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早知結果，但唐啟華先生《洪憲帝制外交》仍提供了扣人心絃的閱讀體驗。全書猶如一部結構緊湊的美國大片，環環相扣，步步相連，令讀者為之凝神屏息。豐富的外交檔案固然為作者寫作本書提供了堅實基礎，但作者歷史敘事能力，猶在一般小說家之上，令人不忍釋卷。
唐啟華著《洪憲帝制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8月
袁世凱憑藉軍事實力，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左右逢源。對清廷，他施加壓力，逼其退位；對革命黨，他以擁護共和為條件，成功當選臨時大總統。以當時而論，袁的軍事實力、個人權威、在國內外的地位和影響，均無人能及。其沉浮於晚清官場多年，更是深諳政爭之技，通曉權謀之道。如徐中約先生《中國近代史》所示，袁當選總統之後，外交、內政、陸軍、海軍四個實權總長，均由其親信擔任，而教育、私法、農業、林業四個權力較弱的總長，則分配給同盟會員擔任。革命黨提名的陸軍總長人選黃興，僅擔任南京留守使一職。但袁拒絕為黃興手下五萬士兵提供軍餉，黃不久被迫將部隊解散。總理唐紹儀乃1872年留美幼童，崇尚法治。為羞辱唐，袁未按臨時憲法命令須經總理副署的規定，即將直隸總督派往南京幫助遣散部隊。1912年6月16日，唐與四名同盟會會員辭職，以示抗議。（《中國近代史》357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8月版）徐先生為革命黨人不平之意明顯，但袁氏精於權術，則屬事實。
1914年7月28日一戰爆發，袁世凱8月6日下令中國嚴守中立。其後日本對德宣戰，9月初攻擊青島德軍，11月7日戰事結束。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撤軍。1915年初，日本駐北京公使日置益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雙方2月2日以此為基礎談判。日本以軍力威逼，並以支持革命黨相要挾，企圖迅速逼迫袁世凱全盤接受。袁故意拖延，指示外交總長陸徵祥與日本逐條交涉，並將日本要求的內容洩露給英美各國，並派親信赴日，擴大日本外務大臣加藤高明與元老嫌隙。日本不耐袁氏拖延，提出最後通牒，將第五號留待“日後商協”。因內外環境不利且日本已經讓步，於是接受。雙方5月25日簽署《民四條約》，其外交達到了當時國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結果，比“二十一條”打了很多折扣。其後，袁氏制定法規在滿蒙掣肘日本，張作霖在東北貫徹抵制，使得日方條約權益無法落實，雙方衝突不斷。正因袁世凱在“二十一條”交涉期間施展的種種手段，使得日本對其高度提防，亟思乘隙摧抑。而袁世凱謀求稱帝，給了日本以機會。在袁世凱看來，日本對華野心已基本滿足，西方列強忙於歐戰，於是稍後推動帝制。（《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上）009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6月版）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條”簽字時中日代表合影
在本書之前，唐啟華曾經出版《北洋修約史（1912-1928）》、《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其一系列研究顯示，無論是“二十一條”交涉，還是推動帝制，均無證據顯示袁世凱出賣國家利益換取日本支持。在我看來，恰恰相反，袁氏稱帝失敗，前因是多方抵制日本而埋下了後患，更重要的是，他漏算了外國勢力在華格局的變化：英國因一戰吃緊，在英日同盟對中國事務由主導變為隨從。同時，袁氏低估了日本對華野心及政局複雜，以及日本各界對其個人敵意，因此一步走錯，推動帝制，其後內憂外患，滿盤皆輸。
