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时候，在1885年和1886年倒是有过和 俄罗斯/朝鲜 的领土相关割让交涉，要求让出 俄罗斯的波谢特湾或者朝鲜造山湾（罗津和先锋地区）地区的日本海沿海领土，后来因为战争和动乱，清政府灭亡，也就没有下文了。
有了核武器的朝鲜，估计也是看看不可能。俄罗斯就更不可能了，2008年之前，中俄之间倒是谈判过一次，后来并没有要回来半点日本海的沿海土地，因为普京和国家杜马坚决不同意。
乌字碑作为中俄东段最后一块界碑，到现在的2017年也没有立起来。乌字碑的准确位置在图们江入海口的浅滩上，在土字碑下游13KM处。如果该界碑得以树立，那么中国也就有了图们江北岸岸滩的领土主权和图们江下游13KM北半部的领水主权。
以下为引用部分：
“ 1861年和1886年前后两次中俄勘界的记文和绘图都说明“国界线由（土字）界牌沿江通向海边”，即以图们江入海口的乌字牌应立位置为中俄东界的终点。在1861年中俄兴凯湖勘界会议所绘制的中俄东界地图上，标示边境的红线到“土”字碑为止，但是李鸿章在1886年给吴大澂的电文中特意提及到“图们江口之争，由于记文不明，
乌字牌未立之故。盖图内红线专为陆路界限，其由江出口，以水为界，无须红线”，也就是说，中俄边界线在图们江入海处以上二十华里的“土”字碑地方紧靠图们江继续延伸下去，直至入海处左岸应当设“乌”字碑的地点为止。因此从法理上来讲，中国拥有从“土”字碑至入海口的图们江一半江面的主权，这一段的图们江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河，而不是朝鲜与俄国的界河。俄国人在1886年的谈判中回避了这一点，中方在1886年勘界中也未能令俄国当局同意设立“乌”字碑。 ”
“ 关于“土”字牌至“乌”字牌间的中俄边界线及领水、领海问题
确认“土”字牌和“乌”字牌的地理位置．尤其是确认“乌”字牌的位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其意义在于重新申明并确认中俄东段边界的终点问题。在中俄兴凯湖勘界会议上所绘制的中俄东界图上看，陆路红线仅画至‘土”字牌处。所以，尽管图上标明了应设的“乌”字牌的位置, 但由于“乌”字牌未设，所以，似乎中俄东段边界的终端仅至“土”字牌。这一遗误直至今日仍未解决。根据 《 条约 》 文字和当时所绘地图，重新确定“乌”字牌应在的位置，也就重新确认了中俄东界终点的位置所在，那就是图们江入海口处，而且应于其地补立“乌”字界牌，只有这样，才算是遵照了 《 北京条约 》 。
其次，其意义在于重新申明并确认自“土”字牌至图们江入海口之“乌”字牌之间的中俄东段边界向题。即然中俄东界终端应在图们江入海口处的“乌”字界牌地方，那么中俄东段边界线即应由“土”字界牌延伸至“乌”字界牌处．这段边界线在当时绘制的地图上未划红线，按
国际惯例，应以江为界。这一点，在李鸿章给吴大澂的电文中已提及，“图们江口之争，由于记文不明，乌字牌未立之故。盖图内红线专为陆路界限，其由江出口，以水为界．无须红线”（ 《 清季外交史料 · 总署致李鸿章请转吴大澂中俄以图们江口为界可照办电 》 ）。电文中指出，图们江口的争执因国界牌未立，记文不确所致，但由江出海口，以水为界，不须红线，此为国际惯例，是足以解决争端，其以水为界，非以江中之水为界，按条约文字的理解和“土”字界牌的位置，应以江岸为界．俄人所写 《 1860 年中俄设立乌苏里河至图们江口国界牌博记》在记述“土”字界牌时说：“国界线由界牌沿江通向海边”。另据 《 中俄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 》 记载：土（ T ）字界标设在图们江左岸，距图们江江口二十华里的地方。”两相对证，说明中俄“土”字牌以下的边界线应由“土”字牌沿图们江左岸至其人海口处的“乌”字牌，只有这样，中俄东段边界才是符合条约和完整的。
其三，是明确图们江江面的归属问题。既然按 《 条约 》 规定，中俄东界的末尾是从图们江左岸的“土”字牌至“乌”字牌，那么，此段的图们江就应是中国的内河，或是中朝两国的界河，而不是苏联与朝鲜的界河，这一点，吴大澂在与沙俄谈判时已义正辞严的提出：“图们江土字牌经南至海口三十里，虽属俄国管辖，惟江东为俄界，江西为朝鲜界。江水正流，全在中国境内 ”。（ 《 清季外交史料 · 中俄勘界大臣吴大澂等奏与俄勘界会员会商图们江及宁古塔界牌片》）这里．吴大澂已明确提出中国对江面的领水主权问题。由于吴提出问题的背景是关于中国船只出入海口之事，所以俄国人狡猾地回避了领水主权问题，而以允许中国船只出入海口的答复掩盖了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既然中俄东段边界还有由“土”字牌至图们江入海口之“乌”字牌一段，图们江水域自然应有一部分属中国领水，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
其四，在于明确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海口的问题。中俄东段边界的终端在图们江入海口处，图们江水域自然有一部分即是由中国内河入中国领海驶向国际公海，这是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吴大澂勘界时已明确向俄国方面提出。由于清朝方面言之有据，所以俄方不得不予以承认，但在 《 中俄珲春东界约 》 中所云：“中国有船只出入，应与俄国商议，不得拦阻”一语，语义含混，易生误解，显系吴缺乏外文谈判经验，
中俄国人狡诈之计所至。此后，中国商船曾长期由图们江出海，直至 1938 年“张鼓峰事件”后，才因日本军队封江致使出海活动中止，今天重提这一向题，绝不是一般的商贸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边界领域之问题。最后，提出中国对图们江口“乌”字牌处日本海的领海权问题，既然图们江口东端的“乌”字牌处归中国所有，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日本海就应有中国的海域（中国之领海-----引用者注），这也是不言自明的问题。过去，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尽管某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一点，但问题并未提出，更谈不上解决。而今，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关系重大，必须提出和应予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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