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粟（右三）和傅雷（右二）
一行到訪巴黎美院教授、著名雕塑家朗特斯基工作室
傅雷與劉海粟之間的關係陰差陽錯，撲朔迷離，其豐富的內涵耐人咀嚼，足以參悟五味雜陳、泥沙俱下的中國現代文化史。傅、劉的關係經歷蜜月、疏離、絕交、複合四個階段。傅雷辭世時年僅五十八歲，劉海粟則忍辱負重，迎來第二個生命的黃金時代，長命百歲，功成名就。
本文從“絕交”切入，解讀兩位文化名人的內心世界和他們的恩怨糾葛。
（一）傅、劉“絕交”真相是因為傅雷兒子學鋼琴？
關於傅、劉的絕交，傅雷本人有確切的文字記錄。在1943年9月1日致黃賓虹的信中，傅雷提及劉海粟，明確表示“此公與之不相往來已近十載”，而在寫於1957年的《傅雷自述》中，兩段文字解釋了原因：
其一：一九三三年九月，母親去世，即辭去美專教務，因少年不學，自認無資格教書，母親在日，以我在國外未得學位，再不工作她更傷心；且彼時經濟獨立，母親只月貼數十元，不能不自己謀生；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故母親一死即辭職。
其二：一九三七（注：實際應為1936）年夏，為亡友張弦在上海舉辦“繪畫遺作展覽會”，張生前為美專學生出生之教授，受美專剝削，抑鬱而死；故我約了他幾個老同學辦此遺作展覽，並在籌備會上與劉海粟決裂，以此絕交二十年。
劉海粟作品
劉海粟當時是上海美專的校長，以上兩段文字顯示了傅雷由“辭職”而與劉海粟“絕交”的內在遞進關係：劉海粟辦學的“商店作風”，導致了張弦的死亡；張弦的死亡，是劉海粟“待別人刻薄”的結果。傅雷寫這些文字的時候，“絕交”一事已過去20餘年，並與劉海粟恢復了禮節性往來。
然而同是當事人的劉海粟，對“絕交”卻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在《傅雷二三事》中，劉海粟這樣講述：
不久我和他為一件事，整整十年沒有往來。
傅聰很小，傅雷不讓他上學，自己教他文化，請上海樂團一位意大利學派的專家教指法，樂團指揮兼擔琴家教樂理，每天要傅聰練習鋼琴。傅雷聽覺靈敏，聽出差錯就打，這一點我很反感，勸他說：“小孩子應當上學，過集體生活，讓他全面發展，這樣打太不好了。”
傅雷說：“我教訓自己的兒子你也要管麼？”
“你用瓷盆子砸在孩子鼻子上，留下一個疤，這太過分了，我為什麼不能管？”
“我偏不服你管！”他的聲調提高了。
“你這樣做要後悔的！”
……
自那次分手之後，我一直悵然若失。想到傅雷沒有人談心，一定會很寂寞。幸而黃賓虹、林風眠兩位先生常去看他。一般的人，他不肯與之往來。
一九五六年冬天，我忽然接到傅雷的電話說：“我來看你。”
“來吧！我們全家歡迎你！”我激動得熱淚奪眶而出。
他真的來了，一切和好如初。
然而，傅聰學彈鋼琴，受老爸嚴酷地訓練甚至虐待，是七八歲到十一歲（約1940至1943年）之間，其間正是傅、劉絕交，而且又是劉海粟避禍南洋那幾年，由此可見以上的講述純屬虛構，而且從情理上講，也無法成立。
1943年，
傅雷夫婦（左）在“黃賓虹八秩誕辰書畫展覽會”上，
傅雷參與舉辦了該展覽。
同樣，在口述實錄的《滄海》三部曲《背叛》卷中，劉海粟對傅雷的辭職給出另一種解釋：美專學生的傷害導致了傅雷的離去，不經意間又扯出了自己，暴露另一種事實真相。
劉海粟這樣講述當時情形：“傅雷的脾氣本來就大，那天他也發瘋了，罵我！一個勁地罵個不歇，說我在關鍵時刻置朋友的死活不顧。我也不生氣，同他說道理。在那種情形下我就是去了，除了陪你一同死，什麼作用也起不了，但他實在是給學生鬥爭壞了，蠻不講理，什麼事情都給你弄出來罵。什麼巴結權貴、重利忘義，辦學校純粹是商店作風，嘟嘟嘟吼一大套。”接下來，劉海粟這樣為自己的“商店作風”辯護：
在那個時代，要想在中國的社會樹立起一個美術專門學校的旗幟，實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美專剛剛創辦那幾年，困難大極了！困苦顛沛，冷漠寂寥，根本談不上外界的同情與幫助，全靠自己硬撐著。……在幾乎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維持一個學校，困難大極了！後來慢慢好一些，學生漸漸開始多了，但老師也要隨著多聘，校舍也要擴大，入不敷出啊。辦學校不可能賺錢，運氣好，能夠少賠一點就不錯了。所以說，從辦這個學校的頭一天起，經費問題就一直逼迫著我，你沒有辦法不精打細算。