袁世凱何時起了稱帝之心？《洪憲帝制外交》從外交史角度觀察，最遲在1915年派顧維鈞出使，帝制外交即已啟動。帝制外交的決策，均出自袁世凱主謀，其經驗豐富，手腕靈活。而陸徵祥、梁士詒、曹汝霖、陸宗輿、顧維鈞等均為主要執行者。
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中，1912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外交博士的顧維鈞參與和英美使館聯繫及宣傳工作，表現優異。7月11日，27歲的顧維鈞被任命為駐墨公使，不久轉任駐美國公使，一則聯美製日，一則收集歐美對帝制態度，並製造輿論。顧維鈞在回憶錄否認出使與帝制有關，但《外交檔案》明確顯示，顧維鈞參與鼓吹帝制甚深。（《洪憲帝制外交》45頁，唐啟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8月）
其時，歐戰演變為壕溝站，一時陷入膠著。1915年下半年，協約國東線吃緊，英國急需購得中國槍械，補足俄國缺口。為此，在1915年5月到10月，經歷了疑似騙局的巴克斯軍火案，一無所獲。其後，在1915年10月到1916年初經歷了梁士詒軍火案，購得一批軍火。
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結束，帝制運動就積極展開。8月14日籌安會成立，帝制運動正式公開化。在外交方面，9月份，顧維鈞在美國積極活動，鼓吹帝制。施肇基在英國隨時報告英媒對帝制的報道和評論，而英國駐中國大使朱爾典支持袁世凱。駐法公使胡惟德熱衷帝制，經常報告法國政府對帝制的態度，併為袁氏宣傳。外交部參事夏詒霆試探俄國態度。9月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報紙發言，表示不干涉中國內政，並稱贊袁世凱。日本駐北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也認為，帝制乃中國內政。23日，陸宗輿報告大隈重信支持帝制。這些因素，顯然影響了袁世凱的決策。
10月6日，參政院議決《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正式啟動變更國體的法律程序。各省隨後積極籌備國民代表選舉與國體投票，並於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陸續舉行。但是，這裡涉及英日同盟。10月日，日本外務省電令日本駐英國大使井上勝之助拜會英國外交大臣葛雷稱，日本擔心中國實行帝制在南方引發不安，英日應聯合行動。朱爾典在11日回覆英國外交部的密電中，建議支持帝制，並被英國政府接受。
表面看來，袁世凱推動帝制似無國際障礙，成功在望。然而，隨著10月13日石井菊次郎接任日本外相，日本反對袁世凱的勢力迅速集結。晚清時，袁世凱在朝鮮與日本人打過交道，他對日本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而辛亥革命之後，日本大陸浪人也視之為主要防備與攻擊對象。袁世凱在“二十一條”談判時的反日情緒，讓日本北進論者對其不滿，認為不推翻袁世凱，就不可能實現大陸政策。此時，日本內閣主流主張對外強硬，內閣政策受到大陸浪人及陸軍參謀本部影響，兩者都主張強力自主外交。日本軍方和浪人及輿論強烈反袁，並主張趁歐戰取得東亞外交主導地位。14日，日本閣議與英國，加上可能的俄、美、法共同勸告中國政府延期事實帝制，其主要意圖是取得對華外交主導權，讓列國明白日本的主動地位，令中國對日本的威信產生自覺。
雖然朱爾典不同意勸告，但英國外交部決定與日本合作。10月27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英國公使朱爾典、俄國公使庫朋斯齊一起到中國外交部，小幡酉吉“依據訓示用最友善態度進行勸告”，口述日本政府訓令，勸告中國政府延緩帝制。
