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厄爾斯特·莫理循（1862~1920），1897年任英國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因為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報道、對日俄戰爭的推波助瀾和準確預測而聲名大噪，對於辛亥革命的報道在當時的西方世界影響深遠。
喬治·厄爾斯特·莫理循
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莫理循對中國的社會形勢做了比較客觀的報道，涉及了當時中國的多個方面，如郵局、鐵路、鼠疫，也報道了清廷當時的活動。憑藉記者的職業本能，在辛亥革命前他已經敏銳地察覺到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
在1909年10月11日的一篇評論中他寫道：“京城高官中，滿漢人數懸殊巨大是另一個不安定因素。”在辛亥革命爆發前期，他的報道南北雙方的事態時也比較真實客觀。其中既有革命軍起義的內容，也有北方各界驚慌失措的場面，也不乏同情革命軍的文字。
喬治·厄爾斯特·莫理循在清末民初的中國
在1911年10月13日的報道中，有這樣的敘述：“比較知識分子普遍同情革命黨，對於充斥著太監和其他野蠻行徑，腐敗、墮落的清政府則很少同情。”在他的書信中，他也寫道：“我遇到的任何人，無論是中國人很少中國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訴我，他們希望革命成功。……大家為革命的成功祝酒。”
1911年11月16日，他這樣寫道：“袁世凱的到來，對中外雙方起到了驚人的安定效果，使不安定的局面得以緩和，恢復了信心，驅散了京城內毫無根據的謠言。”之後關於辛亥革命的報道，他也一直在製造這樣一種輿論，即袁世凱出任總統是必然的選擇。
作為一名記者，真實客觀的報道是必然要求，莫理循為何要在辛亥革命報道中如此明顯的支持袁世凱？而之後袁世凱確實擔任了總統，那麼時代為什麼會選擇袁世凱？
為什麼是袁世凱？
首先，莫理循的問題。從他之前的報道來看，他也算是有識之士，擁有專業的記者眼光與相當的職業素養。關於他支持袁世凱的原因，實在值得研究。後來我查閱了一些研究資料，將之總結為以下幾點：
一、態度的轉變。在義和團運動之後，莫理循收集了當時傾向改革的官員的大量資料加以報道。之後日益對其親近。從一個“帝國主義分子”轉變為同情和宣傳中國的觀察家、實行家。這是他支持袁世凱的前提條件。
二、袁世凱自身條件出眾。這尤其表現在清末新政中，1905年7月2日,袁世凱在戊戌變法後第一個奏請大清國實行立憲政體;“救亡非立憲不可,立憲非取法鄰邦不可。”之後，在取消科舉制，建造中國第一條鐵路，編排新軍，振興實業等方面，袁世凱也作出了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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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袁世凱的親密關係。莫理循與袁世凱集團可謂是交往密切。袁世凱的秘書賈廷乾和袁的追隨者唐紹儀、梁世詒、汪精衛等人，都是莫理循發表報道的重要情報來源。唐紹儀在1899年就與莫理循相識，並且經常與其會面。在辛亥革命時期，賈廷幹始終與莫理循保持聯繫，幾乎每天都有信件。
四、被袁世凱利用。辛亥革命期間，莫理循不斷髮表袁世凱的最新消息，對其大加讚揚，而這些報道經常作為《泰晤士報》的頭條，莫理循的態度大體上就代表了《泰晤士報》的態度，莫理循的報道經常被各大報社爭相轉載。這些報道極大地擴大了袁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與影響力。袁世凱試圖藉助莫理循的影響力宣揚自己，因此主動與莫理循交好。
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
五、擴大自己報道的影響力，展示自己的遠見卓識。莫理循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情報網，發表了大量獨家新聞，預測成功了許多關於辛亥革命的形勢走向。為了宣揚自己選擇的正確性，他更是不遺餘力的報道袁世凱，並極力促成他樂意看到的結果（即袁世凱擔任總統）出現。為此甚至刻意忽略一些事實。
一個很有趣的頭條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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