我跟他們每一個老師也是都說明白的，這裡只能解決基本的生活，要賺更多的錢，你們要另外去想辦法。我從來不騙他們的，都是同他們說明白的。但是有一點也要實事求是講，他們出去兼職，現在叫第二職業第三職業，我從來不反對，能給的方便我儘量給。像溫肇桐，他本來不過是農村的小學圖畫老師，我把他請到美專來，聘他做教授，有了這個頭銜，他再出去找兼職就方便多了。傅雷那天罵我辦學商店作風，給老師的工資太低，待遇刻薄。一個私立的學校，沒有任何政府撥款，一分錢一分錢完全是靠自己籌集，當時候又正逢亂世，老實不客氣講，能夠支撐到最後這個局面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傅雷任教時的上海美專畫室
美專學生打傅雷的事發生在1932年11月。當時學生要罷課，上街宣傳抗日，傅雷堅持上完課，兩者發生衝突，混亂中傅雷捱了幾拳頭，後學生中有人出面阻止，風波自動平息。劉海粟強調這件事，本意是為自己開脫，無意中卻透露了傅、劉決裂的另一個因素：劉海粟關鍵時刻明哲保身，不為朋友兩肋插刀，令傅雷大失所望。 其中傅雷痛罵劉海粟的那些細節，置換到張弦“繪畫遺作展覽會”籌備會上，正好吻合。
看得出，劉海粟很不願意承認被傅雷絕交一事。事實上，在劉海粟晚年所有傅、劉關係的講述中，都是情同手足、相濡以沫的故事，其中更有傅雷對他的崇拜。從這些講述中，人們自然無法想象絕交這種事。從維護友情的角度看，劉海粟這樣做可以理解，從誠信的角度看，這種做法遮蔽了歷史真相，欺騙了後人。
平心而論，傅雷對劉海粟的指控或許不無過頭之處。作為一所私立美術學校的校長兼老闆，劉海粟自有他的難處，有他自己的立場和考慮問題的角度，倒是傅雷，有可能“站著說話不腰疼”。身份地位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立場和話語邏輯。
劉海粟
傅雷終其一輩子，都是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一個堅守書桌的精神個體戶，而劉海粟則龐雜得多：畫家、老闆、文化名流、社會活動家，多種身份集於一身，正是這種龐雜的身份，加上縱橫捭闔的能量，使他在革故鼎新的民國初年大有作為，年僅十七，沒有學歷，毫無西洋美術知識背景，就斗膽辦起圖畫美術學校（上海美專前身），在林立的同類學校中脫穎而出，成為一所當時大名鼎鼎的美術學校。藉助美專這個平臺與天縱之才，劉海粟在中國現代畫壇縱橫馳騁，聲譽鵲起的同時，不可避免受到正人君子的詬病。
傅雷指責的待人刻薄的“商店作風”，對張弦之死的冷漠反應，其實是劉海粟的常態表現，不足為奇。劉海粟並不是慈善家，在他眼裡，張弦只是上海私立美專的一名受僱的普通教員，如此而已。然而在傅雷眼裡，張弦卻是一位能在坎坷潦倒中保持完美人格的藝術家，是他不可缺少的精神“憑藉”。在對張弦的價值認同上，傅、劉的差異之大，不可以道里計。唯其如此，張弦的死才成為傅、劉絕交的觸發點。
（二）傅、劉曾經那短暫的“蜜月期”
然而，在此之前傅雷與劉海粟卻有一段不同尋常的“蜜月期”，事情於是變得很微妙。
這個“蜜月”產生於特殊的時空——著名的世界藝術之都巴黎，瑰麗的塞納河、盧浮宮、瑞士萊芒湖，構成它的背景，時間在1929年至1931年之間。
1929年春，劉海粟以教育部“特派駐歐洲研究員”身份來到法國，其時傅雷就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課。經友人介紹，傅雷成了劉海粟的法文老師、翻譯。
劉海粟作品
在劉海粟《歐遊隨筆》的文章中，傅雷的身影頻頻出現：
1929年夏劉海粟率家人前往瑞士，傅雷親自趕到火車站接應，下榻友人白格郎的山間別墅中，此後一個多月，他們置身湖光山色，寫生採風，談藝論道，其樂融融，傅雷還拍下劉海粟摘蘋果的照片，稱“這是阿爾卑斯山劉海粟偷蘋果的紀念”（《瑞士紀行》）。
1929年9月28日晚上，劉海粟、傅雷、張弦等人聚集一堂，熱議法國秋季沙龍的盛況。就是這時，傅雷替劉海粟填寫了該年度法國秋季沙龍的出品志願書，第二天早上，陪同劉海粟冒雨送畫到熙熙攘攘的秋季沙龍辦公室，申請者編號為7611，一個月後，劉海粟意外地接到了秋季沙龍入選通知書（《1929年的秋季沙龍》）。
1929年10月2日，劉海粟、傅雷、張弦三人在觀摩“現代巴黎畫派展覽會”時，獲悉藝術大師布爾德爾逝世的消息，先是震驚，繼而惆悵，傅雷說：“法蘭西藝術界蒙喪”，劉海粟補充說：“那是，不但是法蘭西藝壇的損失，也是全世界藝苑失了曙光。”兩天後他們一起去布爾德爾在巴黎的工作室出席喪儀，瞻仰大師的遺容，傅雷走在前頭，負責交涉。