袁世凱要維持國家顏面和對內威信，不肯對日本勸告屈服。11月1日，曹汝霖分別口頭答覆日、英、俄三國公使，稱改變國體乃中國內政，未明確說明帝制是否延期。日本認為這就是拒絕勸告、輕視日本，雙方都認為對方不尊重自己，各有苦衷和堅持，不能明白退讓。到11月9日，曹汝霖派秘書訪小幡酉吉，稱年內不變更國體，同時非正式通知列強，希望英、美、法、俄同情，牽制日本。
到11月中旬，中國各省國民代表選舉及國體投票正在審查結果，各省代表聚集北京。12月12日，袁世接受擁戴，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15日下午5時，駐北京的日、英、俄、法、意五國公使一起到中國外交部，第二次勸告帝制延期。但是，袁世凱不為所動，繼續推動帝制，12月31日宣佈，下一年為洪憲元年，準備登基。
袁世凱稱帝
12月16日，陸宗輿與石井菊次郎會晤。石井說，既然中國政府說重於他邦，而且來密詢意見，日本可與各國協商承認中國改制日期。但陸宗輿聽錯了，以為石井與大隈商議此事並報告了外交部。之後，石井16日電告駐英、美、法、意、俄各使，與所在國協商承認中國帝制事宜，陸軍參謀次長也對袁表示善意。對此，袁世凱也對日本表示善意。20日起，曹汝霖與各國接洽2月登基，他完全不知道此舉與日方正在與各國接洽的行為相沖突。當天他拜訪11月9日到任的日本公使日置益，次日又拜訪法國公使，中日雙方嚴重誤會。
此外，日本積極支持反袁分子。石井訓令關東軍司令支援東北宗社黨和國民黨。財閥大倉喜八郎借給肅親王100萬元，條件是清室復辟後，由大倉主持吉、奉森林等稅收機構。1915年12月，青木宣純中將到上海與唐紹儀及國民黨政客組織反袁運動。11月初，日本支持的蒙匪在蒙古邊界擊敗中國軍隊。11月10日，松滬鎮守使鄭汝成在去日本領事館途中被刺。12月5日，革命黨試圖在上海劫持肇和艦等船隻，使用的是日本製造，藏在日本商店的槍支。因上海動亂，日本採取措施保護日本居民及其利益，派出軍艦到上海。岑春煊秘訪日本，希望得到援助。梁啟超、蔡鍔都經日本協助，赴雲南和廣西。
袁世凱以為帝制可成，他曾寫下一紙手片：“西引入戰團東不允。東勸緩西不助。聯恐德先承認絕其所望，不敢遲認。西先任東自不能獨異。”意思是：英、俄、法等將中國引入協約國參加一戰日本不允許。日本勸中國暫緩帝制英、俄、法不幫助。協約國害怕德國先承認中國帝制，不敢比德國更遲承認，而英、俄、法先承認帝制之後，日本不能不承認。袁世凱的判斷準確，謀略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正在袁自以為得計，即將大功告成時，雲南護國軍25日起事。同一天，中日間的誤會爆發，石井怒指陸宗輿背信，雙方相互指責，外交關係事實上破裂。中國確認，陸宗輿聽錯了石井的談話。月底，陸宗輿稱病請辭。由此，日本更加不相信袁世凱，開始全面倒袁。
12月底，除日本之外的協議國列強均盼儘快承認帝制，壓制叛亂，避免德奧搶先，頻繁與日本商議。日本堅持登基與承認分開處理。到1916年1月，日本一方面保留觀望態度，一方面援助反華勢力。1月15日晚，日本拒絕了中國特使周自齊訪日，避免讓外界有利益交換的聯想。19日，大隈內閣決定不承認帝制。20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定警告中國延緩帝制，否則準備自由行動。21日晨，北京決定2月初登基作廢。協約國再無德奧率先承認的顧忌，因此追隨日本。自此，袁世凱“以夷制夷”的手段，被日本逐步擊敗。
1916年3月7日，日本內閣在陸軍建議下，制定了《對於中國目下時局日本所執政策》，要點就是打倒袁世凱，旁觀期待中國內亂擴大。在華南，日本援助岑春煊與梁啟超組織軍務院，對抗北京；在華中，策動孫文、黃興。參謀本部還支持孫文指示居正在山東從事擾亂活動，外務省對滿蒙領事發出通告，援助反袁運動。3月10日，日本人竹內維彥與孫文簽約，提供資金反袁，並換取商業利益。3月20日，竹內維彥與岑春煊、張耀曾簽約，提供資金100萬元。此外，岑春煊在日本還與鋼鐵大王久原房之助等四人簽約，借款150萬元，為運動日本中下級海軍將士在長江一帶擾亂之用，事成則將浙江、湖南、湖北礦地讓給四人組織的公司。袁世凱沒有做過的事，反袁勢力卻趨之若鶩。
