歷史紀念物的古墓都應當注意保護。對於有主的普通墳墓，在需要遷移的時候，應當得到家屬的同意。凡是贊成火葬辦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請在後面簽名。凡是簽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後一定要實行火葬。後死者必須保證先死者實現其火葬的志願。
至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沒有實行火葬而是進入毛主席紀念堂，這是那一特殊歷史年代的選擇。針對這件事，鄧小平於1980年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說：粉碎“四人幫”後，建毛主席紀念堂，應該說，那是違背毛主席自己意願的。50年代，毛主席提議所有人身後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我們都簽了名。中央的高級幹部、全國的高級幹部差不多都簽了名。現在簽名冊還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做的這些事，都是從為了求得比較穩定這麼一個思想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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