另據劉海粟晚年回憶：在盧浮宮臨摹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但丁的小舟》時，傅雷為他做了大量案頭工作，將此畫的創作背景調查得一清二楚，使臨摹工作順利進行；1931年春，他應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邀請辦畫展，作中國畫學的演講，傅雷根據他的授意，寫出洋洋灑灑的《六法論》，使講演圓滿成功。
劉海粟一行拜訪巴黎美術學院院長貝納爾。
照片人物從左至右：張弦、張韻士、劉海粟、貝納爾、傅雷
在《瑞士紀行》中，劉海粟這樣寫道：“我們要了解藝術家的口味與天才，他的所以愛好某種對象，某種色彩，表現某種感情的原因，一定要在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當時一般思想中去找。為了解一件藝術品，必須要把當時藝術家的概況，周環和生活的情形極詳密地考察出來，只要翻開藝術史的各重要時代，便可發見藝術之誕生與絕滅的原因。”
這些論述與法國美學家丹納的《藝術哲學》中的“種族、時代、環境”理論非常接近。當時傅雷隨身攜帶這本《藝術哲學》，天天研讀，作翻譯的準備。他們的交談中肯定少不了這個話題，劉海粟急用先學，將丹納的理論吸收到自己的文章中。
傅、劉當時的“蜜月”之情，傅雷在《劉海粟》一文中有更充分的表達。文章一上來，就引述李爾克論羅丹功成名就之後的寂寞那一段話。這一來，無形中就將劉海粟置於“中國的羅丹”的位置。
接著這樣寫道；“一個真實的天才——尤其是藝術的天才的被誤會，是民眾落伍的徵象。在現在，我且不問中國要不要海粟這樣一個藝術家，我只問中國要不要海粟這樣一個人。”
文中以法國漢學家賴魯阿及德法兩國對劉海粟藝術的高度評價而感“惶恐愧赧”，進而這樣發問：“我們現代中國文藝復興的大師還是西方的鄰人先認識他的真價值。我們怎對得起這位遠征絕域，以藝者的匠心為我們整個民族爭得一線榮光的藝人？”
最後，作者發出祈禱：“陰霾蔽天，烽煙四起，彷彿是大時代將臨的先兆，亦彷彿是尤里烏斯二世時產生米開朗琪羅、拉斐爾、達·芬奇的時代，亦彷彿是1830年前後生產德拉克洛瓦、雨果的情景；願你，海粟，願你火一般的顏色，燃起我們將死的心靈，願你狂飆般的節奏，喚醒我們奄奄絕望的靈魂。”
劉海粟作品
文中還描寫劉海粟在巴黎的生活場景，一個藝術求道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我有時在午後一兩點鐘到他寓所去（他住得最久的要算是巴黎拉丁區Sorbonne街十八號Rollin旅館四層樓上的一間小屋了），海粟剛剛從盧浮宮臨畫回來，一進門就和我談他當日的工作，談Rembrandt的用色的複雜，人體的堅實，……以及一切畫面上的新發現。半小時後劉夫人從裡面盥洗室中端出一鍋開水，幾片面包，一碟冷菜，我才知道他還沒有吃過飯，而且是為了“物質的壓迫”連“東方飯票”的中國館子也吃不起了。
傅、劉“蜜月期”中，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就是傅雷與一位名叫瑪德琳的法國少女的戀愛。經過這次戀愛，傅雷不只體驗了東西方兩性文化的巨大差異，也度過一場人生危機。在這個過程中，劉海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對傅雷有再生之恩。
傅雷四歲喪父，沒有兄弟姐妹，孤兒寡母相依為命，母親極端嚴格甚至扭曲的家教方式，造成他峻急的性格，而峻急的背後，卻是對親情之愛尤其是對父愛與兄長之愛的渴望。劉海粟比傅雷年紀大一輪，人情世故練達，而且極為欣賞傅雷的才學。他的出現，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當藝術求道者的劉海粟與父兄的劉海粟相重疊時，他便成為傅雷崇拜的偶像，由此催生《劉海粟》這篇高調頌文。
傅、劉關係真正得到緩解是始於什麼契機？繼續關注劉海粟與傅雷「絕交18年」的恩怨糾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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