3月15日，廣西宣佈獨立，梁啟超及岑春煊均有參與。這對袁世凱打擊很大，這導致廣東將軍龍繼光壓力巨大，他派到滇桂邊境的軍隊進退失據。3月22日，袁世凱發佈命令，取消帝制。他試圖對內停戰媾和，維持總統權位。但日本大力支持反袁勢力，一心要讓袁完全退出政壇。4月初，袁世凱覺得，只有對日妥協，才能保持權位，於是對日表示願意接受“親善提攜”，日本政府明確拒絕，並建議袁世凱引退。日本軍方繼續支持反袁勢力。在經濟上，日本取得英、俄、法同意，停付北京鹽款餘金，使袁世凱財源枯竭。對此，他只能挪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準備金，迫使兩行大量增發鈔票，引發通貨膨脹，擠兌潮日趨嚴重。5月12日，袁世凱政府發佈命令，兩行兌換券停止兌現，存款停止付現。這引發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物價飛漲。6月6日，袁世凱病逝。
袁世凱
縱觀袁世凱推動帝制的全部過程，袁運籌帷幄，與朱爾典及英國交好，自以為可以憑藉“以夷制夷”的策略漁翁得利，掌控局勢。但實際上，“以夷制夷”作用的層面有限，過於依賴外部環境和時勢。一旦英日同盟主從地外變化，日本憑藉實力，干涉袁世凱的決心過大，其他諸國往往不願因此對袁兩肋插刀。顯然，袁世凱未能預料這一因素。而日本各界反袁力度之大，對中國各個反袁勢力的支援和利益交換，更在其意料之外。
在唐啟華看來，外交是袁世凱帝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我看來，袁推動帝制實際是自敗。更進一步說，袁世凱的實力和統治基礎不足以支持他對權力的進一步攫取。其時，中國國力孱弱，在列強的夾縫中求生存已經殊為不易。從“二十一條”到《民四條約》，袁世凱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讓他產生了幻覺，以為通過“以夷制夷”可以克服日本的阻礙，這助長了其推動帝制的意願。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在“二十一條”交涉期間施展的種種手段，使得日本各界對其普遍忌恨，欲除之而後快。而日本對中國的野心之大，更遠遠超過其預料：它希望自己充當東亞的領袖，中國作為追隨者，爭取黃種人與白種人的種族平等。在這一點上，袁世凱顯然不可能做日本的跟班，而是極力對抗。因此，兩方的矛盾實際不可調和。
另一方面，英國及其他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持力度，不可能超過其對日本的需求。這意味著，日本由於軍事力量更為強大，在協約國列強中的分量重於袁世凱政府。因此，出於利益考量，英、美、法列強不會因為同情和支持袁世凱而開罪日本。加上一戰吃緊而無力他顧，這使得日本攫取了對華外交的主導權。可以想見，如果當時中國國力強於日本，可以對協約國提供更大的支持，日本就不可能主宰袁世凱的帝制成敗。
在我看來，袁世凱是一個老練的政客，但作為國家領導人，卻昧於現代化的潮流，缺乏世界眼光和大局意識。以其身為總統還想恢復帝制的作為來看，他要搞的顯然不是大權旁落的英國式君主立憲制，而很可能是與中國古代類似，君主大權獨攬的帝制。因此，就算袁世凱1916年搞成了帝制，中國也不大可能會得到國際社會提攜和幫助，一躍而走上康莊大道，成為強國。更有可能在內憂外患之下，進一步混亂和分裂。因此，袁世凱的悲劇，很大程度是種豆得豆，種瓜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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